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30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四】反右与文革的来龙去脉，属于同一根源
我们通过来龙去脉，思前想后，来作一新的总观察：一点是自反右派后，所有能称得上“运动”的运动，都是具有反右性质的，而且都是从反左开始的；这使每一个运动的发起，都具有“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阴谋性。另一点是，毛在反右派斗争中打倒了右派，取得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大跃进旗开得胜，一天等于二十年，在世界上出足了风头；反右倾，彭黄张周应声倒地；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以四千六百万饿死鬼作代价换来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几句假检讨，然曾几何时，又掀起反三风（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最终还是反败为胜；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成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从表面上看，毛节节胜利，最后已达到自己政治的最高峰；实在地看，却是跌到自己的最低谷；每次胜利都是失败；小胜小败、大胜大败，最后胜利意味着呜呼哀哉，彻底完蛋。
实在地看，是否如此？例如被毛定为一生中最后一件大事的十年文革，却被自己党的《决议》定为“十年浩劫”；如果一个政客的最后十年所作所为定为“浩劫”，那他还不是呜呼哀哉，彻底完蛋，甚至死有余辜吗？其实哪止十年？反右派，划一百多万知识份子为右派，不是浩劫吗？反右倾，把三百八十万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五月说：这次运动被整的“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不是浩劫吗？大跃进，别的巨大损失不说，饿死四千六百多万人，不是浩劫吗？往前推，湖南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前前后后的土改运动，图财害命，不是浩劫吗？
可以说，自从一九二一年，特别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遭受浩劫的历史。下面我们来就着反右与文革的比较，来进行追根溯源。关于现实根源，二者同出一辙：国际上是苏共二十大及波匈事件，国内是中共八大及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所激起的矛盾。前已详述，故尔，止于此，而单说历史根源。现将之分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和毛泽东个人的，这样的三部分。
[一] 国际共运的：毛泽东自称是斯大林的学生，又自称是是中国的斯大林。事实正是这样。他在专制理念与实践上，倒真是源于斯大林而胜于斯大林。就以文革而论，程晓农指出:
早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苏联就推行过“文化革命”运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其政策话语里，从苏联模仿来的“文化革命”一词曾频繁出现在重要的党政文件里。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在文化教育领域内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也与苏联三十多年前推行过的“文化革命”十分相似；但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起，毛泽东将一场类似于苏联的“文化革命”转变成了“文化革命”加“政治大清洗”的“文化大革命”，由此产生了比苏联的“文化革命”更为恶劣、广泛、深刻的后果。
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可见毛打内心里不是不知道英美的民主制度优越于俄国人的共产制度。但，他要的是斯大林的刀子。
所谓“斯大林这把刀子”，就是指斯大林式的共产极权制度，也就是国家绞肉机。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领袖个人专政”，所以这个共产极权制度就是毛达到自己个人专政的不二法门。他掌握了这个绞肉机，就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上面提到的那些大量的被害人，就是都被投进了这种机器里。所谓“绞肉机”，就是刀子的机械化，杀人的效率是很高的。毛泽东把它视为命根子。有些人把毛反苏认作是他的民族气节，甚至把他视作民族英雄，实在是天大的误会。他反对的不是苏联，而是苏联和世界共运中的反斯大林主义。毛始终坚持“一边倒”的原旨；现在的“一边倒”就是倒向斯大林的尸体，维护他最黑暗、最残暴的阴魂在中国不散、在毛泽东身上借尸还魂。斯大林的刀子并不是单个一把刀子，而是一台隆隆作响的绞肉机。毛反的是赫鲁晓夫丢刀子，只恐怕苏联比斯大林时代恶劣得次了点，这只能说明他拉时代后腿、反动透顶，与民族主义毫不沾边。现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由于没戳破这个“反修”的鬼名堂，竟然把问题给说颠倒了，说文革是毛要反刘少奇所维护的斯大林官僚主义体制。其实毛的“反修”，就是要维护斯大林这把刀子，就是要“反”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修正”。
[二] 中共党内的：对共产党搞领袖个人独裁，邓小平的说法是“搞家长制”。不管从国际、还是国内，都非自毛泽东始，也不独毛泽东然，单说中共领袖，即如邓所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让时间顺延至今，你邓小平是不是搞家长制的？他江泽民是搞什么制的？问题是这样做，中共党既不是根也不是源，而是植根于，或说发源于莫斯科。因为，中共不是国货，是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的儿子党。是老子党一手培植起来的，其劣根性源于老子党的遗传基因。还是邓说的：“这种现象……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邓小平说的“传统”，在《词典》上解作：“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和我说的“遗传基因”在大意上是不谋而合的。这明明是应该归咎于“党文化”的。但许多人把它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难道中国传统文化还要对“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负责吗？辛灏年先生一语破的地指出：“他们（包括一部分党外人士——紫丹）硬要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拉来为中共的犯罪现实作替罪羊罢了。”正确地说应该是，归咎于毛泽东用马列文化毁灭、篡改、膨胀了中国文化。毁灭、篡改的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即优秀部分，如温良恭俭让、民贵君轻、诸子百家争鸣等；膨胀的是中国文化中的落后部分，如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等。为了“膨胀”这一点糟粕，首先把自己打扮为“君”。“毛主席万岁！”就是他加在庆祝“五一”口号里的；又是他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的，并且说，不崇拜不得了。柯庆施干脆抬轿子：“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至于毛君叫死的，贵至国家元首、贱至黎民百姓，没有谁会活下来的。就以信阳事件饿死的一百零五万农民说罢！当时因同情农民、被划为右倾主义分子的地区专员张树藩，生前为历史流下了第一手资料：“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愿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叶落萧萧江流滚滚》，页四六六）伤心哉！“宁愿饿死”者，有甚于“不敢不死”也。并且把这种人祸归罪于自然灾害。
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一是“膨胀”糟粕；二是对于精华，反其道而用之。以“自然灾害”为例，有民贵思想的孟子说：涂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路上有饿死的人，不知发救济粮，人死了，还说：“这怪不得我呀！是自然灾害呀！”）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这和持刀杀人后，说“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有何区别？）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矣。（王你如不把饿死人、归罪于自然灾害，黎民百姓就会欣然而至。）（《孟子•寡人章》）
孟子善取喻，用这个虚拟的例子来讽喻梁惠王的过错。不料两千多年后，毛泽东就真的这样干了，一手遮天，欺骗百姓；既视人命如草芥，又把杀人之罪归于天。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招致毛君要叫他死。今年是大跃进五十周年；“自然灾害”之说，仍盈于耳，而说“人祸”者，十不及一、二。毛搞“自然灾害”之说骗人，能归咎于中国文化吗？十分之八、九经久不悟，执迷于弥天大谎，能归咎于中国文化吗？“群众宁愿饿死”，也归咎于中国文化吗（除非《水浒传》不算中国文化）？
其实，毛泽东把“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止是膨胀到这一步田地而已。而且膨胀到“君教臣活臣不敢不活”。如果你自作主张而死，比如自杀，那就是犯罪。罪名曰：“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在运动中自杀就是“畏罪自杀”，或是“向党示威”；对右派自杀还有一种特殊说法，叫做“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所以毛的大秘书、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后，很紧张，想自杀。他曾对人说：我查了书，马克思的女婿、法国的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他还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陈伯达找周恩来谈，谈话后，陈伯达才不自杀了。后来，有人把陈伯达想自杀的事告诉了江青。江青大骂陈伯达：“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可见自杀不自杀，也要从马列文化中找根据。
辛灏年先生说：“由中国的马列子孙们专门拣拾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分，而制造出来的种种‘先进马列文化’，它们就不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当的欺骗性。如今常常要津津乐道我们民族文化‘孽根性’的所谓文化精英，由于他们只知马列文化，根本不知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他们才要将马列文化之罪，硬说成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之罪；更要将马列文化的孽根性，说成是中华文化的孽根性！这不过是一种“对马列有情、对祖宗无知”的颠倒而已。”（《黄花岗》总五期）辛先生在《谁是新中国》一书和多次演讲中，对马列文化如何害我中华文化，以及中国人如何受马列之毒这一问题，作了历史地考察、逻辑地分析、系统而深刻地论述。我在这里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而已。
即便是“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这一点，也仍有另一点与之补充、抗衡和匡正。“君虽贵，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吕氏春秋•应同篇》）还有前面提过，忠臣敢于“骂昏君”。中共治下，在“新”中国的文化里，只剩下马列在跋扈了。
党文化是马列文化、对中华文化是择其劣者而从之，其优秀者批判之。我记不起是哪位左派人物曾说过: “中华文化越是精华，毒素越大。 ”
就以在批林批孔中批为“党内大儒”的周恩来说吧!海内外都有人把周恩来死心塌地、助纣为虐的恶行归咎于中国的君臣文化。可是，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孔孟学说，关于君臣之道是这样说的：“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可见是双向的。更大胆的是，如君贼仁贼义，则杀之也无妨。“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看来，当时林家父子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如果达成，真的把老毛杀了；代表中国文化的孟子会举双手赞成的。
“党内大儒”周恩来虽熟知这些，但因中马列毒太深而不能自拔，从这方面看，也正如辛先生所说：“将马列文化的孽根性说成是中华文化的孽根性。”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人类文化糟粕之总汇的马列文化，它的子孙对中国文化的糟粕特别嗜痂有癖，还以“忠君”来说，不仅周恩来如此，全党皆然，如对毛泽东的“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最好的说明。按孙中山的意思，应该相反，不是人民对领袖，而是领袖对人民应该“三忠于，四无限”。
孙先生说：“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民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当有人喊孙中山“万岁”时，因他对拥戴皇帝的这一套表示深恶痛绝而坚决反对。可你知道吗？在大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据知情人说，是毛泽东自己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的。更别提文革时“万岁，万万岁”的聒噪、不绝于耳了！用孙先生的言行对照毛的言行，方信辛灏年言之有物矣：“由中国的马列子孙们专门拣拾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分，而制造出来的种种‘先进马列文化’，它们就不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当的欺骗性。”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与文化无关。这话说得不是全不对，而是不全对。文化大革命是大破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大立党文化（广义地说，政治也含其内）。如此而已，孰曰非也？这就使人们看清了他们大规模的“焚书坑儒”之浩劫，对于书、儒，即便躲过焚、坑，也躲不过“批”的居心所在。如果说，大陆存活的知识份子躲不过生不如死的洗脑运动，那么，所有古今中外的书和知识份子几乎都躲不过挨批、焚、坑、洗、禁，这一切都是为了破坏文化精华，树立马列糟粕。许多人呼吁，要复兴中华文化; 复兴中华文化，一不是刻舟求剑，二不是排外主义，而是遵循国父遗教：“发扬吾固有文化，并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即现代化。
警惕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嫁祸于中国文化。试看与中国文化不沾边的国际共运：被毛奉为教皇的列宁、斯大林，“唇齿相依”的金日成父子，“天涯若毗邻”的霍查，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波尔布特……哪一个不是搞家长制的？哪一国的绞肉机不是机器隆隆，血肉横飞？波尔布特政权，竟能够绞杀二百万人民，包括二十万华侨，而柬埔寨人口总共还不到八百万人呀！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大树特树的“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甚至一个名叫“彬彬”的女孩，也亲聆最高指示，改名为“要武”，而名实相符的后续行为，便是对老师和黑五类同学大开杀戒），那样温良恭俭让”的血淋淋的党文化！
还是邓小平的胡说：“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
这首先与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合，谁不知道他的专断独行的劣根性其来有自？跟遵义会议前，肉体消灭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英及富田事件大屠杀一脉相承的，遵义会议后的延安整风，残酷斗争，冤杀无辜，不是铁的史实吗？其次，又与逻辑相背：说不通、怎么后来会来一个突变呢？问题的实质是，这段期间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毛派分子掌权，对主子的家长制逢迎有加；周恩来、李立三等这些原非毛派的分子，都已成为恶婆婆面前临渊履冰的小媳妇；汝不见毛对周恩来等欺人太甚、至死方休吗？待中共受苏共影响，在八大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把以他的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从党章中去掉，他便一触即跳；及至庐山会议，彭德怀站在非常正确的一面，又以非常正确的途径“触”了一下，他便歇斯地里地跳了八丈高。不过，这倒凸现了延安整风，确实是“不与党外分享政权”的反右派斗争，和“不与党内分享党权”的文化大革命，此二运动的渊源。
延安整风树立毛在党内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组织上、意识形态上的绝对领导地位，使共产党黑社会化，毛成为黑社会的黑老大。从此以后，所有毛时代政治舞台上的红角都是靠吹捧毛才得以固位和向上爬的。刘少奇、林彪所以能当上接班人，是高举、紧跟毛极左路线，助毛打倒敌手，制造个人崇拜，在一场全党全民助纣为疟的大竞赛中、先后荣获“冠军”的缘故。你很难找出一个不是这样的。
邓小平在反右派、大跃进时都是副帅，是前线总指挥；他助毛消灭高岗、饶漱石“联盟”；他诬陷“小脚女人”邓子恢；他是毛五十年代疯狂推行极左路线的最忠实的贯彻者；他为遮掩毛泽东、江青的丑恶往事制造了“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冤案（冯志军《邓小平与毛泽东》，页二零九-二一零）；等等丰功伟绩。 这才得以爬上去的。
中共七大期间，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弼石曾经说：“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陈云一九四一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在九月到十月间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据薄一波记述，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找陈云等人谈经济工作。陈列出诸多困难，认为一九五九年度计划难以完成。有人不赞同陈的意见，认定为是右倾。毛倾向于陈的意见，有心降低指标，故要他向下面讲话。可是，陈云没有理解毛的意思，以为毛又要他做检讨，于是在二月一日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先讲自己真实想法，然后重重自我批评，认认真真检讨了一番。
陈云此番举动又把毛泽东弄糊涂了。毛说他本是赞同陈的，但不知陈后来为什么要检讨自己。这个事情是否滑稽得让人啼笑皆非？“啼”者，贵如陈云这样的领袖人物，在毛面前都给吓破了胆；“笑”者，以敢讲真话著称的陈云，竟被毛耍得像一只马戏团的猴子，不讲原则，不讲是非。
彭真，文革开始斗他时，他还要丑表功，说“毛主席万岁”是他第一个喊出的。
柯庆施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迷信论、盲从论”，这一令人闻之莫不掩鼻的臭论，应该说是文革前造神运动的最高峰。
毛泽东搞的祸国、殃民、毁党的所有这些政治运动和罪恶行径，都是共产党自觉自愿或不自觉自愿，拥戴着他搞的。对共产党来说，完完全全属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