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7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五] 《谢觉哉日记》中的有关内容
如果有人不相信国民党方面的报道或者外国人的记载，那么在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老先生的日记里到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谢觉哉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下面摘录几条关于“特货”的情况：
一]“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从这里可以看出，仅“特货”一项的收入就足够边区政府的支出开销了。）
二]“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货的不得了。）”（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特货”之多，都到了跌价的地步。）
三]“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四日，“特货内销”该不是指就地卖给当地群众吧？难怪会出大乱子。）
四]“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出售“特货”的收入减去购货开支，还有大量顺差，竟不下两亿元。）
从谢觉哉日记中的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特货”的经营几乎是边区唯一的大宗收入来源，且使得贫瘠的边区得以扭“亏”为“盈”，是我党我军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谢觉哉的日记里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退伍军人，用其积蓄买了几两“特货”，准备外出出售，结果在关卡被查扣没收，于是“变穷了”，一贫如洗，回来后向边区有关政府部门要求经济补助。从这一事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特货”交易的确是赚钱的买卖，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并非个别；二]“特货”不允许私人交易，而是“公家”的专利，这点和彼得日记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当年边区种大烟的秘事也曾得到当地农民的证实，当人们询问一些上了年纪的陕北老农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共产党让种的咧。”
[六]“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同志
在中国大陆，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毛泽东有个“老三篇”，一篇是赞扬神话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赞扬“国际主义战士”的《纪念白求恩》，还有一篇是赞扬一个士兵的《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提到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他“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于泰山”。
但近来网上有人撰文，揭出张思德原来并不像《毛选》中注释的那样，在烧炭塌窑而死，而是在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鸦片）时，因为烟窑崩塌被活埋而死的。为什么这种事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也不难理解，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人去干。事实上，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只可叹的是，烧烟英雄居然也被立作楷模，还让全国人民学习了数十年，也真是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七] 李锐、范元甄提供的史料
李南央编辑的《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一九三八年-一九六零年通信、日记集（下）》（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有多次关于鸦片的记载。
范元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信“我带的代金还未动用，这次干部队带大烟的人多极了，夏淑贤等都是二、三十两。”原注：代金指鸦片。从延安出发时，干部带了一些鸦片以代现金之用。（页十七）
李锐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日-十日信：“代金不需要用就暂不用它，除非将来要离开东北再换。”（页二十九）
范元甄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信，“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几百两的烟土，我觉得调查一下她们的经济来源原则可了解一批男干部的情况。真富得不象话。”（页八十）
李锐说：“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页八十一）
[八] 坚持六年大种鸦片
辛灏年先生，他在《谁是新中国》巨著中指出：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 ——《南泥湾》，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人民却根本不知道，“花篮里花儿香”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因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不是种的粮食，而是种的罂粟，即鸦片。这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不啻有石破天惊之感。作者于一九九五年初访问台湾时，曾查证了这一说法。（ 担任过蒋介石先生侍卫长的孔令晟将军，曾于笔者访问台湾时告诉过作者，他当时就在陕西担任堵截共产党向抗战后方偷运鸦片的任务。）……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的创作源泉。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以准备抗战，在抗战之前，蒋介石曾提倡并推广了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此举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战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华的另一番战略，便是在敌占区大肆出售鸦片，以麻醉和断送我们民族自立与自强的精神。然而，中共却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买武器来收拾国民党和准备内战，竟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竟将鸦片源源地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坑害他们的同胞，事后又将鸦片生产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这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只能堪称是“绝唱”。
【四】长期通敌卖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还揭露了比种植和贩卖鸦片更为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期通敌卖国。而彼得指出的事实，亦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首先，彼得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其次，“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
难怪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则被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中共当年竟然背着国民政府，背着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这篇史料一见光，史学界为之哗然。该书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
据《中共历史的见证》记载: “八宝山的革命烈士，不少都做过汉奸。”（页一五八）
除了民族败类，谁还会作出这种通敌卖国的勾当？除了丧尽民族良心的人，谁还会不把作出如此勾当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名至实归为“民族败类”？竟有无耻文人学会了毛泽东的嘴皮子功夫，企图通过玩弄一个字眼就改变事情的实质，诸如：“改阴谋为阳谋，阴谋诡计就成为正大光明”；“改冒进为跃进，盲目冒进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大跃进”；“改好大喜功为好社会主义之大、喜无产阶级之功，好大喜功就真的成为丰功伟绩”……这次是“改民族败类为民族胜类，民族奸贼就成为民族英雄”！
下一个问题，我们要问：是不是毛泽东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不爱国家、民族、人民，只是狭隘本位主义、一心只为共产党谋私利呢？抱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是没有认清和掌握住毛泽东极端自私自利之本质及其逻辑。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