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日讯】李克强采取强硬态度对待江派利益集团，既突显了中共高层的公然分裂，也显示中国经济深度陷入泡沫大破裂的危机。不严惩江派，金融改革就走不下去，也就是说，上海自贸区不早产，三中全会就得流产。…
很多人把上海自由贸易区称为“李克强的孩子”，可见其在李克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在李主张的经济改革上的地位。
2013年9月17日，中共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证实：7月3日，中共国务院审议通过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8月17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自贸区；8月30日，全国人大决定授权国务院在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决定从10月1日起开始实行。
隔天（9月18日）《中国日报》报导说，参与自贸区的上海外高桥首席经济师蒯振宪表示，上海自贸区将于9月29日正式挂牌成立，但具体改革措施将要等到年底或者2014年年初。
对此外国媒体评论说，上海自贸区实施细则的推迟公布，显示出中共各派势力的幕后角力达到了激烈程度，以至于李克强难于推动这项改革措施。德国媒体称自贸区的成立是中国“自30年前设立经济特区以来最大的实验，（自贸区）首次尝试人民币自由兑换。”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也视之为“非常积极的发展”，称“这一自由贸易区将让中国更具竞争力”，不过人们也认识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资本进出的强硬限制如同一堵高墙，很难迅速打出一个破洞。
李克强高压两监会
7月15日《南华早报》报导说，李克强准备在自贸区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上海金融服务业，随即招致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的公开反对。在一次国务院闭门会议上，李克强得知其计划无法推行时，气得拍桌子发火，最后靠李克强的高压态度才暂时把银监会及证监会的人压下去。两天后，中共国务院才强行批准自贸区的成立。
人们发现，仅仅在9月初的九天中，李克强就四次公开谈其改革措施：9月3日，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李表示，“着力释放改革红利，积极促进结构优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9月9日，李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他承认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的事实及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发展困境及危机，强调必须深化社会、经济改革的迫切性；9月10日，李克强会见国际企业家时表示，他的改革措施“这些都是触动利益的事情。但是，我讲过我们会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做到‘言必行，行必果’。”9月11日，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仪式上，李克强作主旨演讲时再次强调“中国改革大势不可逆转”。
在“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利用这一机会向来自90个国家的约1500名金融经济专家推介其改革计划，并用一句话提到上海自贸区。他说：“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重点在投资准入、服务贸易领域扩大开放。”所谓“负面清单”，列出不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只要没有限制的项目，都可以做。“负面清单”包括至少一万个受限制的商业领域。
凤凰网总结李克强在会上传递了六大信号：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承诺改革“言必行，行必果”；政策主线、着力点、主动力；金融改革牵一发动全身；用“站稳脚跟”代替放松货币；共同参与全球经济
尽管李克强表现出来很有信心，但外界认为李所面临的困境仍旧很难、很深。
资金能否真正自由流动？
9月14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与西方媒体态度相左的评论，文章称，建立上海自贸区可能是一个突破的机会，但很难看出如何可以保证放松资本管制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得到实现。如果企业可以利用管制放松将资金自由转入、转出自贸区，实际上就等于打开了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的闸门。
所以，这类资金自由流动可能被控制在最低限度，例如，企业或许只能把外国资金用于自贸区内的业务运作。又或者，自贸区内的银行向国内其他地区的公司发放贷款时将面临配额限制。如果是这样的话，资本管制放松措施只会带来很小的积极影响。
报导还说，除了资本管制和难以预测的波动性外，中国薄弱的法治、企业治理不善等系统性问题也将降低上海这座城市的吸引力。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也发表评论文章〈上海自由贸易区：一场乌托邦试验〉，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有超过1200多个自由贸易区，而中共建的上海自贸区与世界各国已经建立的自贸区的最大区别是：中国至今还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货币自由化为自贸区设立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却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区试验人民币自由化。
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主要国家自贸区的建立和发展，并不存在和现行经济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冲突，并不存在自由贸易区内外制度性抵制。但是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显然面临着制度和观念上的阻力和抵制。
文章还说，因为中国的现政权不会容忍真正的经济自由化扎根和扩张，经济自由化最终会导致政治和思想自由化，必然动摇国家垄断的基础，动摇一党专政的统治基础。
李克强想动利益集团的乳酪
人们看出李克强改革面临的阻力除来自中国混乱的经济局势外，部分也来自既得利益集团。
在9日的《金融时报》文章中，李克强提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他还提出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改革，然而中国的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等系统一直被江派太子党垄断掌控。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2年报导称，中国社会学家早在几年前就通过长期调研发现，中国亿万富翁90％是干部子弟。“这样的太子党大约2900人，积累了总共两万亿人民币（约合2400亿欧元）。他们尤其活跃于金融界、外贸领域和房地产业，作为公司老板或大公司经理。在财富超过上亿元的3220人中，当时只有288人不是高官子女。
中国“两桶油”一直是江派曾庆红和周永康家族的势力、利益地盘；曾庆红从80年代开始就浸淫石油系统，成为“石油帮”的老大，石油门出身的周永康晋升高层后，石油系统利益几乎全被曾周两家势力把持。港媒曾曝光周永康父子利用其家族所垄断的石油系统和政法委系统的影响力，大搞权钱交易，至少集聚200亿的财富。
被外界称为“中国第一贪”的江绵恒，在江泽民任中共党魁之际，江为其长子江绵恒赶快“闷声大发财”而大开绿灯。1994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从而开始了他的“电信王国”生涯。他掌控的公司除了经营电信、半导体等，还是中国最大中外合作文化项目上海东方梦工厂中方投资者。
有消息称，中共中纪委正在追查与江泽民、江绵恒、江泽民姨外甥吴志明（上海610办公室负责人、政法委书记）等人涉案金额达1.2万亿人民币的金融贪污大案。
外资逃离 华尔街与中共“蜜月期”结束
李克强面临的困境，除了中共内部利益集团的阻挠外，外部国际环境也有很多不利因素。
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如今中共当局就靠打压外国企业、贬低外国形象这种逆向方式来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用这种“反向合法性”来刺激中国老百姓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共今天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挑战是西方的企业界和中国的蜜月正好结束，今后中国和西方企业的矛盾会越来越突显起来。
中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也不得不承认，当前中国的多边贸易体制遇到很多障碍和困难，多哈谈判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区域贸易协定则在加强，特别是由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中，中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的政策竞争在加剧，一些国家的成本要素优势逐渐显现，而中国的优势在下降，资本向外转移已经出现苗头。
据中共央行公布数据显示，金融机构外汇占款6月分和7月分的外汇分别下降了412亿元和245亿元人民币，而同期外商直接投资（FDI）却是直线上涨，以热钱流出的通用公式计算，仅仅这两个月有数千亿元的资金流出中国。
到了8月美国长期国债价格快速上涨之时，资金同样加速流出中国。据申银万国的研究数据显示，8月22日至28日，流出中国概念股票资金环比增加163％至7.5亿美元。
9月初，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将手中20亿股中国建设银行H股全部抛售，套现约14.7亿美元。
美银的抛售导致第二天建行H股股价下跌1.35％。这是继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瑞士银行（UBS）和苏格兰皇家银行（RBS）悉数抛售所持中资银行股份后，又一家加入这一行列的国际金融机构。至此，中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外国资本已全部撤出。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认为，外国企业撤离中国的高潮还未到来，但这要取决于中共18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出台一些重大改革举措。如果中共三中全会开完后，他们看不到什么变化，那么外资企业将从2014年开始大规模撤离中国。
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环境正在恶化。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的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China Business Climate Survey Report）显示，仅2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商环境正在改善，而这一比例在一年前为43％。这份报告还显示，目前仅有19％的美国在华经商企业打算扩大业务规模。
党媒不经意“泄密”近期外资数据水分多
9月13日，经济学家何清涟撰文〈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文章分析称，8月12日，中共党媒刊载文章〈外资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否认外国企业和资本正在撤离中国，但却不经意间泄露一个“国家机密”：多半外资系中资所为，实为“假外资”。
今年上半年全部外资总额应为609亿左右，其中来自香港的投资为397.15亿美元，在全部外资中占比为65％。现在香港对大陆的投资多半系中资所为，可列为“假外资”。来自新加坡的投资32.52亿美元，占比为5％。这些号称来自新加坡的投资，其实不少也是中资漂白后回流。
何清涟表示，经过分析说明多年以来，中国引进的巨额外资当中，有70％以上来自漂洗后回流的中国资本。这一对于政府、富豪、贪官以及相关分析人士来说并非“秘密”的事实，只是由于宣传“中国对外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需要，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成了“国家机密”。
李克强与温家宝的不同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上海自贸区的实施面临这么多阻力，为何李克强还要强力推行呢？不但拍桌子瞪眼睛，还在九天内四次藉外国媒体宣传其改革理念，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李克强别无选择，他只有这一条路。
李克强上任半年多后，国际社会就提出了“李克强经济学”，因为他们看到了李克强与温家宝推行政策的大不相同。形象地说，温家宝搞的经济改革都是小的修修补补，而李克强上来重点推出的就是大的结构调整，为什么要改变结构呢？因为原来那套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没有前途的，已经走不下去了，李克强被逼没有办法了，老路走不通了，只得摸着石头“过海”，因为毕竟历史发展到全球化国际化的新时期，中国那套旧有的经济体制已经无法再“挂羊头卖狗肉”了，不做大的结构调整，怪胎存活不下去了。
那为什么温家宝时期不做这种变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温家宝不是专业搞经济的，他的地质探测知识无法帮助他探索更深的经济理论，更关键的是，哪怕温家宝想推行经济改革，他也没有能力做，因为温家宝和胡锦涛结成了联盟虽然坚固，但由于胡锦涛在政治上的弱势，也必然决定了温家宝在经济上的弱势。当时江泽民派系实际掌控了中共政治实权，温家宝想碰一碰江派的乳酪都是不可能的，他根本无力向江派既得利益者提出任何消减其垄断地位的改革建议。
目前李克强采取强硬态度对待利益集团，一再对其发出警告，不惜拍桌子瞪眼睛，既突显了中共高层的公然分裂，也是中国经济深度陷入危机，到了不得不改地步后的条件反射。中国经济再不改革，必然就是泡沫的大破裂，经济的大崩溃。
那李克强能做到他想做的事吗？这就取决于李克强和习近平、王岐山这三方结成的“铁三角”联盟的运作方式是否成功。在《新纪元》前面的报导中，我们介绍了李克强与习近平、王岐山结成铁三角联盟，互相支撑，但他们三人的处世态度和行事方式却大不相同，习近平是“光说不做”，王岐山是“又说又做”，而李克强是“光做不说”。
为什么李克强“光做不说”呢？因为他搞的自贸区之类的改革，都是与中共原有的理论体系相抵触，都是毛派左派们无法接受的事，都是和中共体制对立的东西，但又是经济发展规律必须要求的东西，所以他只能做不能说，这也是李克强为何在九天四次谈改革的原因：他不能在中国大陆媒体上说，只能藉出国或开国际会议的机会，利用外国媒体发出他自己的真实声音，因为在国内说，他的话可能会被中宣部删改。
李克强孩子的“早产”秘密
从目前形势看，李克强非常强硬地推行上海自贸区，哪怕具体实施细则要等一百天或更长时间才能达成共识，也要先把牌子强行挂出来，生米做成熟饭，让反对派没有退路。由此可见，李克强非常强硬，可能强硬得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从习王李铁三角的运作方式来看，中南海对中石油、中石化等石油帮的清理，一方面是在政治上，用剥洋葱的方式围剿周永康与曾庆红，另一方面是在经济上，用反腐的方式打掉垄断央企的既得利益者，让他们不能阻止李克强的经济改革。
从这个角度看，王岐山抓石油帮的蛀虫，也是在为李克强的自贸区开路，不严惩江派，经济改革特别是金融改革就走不下去，这也许是习近平阵营在18届三中全会前必须要做的事，否则习政权无力出台新政策，也就是说，上海自贸区不早产，三中全会就得流产。
按照李克强的想法，先搞上海自贸区，再扩大在全中国，其自由经济体系与中共政权的专制体制是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的，到那个时候，不是经济改革死亡，就是共产党死亡，两者必死一个。
死了改革，百姓遭殃；死了中共，中国新生。这就是当今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秘密。
－－原载《新纪元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