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1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四 坏人与坏制度的关系
说他极端黑暗，是指他政治目的落伍、反动，政治过程黑箱作业，思想阴暗，道德沦丧，生活糜烂，造成中国社会比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还严酷、还禁锢、还黑暗。
（一）私欲膨胀，人民遭殃
反右派斗争的实质，就是毛泽东要扛住历史的闸门，堵塞民主的潮流,倒拨历史的车轮，抗拒世界现代文明的进程。
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国掀开了现代史的第一页。继续挺举和捍卫这面三民主义旗帜的，是领导北伐、打倒军阀的蒋总司令，是领导浴血抗战、取得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第一次全面胜利的蒋委员长。从此，中美英苏并称“世界四大强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此才真正站起来！
是治国无能、乱国有罪的毛泽东，反对民主共和，复辟君主专制，推翻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瑞金搬进了北京。从此，大陆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站出来”了！（开斗争会时，最普遍的程序就是首先喝令斗争对象：“叫他站出来！”）
对这个政权的定性，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至今仍未获“改正”的右派分子林希翎女士，当年把它叫做“封建的社会主义”；林彪副统帅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写道：“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压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是一个借马列之皮、效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相形之下，总设计师邓小平就说得轻描淡写多了。奥女士说：“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他在回答时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他谈到“搞特权”时说，“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邓小平文选》二卷第三零五、二九二页）可邓小平“自己”（也是自己！）却把第三代和第四代接班人，连儿带孙一并“选择”了出来。所以，也就甭单说某人或某事“是沿用了封建主义的做法”或“封建主义残余尚未肃清的表现”了。干脆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就是这个东西。”说是“科学体系”绝非诬指，朱德的秘书提供旁证，说一九五零年五•一劳动节，是毛亲手加上了最后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当年孙中山曾怒斥、力拒别人喊他“万岁”，认为既推翻了帝制，就要消灭这一套封建玩艺。至于到文革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更是喊声震天动地，让他过足了皇帝瘾。
从大学生到副统帅、到总设计师，三个人程度不同地都承认了毛共政权是封建主义性质的。而我则说，它只承袭了封建主义的糟粕；马克思说的封建社会的“脉脉温情”；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温良恭俭让”；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百姓说的“纳了粮，自在王”等等，都叫毛验明正身，执行了枪决。还有，在经济上，封建社会还有大量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即便按马列控诉封建社会的说法，农民也还有半独立人格。
可“解放”后呢，说地主、富农、资本家是剥削者，共产党要打倒剥削者、解放被剥削者。而作为被剥削者的农民的遭遇又怎么样呢？共产党搞了借刀杀人、借题发挥、借头过关的土地改革，农民刚分到土地，不久就来了合作化，土地便又倒手被变相剥夺了去。接着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吃饭在公共食堂，组织是军事化营（生产大队）、连（生产队）、排（小组）；生产战斗化，劳动是大兵团作战；生活兵营化，农民成了社员，一切行动听指挥，完全身不由己，甚至连农民的生活资料如家禽、家畜、树木梁檩、铜勺铁锅……也被无偿地收公，属于他的财产只有 随身带的“一双筷子、一个碗，还有一个铺盖卷。”别说你的财产权，即便你自己的身子，也成了“磨道的驴——听吆喝”，任人调拨。你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也得服从命令上山去大炼钢铁；有的小脚老太太用手巾包几个石子搬来运去。农民连封建社会的半人格也没有了，反而又兼具奴隶社会的奴隶身份了。
当然，不止是农民，而是全民！北京大学才女、当代中国崇高人格的代表、右派分子林昭女士，以“中世纪的遗址”、“奴隶社会”，直接定义这个“极权主义”政权；历史学家辛灏年说：“中国大陆全体人民，在实际上便成了在奴隶制度下的，无任何人权与民权的奴隶而已。”（《谁是新中国》第五六七页）这是何等地准确、透彻、全面、毫不含糊啊！说中共政权是封建主义固然有道理，但它却更具有奴隶制度的特征：士、农、工、商不就是士奴、工奴、农奴、商奴吗？黑五类不就是黔面的罪奴吗？
孙中山先生说他的三民主义是发财主义，为大家谋发财。这个主义不但不侵犯私有财产，而且增加你的私有量。但是，决不能损公肥私。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任何人、任何党派皆不可得而私也。革君主的命就是要把天下还给天下人，是谓“天下为公”，是谓“博爱”。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五卷第一九八页）
他声嘶力竭地教唆不要讲良心，不要仁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经过痛苦的观察、血泪的体验、科学的分析研究，得知毛的共产社会，是专制社会、奴隶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择劣组合：极端贪婪地“共”别人的“产”，就造成了“人人为公，天下为私”的局面。天下为最高奴隶主毛一人得而私也，再扩而大之，成为全世界的奴隶主，这就是毛的终极关怀；说别的，都是假的。据别人揭露，右派分子章伯钧早已对中国这种局面有所觉察，他曾说过：“中国这样大，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当时党员数），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
揭示毛政治上的反动落后、开倒车，可以从他的极端独裁、滥杀无辜、路线斗争采取肉体消灭、阶级斗争为纲，破坏科教、文化、艺术、生产等等数之不可胜数的各个方面；但考虑到中国的主体是农民，按毛泽东思想讲，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而农民又是毛打天下的主力军。因而，弄清毛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其他问题自当皆可触类旁通。
如上述，土地改革，农民分到土地，这是得到的唯一实惠。但也不是白吃的午餐，而是以战场上农民的儿子积尸如山为代价（当毛主席拿着红蓝铅笔，在跟解放军将领笑谈“人海战术”、规划攻城战役的时候，说：“我们准备牺牲二十万战士，拿下这座城市。”这时候就会有二十万个活体，通过毛的笔尖变为尸体）。随后合作化，土地就又给“共产”了。叫农民缴公粮、卖余粮，实行统购统销，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盘剥农民，用户口政策使农民沦为二等国民，受到不平等待遇，例如就业、子女升学、卫生医疗、统销物品及其它紧缺物品凭证、票、券等的供应；特别是在饿死的四千多万人中绝大多数是可怜的农民。
毛泽东哄骗得他们团团转的，是让他们残害地主、富农及其子弟，平时歧视他们，占他们的光，让他们干脏活、累活、得低工分，贫下中农优先干俏活（活轻工分高，例如培养一种肥料菌种“九二零”。因他们缺乏科学知识，又不肯钻研，结果都失败了。反正只要高工分拿到手就算。民谣作证：“九二零，九二零，养了一班儿寄生虫。”）；在开会，或运动中，要地富站到或跪到前面挨镇压、挨斗争，是家常便饭；还要做惩罚性的义务劳动：剥夺一切权利，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就使贫下中农产生优越感，感谢毛主席让他们翻了身，把地主、富农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轮到了我们在你们头上拉死拉尿了！”到了忆苦思甜的时候，还可以给他们甩一脸鼻涕、唾沫。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永远跟着毛主席，世世代代不忘本！贫下中农并且被吓唬：地富梦里都在想复辟，一旦地富复辟，我们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后就言出法随，就唆使农民斗争几个阶级敌人，要他们交代复辟梦、变天帐。这就是为什么毛把农民害到这一地步，还能受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颂的原因。
河南省副省长、河南大学老教授、民盟中委、河南省主委、右派分子王毅斋先生，因看到农民受共产党的害，而又不辨好歹，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愤然说道：“党团员带头卖余粮，现在没啥吃，饿死这些孬孙，活该！”（《河南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要说“活该”，不仅是农民活该，知识分子也活该，民主党派也活该，你王老也活该，我划右派、住监狱也活该；谁叫我们以拥护邪恶的共产党为进步、为光荣来？埋怨“活该”无济于事，不如总结教训而利于行。但愿你、我、他、她，谁也不要再办“活该”自食其果的蠢事了。
由于毛极端自私的本质，决定了他“宁负天下人”；把“为人民服务”当作“羊头”挂，而实际上置人民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走共同贫困的道路。这便是毛所谓“革命”的真谛。和充分体现这个真谛的年年革、月月革、天天革的革命的历程。请看毛泽东的革命哲学——下面我要原字原句，照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封面标明“高等教育哲学教材”，由郭建宁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纲要》第一一四页上的“一、穷社会主义”（无需我指明，作为教材一定是持官方性质的马列主义观点）：
列宁说过：“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明确地否定了列宁的上述观点。他写道：“列宁说过‘国家愈落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就愈困难’。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不正确。实际上，经济愈落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越要革命。”
毛泽东这段话，反映了他越落后越容易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信念。而这一信念，又集中体现在他对“一穷二白”的赞赏上。
毛泽东最早论述“一穷二白”的意思，是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当时还叫“一空二白”，是他在二月十四日听取三十四个部委汇报时的插话中提出的。他认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中国的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后来公开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这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论十大关系》的末尾，他说：“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红旗》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说：“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着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里，毛泽东看到一张白纸没有负担，但却忽略了一张白纸也是没有基础啊。（紫丹按：毛未曾“忽略”，只是白纸更利于他笔意纵横、肆意挥毫。他说：“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可见不简单即不“白”，就要戴紧箍咒，即戴右派帽子。）
在由衷地赞赏“一穷二白”的同时，毛泽东对“富”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他认为，现在中国人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低，“中国变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准，她就不需要革命了。西方世界的财富已成了他们的缺点，这些缺点使其不再想革命……他们生活的高水准，还没有我们的文盲来得好。”
据此，他对农村中富裕中农不敢冒富大加赞赏，认为是好事。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担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
一九五九年底和一九六零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经过阶级斗争，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丑，这是个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已在政治上压倒了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的优势。”他还对外国评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的观点表示赞赏，认为这话讲得好，因为穷就有压力，就要革命，就要不断进取。“富了，事情就不妙，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不仅表示了对资本主义“富”的担忧，同时也表示了对修正主义“富”的担忧。他说“不要老是挣钱，挣来了钱就乱花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高薪阶层，先出现在文艺界。”
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泽东以穷为荣的思想发展得更为严重。一九七三年六月，他说，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我看，越穷越好，就想革命啊！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还说，中国现在还很穷，穷了好，比你们富好，人一穷，他就要斗争。
从以上毛泽东的论述可以看出；穷是光荣，穷要革命，穷比富好，富了，就不妙了，是贯彻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一个重要思想。
抄书至此，喟然兴叹：就算是历史上的暴君加昏君，也只是暴虐无道、骄奢淫逸，只顾自己享乐，不管百姓死活，或因昏庸无能搞得民不聊生。有谁像毛一样，居心（居然是居心！）要让老百姓挣扎在饥饿线上以保持其所谓的“革命性”呢？他惟恐人民不穷、不白，他不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相当初，人民跟他闹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时光吗？现在成了屎壳螂撵屁扑了空：“目的是没有（？）的，革命，革命，再革命！革命就是一切！炮灰就是革命的价值观！”
因为我出狱后又在农村监督劳动十六、七年，所以对农村、农民比较了解。农民把这种饥饿政策理解为“饿鹰策略”。他们说：“打鱼人只有让渔鹰总是饿着肚子，它才有下河逮鱼的积极性，一但吃饱，它就懒了，不动了。”他们还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只有文盲才会有的说法：“社会主义制肚（度）——社会主义是专门制人民的肚的”；“社会主义肿（总）路线——社会主义是一条叫全民浮肿的路线”；“社会主义高草（潮）——农民听干部宣讲毛主席编写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说：“合作化前，从没见过田间的草长这么高；原来这就是主席说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高草’！”；“人民公社是瞧粮（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入了公社，瞧着粮食大车小车都缴上去了，恐怕到不了共产主义就全都进了天堂”：另有，农民与布谷鸟对话：
“布谷布谷! 你吃的啥饭？”
“菜汤糊糊, 菜汤糊糊。”
“你咋不吃五谷？”
“粮食制度! 粮食制度！”
为了革命，必须“饿鹰”。这就无怪乎谁主张发展生产力，毛就给谁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 给予斗倒斗臭了。文革时, 哪个领导人提倡“抓革命促生产”（本是毛提的左倾口号）, 他就指责你意在以生产压革命。
毛泽东思想是主张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这个革命胜利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一阶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国的命革了一个段落，就该由中国的工农用小米加步枪去解放那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的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洋阶级弟兄。假定全世界一片红彤彤，革命化了，即都过上喝大锅清水汤和三人的布票够买一条裤子的日子，这时若问：被激发出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劲头是否该指向外星球了？以争当“世界革命导师”为革命唯一目标的毛泽东，已死不瞑目于阴曹地府；虽然他的徒子徒孙们掀起一阵阵毛泽东热为其招魂，但他已变为分子、原子、电子、质子、毛子……重新组合而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经过一个轮回，毛泽东总算对农田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实现了产生于延安整风时的毛泽东说的“狗屎可以肥田”。而后，于一九五七年又产生了一个同价命题：“毒草可以作肥料”。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