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7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右派李蘊輝在《追尋》中寫道:
總括這份（划她右派的）材料形成的手法和思路是：（一）無中生有。如果是實事求是的，旁證又在哪裡？是幾個人作證？誰作的證？既然是定案，應該與當事人核實，為什麼不與我核實？（二）對某個黨員的意見，去掉其姓名、任職，籠統冠之以對黨的意見；把對局部做法上的意見冠之以對全黨、全局的意見。這與「黨員即黨」的思想方法是分不開的。（三）無限上綱，什麼「乘整風之機」、「分庭抗禮」、「醜化」、「誣衊」、「攻擊」、「否定」、「庇護」、「進攻」，並據此羅織具體材料。（四）把對一件事的看法和言論割裂成幾條言論，即掐頭去尾，並割斷了言論的背景，因而失去了真實性。（五）定案中把對組織、對個人交談的話，尤其是十月份申訴的內容，也充實到定案材料中去，作為定罪依據。
右派分子萬耀球在《滾爬血腥路》中寫道:
用信件、日記定罪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不僅反胡風集團靈驗，反右亦大顯神通。不僅擴大活學活用，全國皆以查日記、查信，斷章取義、左拼右摘誣以反罪，為每試必靈的抓右法寶，發展與充實了毛澤東的革命「三大法寶」。反右運動中，沒有鳴放，連日記、信件無問題，任何蛛絲馬跡皆無的人，為了湊足毛皇規定的數，被圈入右派另冊的也數不勝數。各地打手找出身不好的，不聽話的，有海外關係的，有舊歷史問題的，志願軍被美國俘虜送回國的等等，加以排隊法，排成一串，再用百分之五或超額乘人口總數，套那串候划隊伍，線外者倖免。此法為共產黨慣用，評先進、勞模，漲工資，提職稱，殺反革命，不論好事壞事均是排隊加比例。划右派，按此法套中者，莫須有罪名，戴右派帽，打入另冊，歸類賤民，或送「絞肉機」監管甚至奪命，或交群眾專政。像作曲家、上海民樂團團長陳歌辛，一九五零年中共鼓勵他由香港回國，他把長子送到抗美援朝前線，又獨自捐一架飛機。但後來卻以他從香港回來為罪名划為右派，押送安徽勞改，餓死在勞改農場，屍骨無存。（五七學社出版公司，二零零九年）
除此之外還有，如我在前面已提到的徐鑄成《「陽謀」親歷記》等，這些都是深受其害的現身說法。但我認為，在這方面作研究的學者所寫的文章，倒更具有綜合性和全面性。我介紹兩位：
一位是章立凡先生，在《風雨沉舟記——章乃器在一九五七》一文中，指出：
這時的批判方法也頗堪玩味，有不少路數其實是開「文革」中「大批判」之先河，披覽之餘，茲擇其妙者分類列舉如下：
一曰移花接木法。此法源自古代幻術，你的原話是這個意思，經批判者移花接木，就變成了另一種意思。如原意是擔心思想改造要「脫胎換骨」的提法會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負擔，並被敵人用來作反宣傳；批判者吳大琨演繹出「抽筋剝皮」四字移接於後，指稱：章乃器說工商界在過「五關」之後，還要有「脫胎換骨」「抽筋剝皮」的最後一關。 此話上達天聽，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談到右派抵制改造時也引以為據，並表示不解：「這位先生，誰人去抽他的筋，剝他的皮？」（《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四八九頁）
二曰斷章取義法。前法是加法，此法是減法，取自古代刀筆猾吏。你的原話本意是完整的，經批判者掐頭去尾，截取一段，曲解成另一種意思。如前面提到的「紅色資產階級政黨」，「紅色」是形容詞，以修飾「資產階級政黨」，本意是強調民建的進步性；批判中刪去「政黨」二字，變成「紅色資產階級」，就可作為美化資產階級的罪證。又如原話是「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截去後半句就變成「定息不是剝削」，與原來的意思大不一樣。
三曰無限上綱法。此法明清兩代文字獄常用，經過「文化大革命」更加發揚光大，家喻戶曉。 你批評教條主義，就把你上綱到反對革命導師的教導；你批評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以黨代政，就扣上「反對黨的領導」的大帽子。大網彌天，羅織入罪。
四曰整舊翻新法。此法傳自民間工匠，裁縫師傅用之最多。將你幾年來乃至幾十年來的文章翻出，割裂時代背景或曲解原意地加以詮釋，掛聯當前形勢，一番穿鑿附會，就足以證明你的反動立場由來已久。當時民建、工商聯曾為父親編過這樣的專輯。在我為他申請平反和編纂文集的時候，這幾本現成的小冊子倒是幫了我不少忙。
五曰指鹿為馬法。此法襲秦代宦官趙高之故伎，似是而非，偷換概念。例如父親的文章談到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關係，認為：「歷史上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區別都只能是先進與落後的區別，不能設想，一個先進的階級可以領導一個反動的階級」；到批判時就被曲解為：「這就是說，領導與被領導之間，只能是先進的分子領導落後的分子，並沒有階級區別的存在」。經此加工，一段論述階級關係的話變成了「否定階級區別」。
六曰無中生有法。《老子道德經》雲：「世間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這是一種對萬物起源的哲學思考。而用此法整人者大都不明事理，更無道德可言，或捕風捉影，或憑空捏造。例如「章羅同盟」就是其典型傑作，章伯鈞、羅隆基在民盟內素不相和，被硬拉到一起，株連多人，鑄成冤案。父親與此事風馬牛不相及，但也有人造謠說他參加「章羅同盟」在全聚德的會議云云。
七曰兜頭潑糞法。此法流氓潑皮慣用，只須將大桶糞穢向被批判者全身潑灑即可，不必多下考據功夫，最適於文化水平不高的批判者使用。諸如個人財產、鄰里糾紛、夫妻夜話、男女私情之類最宜入選，越是聳人聽聞，就越能達到使被批判者名譽掃地的效果。
八曰亂棍齊下法。此法歷代公堂皂吏多用之。批判者倚仗人多勢眾，棒喝聲威，不容被批判者有辨解的餘地，敢有不服者，亂「棍」齊下，打得你「一佛出世，二佛涅磐」，直到誣服為止。
帝王術講求「文武之道」。前面六法皆是文法，深文周納，以謀略取勝。后二法是武法，雖等而下之，但簡單易行，屢試屢驗。但充其量也只算得是文斗中的武法，有別於「文革」中真刀真槍的武鬥。
此時的人際關係也最富戲劇性，諸如公報私仇、賣友求榮、夫妻反目、反戈一擊之類的例子層出不窮。這似乎也怪不得被毛澤東喻為附皮之毛的中國知識份子，大部分人都近於瘋狂地洗刷自己，與「賣友求榮」相比，「賣友求生」已算不得什麼人格上的瑕疵。其中最可悲者，是那種高壓之下聲淚交加的懺悔，與批判者「打落水狗」以自保的冷酷。批判的聲浪震憾著大大小小的泥塘，隨著鬥爭的「不斷深化」，邊緣的泥土不斷陷落，泥塘的面積不斷地擴大，站在塘邊呼喊的人們也紛紛滾落其中。誰無妻兒老小，一人入圍，全家罹禍。求生的掙扎，足以使人忘卻他不久前還為之驕傲的士大夫道德和知識份子人格。在轟鳴狂轉的國家機器面前，人類的生存本能戰勝了理智與良知。
另一位是，郭羅基先生在《鄧小平和反右派——兼為章伯鈞、羅隆基翻案》一文中指出:
要整得人不敢「翹尾巴」是有一套辦法的。例如，說章伯鈞「要成立政治設計院」，用的是加油添醋法。章伯鈞本人沒說要「成立」，《人民日報》社論加添「成立」一詞，就可以入罪了。說羅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員會」，用的是移花接木法。羅隆基的發言一處說要「成立一個委員會」，另一處提到「平反」；《人民日報》社論把「平反」之花接到「委員會」之木上，於是構成罪名。「章羅同盟」，辯之者說無，攻之者說有；毛澤東斷定為有，用的是無中生有法。毛澤東批評《文匯報》編輯部是在「鳴放」期間鬧資產階級方向掛帥的。帥上有帥，就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四三五頁）這是上掛下聯法。此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廣為應用；上掛劉少奇，下聯走資派，上下一條線，打倒一大片。羅隆基說：「今年五月間浦熙修到東北視察去了。等到她視察回來，六月三日我又出國了。即使我真有意利用《文匯報》在整風期間擴大右派宣傳，事實上這個時期我也無法利用。」（《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羅隆基大概沒有聽到周揚的「在劫難逃」的說法。他不懂得，掛不上也得掛，聯不成也得聯，這是階級鬥爭的需要。
整人的法術還有捕風捉影、強加於人、去頭掐尾、本末倒置、穿鑿附會、混淆黑白、偷梁換柱、向壁虛構、無限誇大、含血噴人、一棍打死，等等，等等，總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也是歷來搞政治運動的一套整人術，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更加發揚光大了。武則天的寵信來俊臣所撰《羅織經》，是製造冤、假、錯案的經典著作。用他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人，最後也不得好死。成文的《羅織經》已經失傳，不成文的《羅織經》卻長行不衰。共產黨的整人術繼承了中國歷史上的骯髒遺產；但共產黨的整人術比歷史上的焚書坑儒、深文周納、羅織經、文字獄都要高明，整了人還要他自打巴掌、自扛枷鎖，並對共產黨感激涕零。
一個人被徹底孤立之後，就對他進行全面揭發，窮追猛打，深入批判。這是第二步。搞運動是群眾性的審判，按照「有罪推定」的原則，先推定有罪，再搜集材料。然後一步一步逼迫批判對象認罪。章伯鈞起初承認「思想上犯了嚴重錯誤」，「為右派分子所利用」。六月十五、十六日，由各民主黨派組成的《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連續召開會議，檢查《光明日報》的政治方向。李純清質問章伯鈞：「你說你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你是不是右派？」章伯鈞被迫承認：「在這個問題上，也可以說是右派。」（《光明日報》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 ）月三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安徽小組會上，批判「章羅同盟」。章伯鈞承認：「在思想上、工作上是和羅隆基聯盟的，但沒有正式開過會，沒有明確的幾條綱領。」同一天，農工民主黨座談會上又批「章羅同盟」：最後是定性戴帽，由本單位的黨委批准。 是不是「反黨」？何以構成「反黨」？都由「黨」說了算。「黨」是原告，卻成了立法者，又兼法官。你反對我，我就宣布你是反動派、剝奪你的發言權。這是一種簡單明了的專橫。反右派是一場嚴重破壞法制的運動。「黨」可以下指標，按百分比抓右派，周揚所提供的事實表明還有按名單抓右派。
以上這兩位專家所指出的作法，在後來的反右傾直到文革中，都得到廣泛的應用，並且愈演愈烈。僅以發生在反右傾后、文革之前，哲學家楊獻珍「合二而一」案的株連情況為例，說明反右派的後果之惡劣，流毒之深廣。
在中央黨校受「合二而一」冤案株連就有一百五十四人，他們被加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受到迫害。其中哲學教研室副主任孫定國，被迫害跳入黨校人工湖冰窟窿里自殺。哲學教研室講師黎明，下放農村勞動，在文革中被迫害，跳井自殺。那兩位寫《「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文章的教員，一個被遣返到吉林省長春市，在一個菜店裡賣菜，一個被發配到偏僻的山溝里勞動改造。
在全國，由於「引蛇出洞」而被株連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他們也都受到了殘酷的迫害。海軍航空兵學校有一教師，因寫了一篇關於「合二而一」的稿子，寄到一家報紙，被報社轉回學校，這個教師被打成楊獻珍的「孝子賢孫」，遭到批鬥，最後被開除軍藉趕回農村。廣東省有一個人寫了一篇同意「合二而一」的文章，投到報社，被報社轉回原單位，這個人就成了「楊獻珍的黑幹將」，被關押了好多年。其中最慘的一例，江蘇省一個五好戰士陳波，就因為寫過贊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至被處死碎屍，兇惡殘忍，令人髮指。事過十六年之後，楊獻珍劫後餘生，悲憤地對一位訪問記者說：「歷史上有過株連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儒的故事。所謂十族，就是九族加上他的學生。而「合二而一」受株連的卻遠遠超過十族。而那些受株連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無關係，我也根本不認識他們，不過僅僅因為寫過贊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種各樣的迫害。」這種人數多，時間長的大規模株連，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