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6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二] 第二个特点：斗争手法集过去之大成
其一，具体作法斗狠逞凶、残无人道打砸抢抓抄是文化大革命中具有标志性的作法。
“打”是共产党开天辟地以来，所有运动，对敌我通用的家常便饭。至于在“打”中比狠：文革中把人捆绑吊打，打得皮开肉裂，剃阴阳头，戴高帽，挂黑牌，坐喷气式，推入屎尿坑里淹死或活活打死，成批量杀人，满门抄斩，人吃人；其广度，遍及全国。土改中地主富农戴高帽，用牲口拖死，用乱石击死，上望蒋台摔死；毛泽东反AB团，派遣亲信李韶九等肃反人员发狂似地连续捕捉、审讯，使用地雷公、线香火、拷打、铁烙、割乳、烧阴户等各种残酷、卑鄙的刑法（一九三零年十二月段良弼《给中央的报告》）。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还亲手掌刑。当时曾任中共安福县县委书记的汪安国回忆李韶九抓他AB团后审他的情况：“他摆出一副关公似的脸孔，大声吆喝说，你是AB团吗？快把你们的组织说出来！当时，桌上放了好些木棍、长竹片、烙铁、绳索等刑具，我知道这是用来对付我的。当然我不能误供我是AB 团，于是，两个大汉把我的上衣脱光，继之李韶九亲自动手，烧红烙铁在我背上腿上烙呀、烫呀，这我怎么能受得了呢？我观此情形知道，供认是死，不供认也是死，与其不供认受苦迟死，不如供得早死个痛快，就在这个思想支配下，供认了我自己是AB团。这样李韶九才把我放下来。”就是这样，李韶九在五天五夜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在省委、省苏（维埃）两机关及政治保卫队共破获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枪毙省委交通和技术书记十七人。第二天又枪毙二十四人，其中省行委七人。霎时间，江西省行委、省苏政府机关和整个富田村野，乌云密布，腥风血雨，到处弥漫着红色恐怖！老百姓惊恐不安，窃窃私语：“不得了啦，红军在杀红军，共产党杀共产党，湖南佬在杀江西佬……”
在反右派、反右倾中，据我所知，上层问题不大，下层、特别是反右倾，打得一塌糊涂。所谓“上层问题不大”，就是说，也还是有问题。比如在反右派中，毛在全国的规模上搞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对像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这样的民主政治家，储安平、丁玲、艾青、费孝通、钱伟长这样的文人学士、科学家都给骂得狗血喷头，分文不值。 至于斗小右派，拳脚相加、低头罚跪，不如此作倒是例外。又如，“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王光美《王光美访谈录》）你要知道，这可是最高层的会，都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一类的人物（？）参加的，他们都“有人甚至要打”，打的又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总”。幸亏“被少奇同志喝住”。可惜到了文革期间，“彭总”，“少奇同志”挨打时，就再也没有人出来“喝住”了。从这个“打”上也可以看出文革对反右派、反右倾的继承和发展了: 如果没有在反右派中造成的恐怖气氛和毛所向披靡的淫威，那么，随便就栽赃陷害昨日功臣“唯我彭大将军”，是可以设想的吗？同理，打倒那个毛泽东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的刘少奇，又是可以设想的吗？当然，五类分子的挨打倒是可以设想的了; 而不可思议的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谢富治要员警同红卫兵“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抄家。有员警问：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针对心有疑虑的人，谢说：“连周总理都支持。”
相比之下，较之以往，文革把这种残酷地打人的做法更普及、更上下通吃、更肆意妄为、更无法无天了。一切惨不忍睹的罪行，在“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下，在中华大地上显现出血染的我革你命的风采。毛泽东特别不可轻饶的罪孽是，让青少年孩子们从打老师做起，干这种“好人打坏人活该”的罪恶勾当！既害苦了上一代，又毁灭了下一代。
“砸”的对像是“四旧”。我的一位也是右派的老师，是清皇室后裔，家有一些珍藏。他说，他的一幅画，是郑板桥的真迹，连同其他所谓“四旧”，都叫红卫兵一火烧掉，别的再贵重的东西他说也可以不心疼。
每个家庭的损失虽说不小，但国家承受的却是损失之总和。国家损失之大不仅使当代人扼腕巨叹，而且会使民族后代滴血不止。许多名胜古迹－－军阀大混战、日本鬼子侵中国，都没有遭到破坏，可是，都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给砸了个稀巴烂。有的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如谭厚兰领着砸孔府孔庙；更多的是当地红卫兵，他们对一切都是熟门熟道，其破坏性之大，达到了无孔不入，无微不至。我记得当时的一张传单上写着，文革顾问陶铸赞扬红卫兵破四旧的景象，是把旧世界砸了个落花流水。我记得他说“落花流水”四个字，形象得简直再现了现场。
现在文革的“砸”，固是罪孽深重，罄竹难书，其实并非今日始，而是一向如此。《浙江日报》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载：有人揭发省文联主席宋云彬（右派分子）跟他说过：“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业惨遭破坏，许多民间藏书几乎被烧光，这等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龙泉拆塔事件，这是共产党破坏文物作风的沿袭。”
钻屁股蚰蜒郭沫若，无孔不入，连宋云彬也不放过。他发言的最大效应是刺激别人的呕吐神经：“革命的破坏是在所难免的。经历一次像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古书文物哪能没有一点损失！中国地方大，文物多，保护起来，很有困难。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墙，在中国几乎到处都有，往往一个小市镇也有城寨。除了必须保存，可以保存者以外，我看有很多城墙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动不得的思想，是一种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云彬把龙泉拆塔事件夸大起来，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产党破坏了，这样看问题是不合逻辑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历史事实，但却不合郭氏“逻辑”。反倒郭的谈话合乎了毛泽东夫子自道的逻辑：“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
在反右倾中也有“砸”，这就是在全国城乡发动的砸锅炼铁。革命就是“砸”，超出物质的砸，如砸碎国家机器；反右派中有“砸烂右派的旧法观点”等；文革中砸烂公检法，砸烂刘少奇的狗头……
“抢”是文革的目的，在上为抢班夺权，在下为哄抢金银财宝，文物珍品。它是通过打、砸、抄、抓的过程实现的。我的书籍、衣物柜箱，桌椅板床，甚至连劳动的工具如平车等，都是在抄家时给抢去的。文革后也没有归还。我只庆幸小命犹存，至于身外之物就无所谓了。追溯“抢”的历史，共产党革命造反，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共产党的所谓革命，实属完完全全、原原本本意义上的打砸抢抓抄。这是它的本性，只用举出老百姓把共产党叫做“红胡子”这一史实足矣。“胡子”就是土匪，“红”指共产党。可见国民党把共产党叫做“共匪”，是实事求是的，是有民意基础的。“抢”在文革中出现的新奇景观是、毛泽东鼓动群众组织抢解放军的枪。这是他号召“全面内战”后，又要为“全面内战”、抢班夺权提供物质基础。正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总计，文革中打砸抢抓抄的结果，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有部分性披露：（一）规模性武斗事件，四千三百多件，死亡时十二万三千七百多人；（二）二百五十万干部被批斗，三十万二千七百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十一万五千五百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三）城市有四百八十一万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六十八万三千多人；（四）农村有五十二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及家属被迫害，有一百二十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
其二，批斗策略阴险，伎俩卑鄙，鬼名堂繁多。
据我之见，反右派之后，毛批斗人的策略基本上是故伎重演，其特点是老一套中耍花样。反右派和反右倾同用一套“引蛇出洞”的策略；文化大革命仍是这样，只是变了个小花样，在“引蛇出洞”前又加了个“引”字，成为“引‘引蛇出洞’”。意思是说，刘少奇所以搞“引蛇出洞”，是毛泽东“引”出来的，毛要用刘引出的蛇来咬刘。但等到毛领导文化大革命也像刘少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不过毛可以毫不脸红地说：“你讲我不要脸就不要脸。刘派工作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派工宣队和军宣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尽管工作组与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职能全然毫无二致。”
毛泽东斗倒斗臭斗透阶级敌人所用的卑鄙伎俩，是集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中外酷吏史之大成。所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论从认识上的需要，还是从实践上的需要，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由于个人身受，耳闻目睹的不同，在认知上就有不同的侧重。例如著名右派林希翎就对“株连法”痛恨有加：
最“致命”的，是株连家人与子女：丈夫无端地受排挤，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邻居的孩子的打骂，回家问母亲：“妈妈，为什么人家叫你‘大右派’、‘坏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么东西？”林希翎说：“我这个在各种批斗和毒刑前从未流过泪的战士，在听到我的爱子向我提出这种问题时，忍不住抱着他放声痛哭了”，“虽然我在政治上从来不吃后悔药，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都从来不感到遗憾和悔恨，然而我唯一感到万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饶恕的过错），便是我悔不该结婚和生育啊！像我这样当过‘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这个社会中政治上的‘麻风病人’，不可接触的‘贱民’，还有什么资格成家立业？有什么权利当贤妻良母？！这真是作孽啊！”问题是，这样的株连，是制服林希翎这样的不屈的反抗者，维护“专政”的有效性的必要手段：这不仅是体现了一种伦理的残酷性，更是体现了体制的残酷性。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