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7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右派李蕴辉在《追寻》中写道:
总括这份（划她右派的）材料形成的手法和思路是：（一）无中生有。如果是实事求是的，旁证又在哪里？是几个人作证？谁作的证？既然是定案，应该与当事人核实，为什么不与我核实？（二）对某个党员的意见，去掉其姓名、任职，笼统冠之以对党的意见；把对局部做法上的意见冠之以对全党、全局的意见。这与“党员即党”的思想方法是分不开的。（三）无限上纲，什么“乘整风之机”、“分庭抗礼”、“丑化”、“诬蔑”、“攻击”、“否定”、“庇护”、“进攻”，并据此罗织具体材料。（四）把对一件事的看法和言论割裂成几条言论，即掐头去尾，并割断了言论的背景，因而失去了真实性。（五）定案中把对组织、对个人交谈的话，尤其是十月份申诉的内容，也充实到定案材料中去，作为定罪依据。
右派分子万耀球在《滚爬血腥路》中写道:
用信件、日记定罪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不仅反胡风集团灵验，反右亦大显神通。不仅扩大活学活用，全国皆以查日记、查信，断章取义、左拼右摘诬以反罪，为每试必灵的抓右法宝，发展与充实了毛泽东的革命“三大法宝”。反右运动中，没有鸣放，连日记、信件无问题，任何蛛丝马迹皆无的人，为了凑足毛皇规定的数，被圈入右派另册的也数不胜数。各地打手找出身不好的，不听话的，有海外关系的，有旧历史问题的，志愿军被美国俘虏送回国的等等，加以排队法，排成一串，再用百分之五或超额乘人口总数，套那串候划队伍，线外者幸免。此法为共产党惯用，评先进、劳模，涨工资，提职称，杀反革命，不论好事坏事均是排队加比例。划右派，按此法套中者，莫须有罪名，戴右派帽，打入另册，归类贱民，或送“绞肉机”监管甚至夺命，或交群众专政。像作曲家、上海民乐团团长陈歌辛，一九五零年中共鼓励他由香港回国，他把长子送到抗美援朝前线，又独自捐一架飞机。但后来却以他从香港回来为罪名划为右派，押送安徽劳改，饿死在劳改农场，尸骨无存。（五七学社出版公司，二零零九年）
除此之外还有，如我在前面已提到的徐铸成《“阳谋”亲历记》等，这些都是深受其害的现身说法。但我认为，在这方面作研究的学者所写的文章，倒更具有综合性和全面性。我介绍两位：
一位是章立凡先生，在《风雨沉舟记——章乃器在一九五七》一文中，指出：
这时的批判方法也颇堪玩味，有不少路数其实是开“文革”中“大批判”之先河，披览之余，兹择其妙者分类列举如下：
一曰移花接木法。此法源自古代幻术，你的原话是这个意思，经批判者移花接木，就变成了另一种意思。如原意是担心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会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负担，并被敌人用来作反宣传；批判者吴大琨演绎出“抽筋剥皮”四字移接于后，指称：章乃器说工商界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 此话上达天听，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右派抵制改造时也引以为据，并表示不解：“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八九页）
二曰断章取义法。前法是加法，此法是减法，取自古代刀笔猾吏。你的原话本意是完整的，经批判者掐头去尾，截取一段，曲解成另一种意思。如前面提到的“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红色”是形容词，以修饰“资产阶级政党”，本意是强调民建的进步性；批判中删去“政党”二字，变成“红色资产阶级”，就可作为美化资产阶级的罪证。又如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
三曰无限上纲法。此法明清两代文字狱常用，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加发扬光大，家喻户晓。 你批评教条主义，就把你上纲到反对革命导师的教导；你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以党代政，就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大帽子。大网弥天，罗织入罪。
四曰整旧翻新法。此法传自民间工匠，裁缝师傅用之最多。将你几年来乃至几十年来的文章翻出，割裂时代背景或曲解原意地加以诠释，挂联当前形势，一番穿凿附会，就足以证明你的反动立场由来已久。当时民建、工商联曾为父亲编过这样的专辑。在我为他申请平反和编纂文集的时候，这几本现成的小册子倒是帮了我不少忙。
五曰指鹿为马法。此法袭秦代宦官赵高之故伎，似是而非，偷换概念。例如父亲的文章谈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认为：“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可以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到批判时就被曲解为：“这就是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只能是先进的分子领导落后的分子，并没有阶级区别的存在”。经此加工，一段论述阶级关系的话变成了“否定阶级区别”。
六曰无中生有法。《老子道德经》云：“世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一种对万物起源的哲学思考。而用此法整人者大都不明事理，更无道德可言，或捕风捉影，或凭空捏造。例如“章罗同盟”就是其典型杰作，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内素不相和，被硬拉到一起，株连多人，铸成冤案。父亲与此事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有人造谣说他参加“章罗同盟”在全聚德的会议云云。
七曰兜头泼粪法。此法流氓泼皮惯用，只须将大桶粪秽向被批判者全身泼洒即可，不必多下考据功夫，最适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批判者使用。诸如个人财产、邻里纠纷、夫妻夜话、男女私情之类最宜入选，越是耸人听闻，就越能达到使被批判者名誉扫地的效果。
八曰乱棍齐下法。此法历代公堂皂吏多用之。批判者倚仗人多势众，棒喝声威，不容被批判者有辨解的余地，敢有不服者，乱“棍”齐下，打得你“一佛出世，二佛涅磐”，直到诬服为止。
帝王术讲求“文武之道”。前面六法皆是文法，深文周纳，以谋略取胜。后二法是武法，虽等而下之，但简单易行，屡试屡验。但充其量也只算得是文斗中的武法，有别于“文革”中真刀真枪的武斗。
此时的人际关系也最富戏剧性，诸如公报私仇、卖友求荣、夫妻反目、反戈一击之类的例子层出不穷。这似乎也怪不得被毛泽东喻为附皮之毛的中国知识份子，大部分人都近于疯狂地洗刷自己，与“卖友求荣”相比，“卖友求生”已算不得什么人格上的瑕疵。其中最可悲者，是那种高压之下声泪交加的忏悔，与批判者“打落水狗”以自保的冷酷。批判的声浪震憾着大大小小的泥塘，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化”，边缘的泥土不断陷落，泥塘的面积不断地扩大，站在塘边呼喊的人们也纷纷滚落其中。谁无妻儿老小，一人入围，全家罹祸。求生的挣扎，足以使人忘却他不久前还为之骄傲的士大夫道德和知识份子人格。在轰鸣狂转的国家机器面前，人类的生存本能战胜了理智与良知。
另一位是，郭罗基先生在《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一文中指出:
要整得人不敢“翘尾巴”是有一套办法的。例如，说章伯钧“要成立政治设计院”，用的是加油添醋法。章伯钧本人没说要“成立”，《人民日报》社论加添“成立”一词，就可以入罪了。说罗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用的是移花接木法。罗隆基的发言一处说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另一处提到“平反”；《人民日报》社论把“平反”之花接到“委员会”之木上，于是构成罪名。“章罗同盟”，辩之者说无，攻之者说有；毛泽东断定为有，用的是无中生有法。毛泽东批评《文汇报》编辑部是在“鸣放”期间闹资产阶级方向挂帅的。帅上有帅，就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三五页）这是上挂下联法。此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为应用；上挂刘少奇，下联走资派，上下一条线，打倒一大片。罗隆基说：“今年五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六月三日我又出国了。即使我真有意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期间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我也无法利用。”（《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罗隆基大概没有听到周扬的“在劫难逃”的说法。他不懂得，挂不上也得挂，联不成也得联，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
整人的法术还有捕风捉影、强加于人、去头掐尾、本末倒置、穿凿附会、混淆黑白、偷梁换柱、向壁虚构、无限夸大、含血喷人、一棍打死，等等，等等，总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也是历来搞政治运动的一套整人术，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更加发扬光大了。武则天的宠信来俊臣所撰《罗织经》，是制造冤、假、错案的经典著作。用他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最后也不得好死。成文的《罗织经》已经失传，不成文的《罗织经》却长行不衰。共产党的整人术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肮脏遗产；但共产党的整人术比历史上的焚书坑儒、深文周纳、罗织经、文字狱都要高明，整了人还要他自打巴掌、自扛枷锁，并对共产党感激涕零。
一个人被彻底孤立之后，就对他进行全面揭发，穷追猛打，深入批判。这是第二步。搞运动是群众性的审判，按照“有罪推定”的原则，先推定有罪，再搜集材料。然后一步一步逼迫批判对象认罪。章伯钧起初承认“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六月十五、十六日，由各民主党派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连续召开会议，检查《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李纯清质问章伯钧：“你说你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你是不是右派？”章伯钧被迫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是右派。”（《光明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 ）月三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安徽小组会上，批判“章罗同盟”。章伯钧承认：“在思想上、工作上是和罗隆基联盟的，但没有正式开过会，没有明确的几条纲领。”同一天，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又批“章罗同盟”：最后是定性戴帽，由本单位的党委批准。 是不是“反党”？何以构成“反党”？都由“党”说了算。“党”是原告，却成了立法者，又兼法官。你反对我，我就宣布你是反动派、剥夺你的发言权。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的专横。反右派是一场严重破坏法制的运动。“党”可以下指标，按百分比抓右派，周扬所提供的事实表明还有按名单抓右派。
以上这两位专家所指出的作法，在后来的反右倾直到文革中，都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且愈演愈烈。仅以发生在反右倾后、文革之前，哲学家杨献珍“合二而一”案的株连情况为例，说明反右派的后果之恶劣，流毒之深广。
在中央党校受“合二而一”冤案株连就有一百五十四人，他们被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迫害。其中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迫害跳入党校人工湖冰窟窿里自杀。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下放农村劳动，在文革中被迫害，跳井自杀。那两位写《“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文章的教员，一个被遣返到吉林省长春市，在一个菜店里卖菜，一个被发配到偏僻的山沟里劳动改造。
在全国，由于“引蛇出洞”而被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他们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海军航空兵学校有一教师，因写了一篇关于“合二而一”的稿子，寄到一家报纸，被报社转回学校，这个教师被打成杨献珍的“孝子贤孙”，遭到批斗，最后被开除军藉赶回农村。广东省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同意“合二而一”的文章，投到报社，被报社转回原单位，这个人就成了“杨献珍的黑干将”，被关押了好多年。其中最惨的一例，江苏省一个五好战士陈波，就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至被处死碎尸，凶恶残忍，令人发指。事过十六年之后，杨献珍劫后余生，悲愤地对一位访问记者说：“历史上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儒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九族加上他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而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这种人数多，时间长的大规模株连，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