【新唐人2013年10月18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游行示威致中共中央公开信
尊贵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我们几个是原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和一个右派死难者之子，决定依法用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维权诉求。这是因为，我们用其他方式提出的要求，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回音，还受到“维稳”非法监控打压。
一九五七年，我们是十七岁至二十三岁的在校学生，所谓风华正茂。我们出于爱国动机，关心社会进步、民族的命运，勇敢地写大字报和发表议论，建言献策，却被非法打击成右派分子，受到劳动教养、劳动考察等严厉惩罚，未能完成学业，还在精神和肉体上饱受折磨，家属受到株连，在各方面惨遭极大的迫害。一九七七年，北大党委的一纸通知“改正”，原来我们都被“错划右派”了。
一九九五年以来，我们要求北大党委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写了无数给北大党委和中共中央的信，多次上访北大，都没有结果。这使我们很痛苦，深感我们国家没有公理和正义，有的只是无理和强权。
为此，我们依法行使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呼吁社会关注，依法维护我们固有的合法权益。
损坏东西要赔，天经地义，为什么中共中央对我们的合理诉求始终置若罔闻？装聋作哑？
我们的要求如下：
一、由错划我们为右派分子的单位赔礼道歉；
二、以现金的方式赔偿我们所遭受的精神损失、肉体折磨和经济损失；
三、公布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反右派”的有关档案资料，补充这个时期的北大校史。
你们的意图很明显，无理拖延，不理睬，等我们这些右派都死光了，右派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这很阴暗，很可耻！
历经五十四年的磨难，我们这些当年的青年学生，都已七老八十，老病缠身，时日无多，我们决心在临死之前，发愤一搏，以死相争，决不带着遗恨和窝囊进棺材。
我们当中唯一的右派死难者之子俞梅荪，其父在一九五七年因错划右派，不堪忍受凌辱，跳楼自杀，其弟弟受刺激患了精神病，至今没有得到昭雪和赔偿。其本人遭受冤狱，至今没有平反。
写信人（按姓氏笔划为序）：
姓 名 所在系 退休单位
王书瑶，物理系，国家税务总局；
纪增善，化学系，北京光华染织厂；
沈志庸，物理系，北京第四制药厂；
俞庆水，地质系，首钢建材化工厂；
博绳武，物理系，北京瑞普电子集团；
燕遁符，物理系，北京纺织职工大学；
俞梅荪，法律系，右派死难者之子，受冤狱无业。
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
响应者众。
刘凤鳞（七十八岁，原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实验室二十四岁实验员右派分子，一九七六年起上访清华党委，持之以恒，至今无果。）：我正思念被打伤的北大闫桂勋难友，读此文，心潮激涌，魂飞心裂！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这就是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吗？向北大七君子、右派老英雄们致敬！你们的维权行动已为历史留下了深深的脚印。我远离北京，心向往之，作诗赞颂。
今年伊始，我依照《国家赔偿法》向清华当局递交《索赔申请书》，大大超过法定的两个月回复期限之后，清华当局依然装聋作哑，日前我已致周永康公开信。近来我在微博中呼吁右派维权，七月一日被警方约谈！但没什么，我不怕。
北大难友是楷模
北京国府灯下黑，耄耋老人滴血泪。
游行申请被封杀，自由行动警察卫。
正义人性理难求，七君声言赛夜雷。
是非置于阳光下，史学犬儒论功罪。
北大难友是楷模，公正良心燃似火。
耄耋之年唤人性，依法维权被禁锁。
枭首呓梦定是非，人间地狱血泪河。
以人为本水中月，法治人权骗术多。
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对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扫荡。独裁统治是造成一切祸害并使冤案至今无法纠正的罪魁祸首，现在各个方面的弊端都和独裁统治有关。现在很多右派受害人要求伸张正义，最终目的是对民主的呼唤。
右派的教训是惨烈的，但作为历史来总结这个教训，则可以把它总结为一条常识：知识分子误把毛泽东（共产党的化身）当成人来看待，其实他没有一点人性、人味儿，纯粹是魔，是吃人的魔王。为什么不说他是吃人的野兽呢？因为野兽没有他坏。从另一面也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误认为毛泽东会把他们当成人来看待；但人是目的，毛却把一切人都当成工具、炮灰、牺牲品；人是有人格尊严的，但毛却可以侮辱、践踏一切人的人格；人是有人权的，但毛对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杀予夺……这条教训归纳为：误把应打倒的人民公敌当成应供奉的人民领袖。单从反右派运动的性质而论，只有弄清楚了“一手定乾坤”的毛泽东民族败类、党的败类、家庭败类的本质，自然就会为他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做出断然的定性。像他这样连对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儿女都要做出彻底背叛和无情牺牲，只对自己负责的人，只会专门利己、毫不利人！一生只为一个“权”字而斗争，发动反右派运动就是两眼盯着这个“权”字。本质地讲，他发动的所有运动以及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夺权、保权、扩权。大处着眼在政权，落到实处就是性交权。自古，人称坏皇帝是“荒淫无道”，可是，再荒淫无道也坏不过当代的“铁鸡巴”（这是萧三对毛泽东的封号）。总之，这现象、那现象，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罪大恶极的是毛泽东现象；从血管流出的是血，从喷泉喷出的是水，流淌在阴沟中的毛泽东思想只能臭而不可闻也的污秽。
冯志轩一九五七年在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提出以下意见：一、要治理国家，需要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不能搞运动，否则会搞乱人心，侵犯人权。土改中乱打乱杀，肃反中乱批乱斗，很多好人受伤害。公安怀疑谁是反革命、敌特什么的，要有证据，不能私立公堂，乱批斗。二、在建设国家方面，要大胆使用人才，不要有门户之见，要任人为贤，不要任人为党。但共产党是不考虑德才，只考虑是否是党员，这个干部路线不可取。三、对干部的管理、档案制度等不尊重人，不利于人才的发现和成长，也不利于国家建设。四、共产党在执行政策方面，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冯志轩因此被打成极右份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九五八年二月到一九七八年八月一直被关押在青河农场劳动改造。一九七八年回到国务院下属的中央机械工业部担任总经济师。
冯志轩表示：“划右派的经历我没什么后悔的，因为我问心无愧。我为我的说真话感到骄傲。我觉得很充实。错的不是我，而是共产党错了，是他们违反了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一个党没有权力做处置，即使我犯罪了，应该由国家机关处理，更何况我还没犯罪。”“这场悲剧的根源虽然主要是毛泽东，但也不是一个人造成的，而是整个共产党学说、理论、政策、制度都是错的，即便换成其他领导人，也要发生同样的运动。因为共产党的理论、制度方法都是错的，因此这些运动和悲剧是必然的。上个世纪共产党运动都一样。”
他说：“共产主义理论整个体系、系统都是错的，必须被否定。共产党不可能变好，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在中国，共产党高干政治经济都是权贵经济、官商结合，都是党文化培养出来的标准件，不可能改变。”
这就正确的反映了反右派运动及其历史教训。那些仍寄希望于共产党会搞政治改革、民主转型、改良主义的人们，既不吸取历史教训，又对中共头子嚎叫的“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些顽固不化、反动之至的言论，充耳不闻，继续昏睡不醒。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