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5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社会主义是带着病入膏肓来到人间的，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了这一天机。当时铁托把斯大林的罪恶归结为“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捂盖子，发表了两篇文章，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与铁托针锋相对，蛮不讲理地断言：“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
事到如今，出现了难题：是“纠正”毛泽东的私人品质，还是“纠正”社会主义制度？邓清楚地知道，毛的品质是臭而不可闻也，一揭，臭气熏天，准会丧尽党的“历史光辉”，甚至陈云说：“我们这些人也站不住脚”。自然的结果，便是毛与党偕亡。邓小平根据“猫论”的基本原理，决定不学赫鲁晓夫揭露、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权且对《再论》这个经过政治局正经八百的讨论而作出的定调，来个不宣而废；邓要来“纠正”社会主义制度，但也并不真纠正，只是轻描淡写、吞吞吐吐地说成是“受了历史上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而已。与邓小平的“残余影响论”相比，倒是林副统帅对这个所谓的“新中国”的社会性质，说得痛快，度老实：“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是一个借马列之皮、效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五七一工程纪要》）林说的“互相残杀”是不太对的，因为绞肉机掌握在毛手里，只是他单向地残杀臣民；林家父子被逼，倒是想“互相”一次，可惜也没有成功。
邓小平以毛“晚年的错误”划框框，以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为遁词，把罪责推给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在让我以邓和林彪的共识——家长制为例，来进行剖析：
邓说：“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邓小平文选》二卷第二九零页）
这首先与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合，谁不知道他的专断独行的劣根性其来有自？跟遵义会议前，肉体消灭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英及富田事件大屠杀一脉相承的，遵义会议后的延安整风，残酷斗争，冤杀无辜，不是铁的史实吗？
其次，又与逻辑相背：说不通怎么后来会来一个突变呢？问题的实质是，这段期间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毛派分子掌权，对主子的家长制逢迎有加；周恩来、李立三等这些原非毛派的分子，都已成为恶婆婆面前临渊履冰的小媳妇；汝不见毛对周恩来等欺人太甚、至死方休吗？待中共受苏共影响，在八大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把以他的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从党章中去掉，他便一触即跳；及至庐山会议，彭德怀站在非常正确的一面，又以非常正确的途径“触”了一下，他便歇斯的里地跳了八丈高。
事实是，不仅他是搞家长制的，其他中共领袖，如邓所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同上，二八九页）让时间顺延至今，你邓小平是不是搞家长制的？他江泽民是搞什么制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你们的家长制使你们的国家机器变成了绞肉机。邓又说：“这种现象……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同上）——这总算是应该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因素吧！辛灏年先生曾指出过：“他们硬要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拉来为中共的犯罪现实作替罪羊罢了。”（《谁是新中国》第五六四页）
试看与中国文化不沾边的国际共运：被毛奉为教皇的列宁、斯大林，“唇齿相依”的金日成父子，“天涯若毗邻”的霍查，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波尔布特……哪一个不是搞家长制的？哪一国的绞肉机不是机器隆隆，血肉横飞？波尔布特政权，竟能够绞杀二百万人民，包括二十万华侨，而柬埔寨人口总共还不到八百万人呀！
说它是封建主义，不错，但它更恶劣，它拒绝了封建主义的精华部分；说它是法西斯主义，更对，但它在消灭私有制，把人民剥夺得精光这一点上，在思想控制上，却是德、意、日任何一国法西斯所望尘莫及的。北大右派学生领袖谭天荣在物理系同学的辩论会上发言道：“现在的出版自由还不及资产阶级社会，比不上希特勒德国……比希特勒的检查制度还要糟。”说它是吃人的社会，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成万、上亿地吃！它的领袖是吃人魔王，吃肉不吐骨头。总之，把它与什么相比，它总比什么都坏，所以就别比喻它是别的什么了，它就是它自己，是让人人充“公”、领袖化公为“私”的共产极权制度。
毛心黑、手黑，政治操作过程是黑箱作业。最近，张戎的书《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问世，简直是引起一片惊呼。书名便回答了惊呼的原因。前香港总督、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在《泰晤士报》上评论道：“谁是二十世纪最邪恶的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读者在读了张戎的书后都会确信：中共前主席毛泽东是最邪恶的暴君。张戎重写了现代中国历史，这是一本具有爆炸性的书。”英国的《每日邮报》评论道：“没有几本书是注定可以改变历史的，但这一本书将改变历史。”《观察家报》说：“这本书所揭露的事实，将会把我们对毛泽东的看法全部都推翻。”《每日电讯报》说：“二十世纪犯的最大的错误中，西方的左派、政客等对毛泽东的热情是最愚蠢的。”
左派固然愚蠢，我是右派，右派就不愚蠢吗？同样愚蠢。问题是中共的黑箱太严密了。张戎夫妇在十二年中查阅了很多档案，但是，裹卷着最大量脓血的档案的大本营，却被铁封在中国。所以，我以受共产党半个多世纪迫害的经历断定张戎有朝一日仍会感叹：“事实证明，我的这一想法，还是将共产党估计得太好了。”——这句话写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四五一页上，是与毛二十二年朝夕相处的李志绥说的。我作出这个“断定”的根据有二：一是每次新的档案材料解密，都会让世人再次目瞪口呆；二是，毛泽东、共产党之坏，是能把人们的想象力考验垮的。无论你往多坏处想象它，当新的材料暴露时，你仍会重复一次李志绥先生的经验：“事实证明，我的这一想法，还是将共产党估计得太好了。”我再举一个人所周知的例子：许多人，包括林彪、“四五运动”的群众和民主人士，都觉得骂毛为秦始皇就够狠了，但毛却恬不知耻地回答：“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这个例子说明，你估计他的坏，只是他实际坏的百分之一。张戎说：“毛泽东的真实人生确实告诉了我，也告诉了人类，其实民族的灾难是人祸，中国人是毛泽东要称霸世界的野心的实验品。”（《世界周报》一一零九号第二十页）她说的话很平凡，道出了平凡的真理，却揭示出毛最本质的品质，和中共制造的悲惨人祸的罪恶之源。这才真正是实事求是的。
顺着邓小平的思路，便会提出：制度与人是什么关系？制度是制（约）人的，又是人制（造）的。共产制度与毛泽东是坏制度与坏人的关系，于是乎，毛泽东选择了共产极权制度，和共产极权制度选择了毛泽东，彼此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毛泽东造就了共产极权制度，和共产极权制度造就了毛泽东彼此是鸡、蛋互生，狼、狈为奸。所以说，毛泽东坏多很，共产极权就坏多很；共产极权坏多很，毛泽东就坏多很，互相促进，推波助澜，恶性膨胀，坏上加坏，卒致坏到“史无前例”。认定这点，就不会为换汤不换药所迷惑。如果一个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或瞿秋白、彭德怀、胡耀邦等，身上具有某些与共产极权不相容的素质，则必定会被他的同志们所吃掉。所有能如鱼得水的飞黄腾达者，皆为一丘之貉。牟宗三当年说：“共产党耍的那些文字魔术，都是没有意义的话，你听他那些话干什么呢？偏偏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去捧叶剑英、邓小平，你捧他作什么呢？其实，说穿了，还不是一丘之貉。当年邓小平作副总理的时候，还不是顺着毛泽东的话转，还不是一样地拍马屁。根本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的本质即是彻头彻尾的摧残、斲丧人的廉耻。”（《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黄花岗》杂志，总第六期。）
至于毛泽东与孙中山创建的三民主义、共和制度，则是坏人与好制度的关系。坏人必然要破坏好制度，因为，如邓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而他偏偏要“任意横行”，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他就要选择具有奴隶主、封建主，兼具法西斯性质的一人专权的共产制度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选择“一边倒”的个人政治动机。张戎震撼世界的新书要说明的，归结为一点就是：“他（毛）的一生从头到尾就是推翻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复辟了封建君主制。“（《世界周刊》，一一零九号）换成鬼话来表述，就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只要是生活于其中、秉承良心、敢于正视现实的，都和李志绥先生一样，认清了所谓的“新中国”是复辟了清朝般腐烂的旧中国：“这几年的生活，对我的精神是极大的打击。我所期望的‘新中国’（引号是李志绥原有的——紫丹），已经是《红楼梦》中的贾府。”（《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三四零页）以同样的铁的事实根据，以同样的不可反驳的逻辑论证，运用同样的精确的语言文字，表达同样明朗而毫不含糊的科学观点，得出同样的如泰山般坚挺不拔的结论的，是辛灏年先生的呕心沥血的巨著《谁是新中国》；仅从书名，就可以窥知其论述主题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后来的这些认识，是与当年右派反对“党天下”的命题一脉相承的。
毛为使这个血腥的制度，社会的肿瘤，不被人民割除，不被党内修正，他在选接班人上煞费苦心，算尽机关，要留下恶性肿瘤的遗传基因。他选刘少奇，废掉；选林彪，废掉；病中交班，选周恩来，也作废；选王洪文、邓小平、还有不知何故胎死腹中的毛远新，统统作废；最后选了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对此，《晚年周恩来》一书揭露真相，说明他并不“放心”：
“鉴于党内外翻案势力的公然挑战，毛泽东决定加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部署身后的人事安排。他知道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不得人心，让人传话给张春桥，要他‘让一下’，转而点名指定‘老实人’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上迷人耳目；同时以‘生病’为由，把和周恩来靠得太紧的叶剑英‘挂’起来，改由与毛远新关系密切的陈锡联出掌军权。
“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安排，骨子里打的主意仍是让党内文革派掌权。为此，毛在把华扶上来后，又特意向他交代：‘如有事，找江青。’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第六零四页）这里叙述的真相，已为江青咆哮法庭所证实，她说在六个字后面还有六个字：“如有事，找江青”。
说明毛泽东耍阴谋，活到老，耍到老。本文前已指出，他要在死后要江青作党的领导人，“抓党务的要硬，不能含糊、左右摇摆，这一点江青有资本，能管理好。”这就决定了华国锋只能是个桥梁人物，华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他要“一举粉碎四人帮”，以防他们过河拆桥。但“桥梁人物”是他的宿命，所以终于未躲过邓小平的过河拆桥。华祭出“两个凡是”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政治宿命。毛在政治上为所欲为，到了荒唐的程度。他把选定的接班人载入党章和宪法。可党章和宪法上都明文规定，党和国家领袖是要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下一届你毛泽东当不当主席？从法理说，不能铁定。你都不一定当选，却把你的接班人法定下来，这不太滑天下之大稽了吗？其实，在党文化里，这一点儿都不足为奇。看一例而知天下乌鸦一般黑：恶贯满盈的齐奥塞斯库，被人民处死，却是在此前召开的罗马尼亚全国党代会上，全票当选的最高领导人，当然也少不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长达X分钟。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我们不是司空见惯了吗？它足以说明：共产制度下的宪章、党章、代表、代表大会、群众集会等……统统不过是分文不值的摆设一类的玩艺。不过，毛的做法也太奚落了这些玩艺儿了。在这里也同时说明，你再也别把经过导演的所谓的群众呀、代表大会呀的山呼海拥，看成是得民心的表现了。说不定“激动人心”的下一步就是完他的蛋！我将此命名为“齐奥塞斯库现象”。赫鲁晓夫鞭尸斯大林；华国锋在“主席尸骨未寒”（江青语）时就一举粉碎他的文革派；这都有点儿齐奥塞斯库现象的味道儿。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