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4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 反右派与文化大革命的因果关系
文革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 大跃进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这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不争的事实。
“结果”往往是具有直观性的，不像“原因”那样、总是潜藏在事实背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原因，是如一位右派分子说得那么直白和精辟：“自己头脑发热、超英赶美，骨子里想当地球球长。”
反右倾是大跃进的直接结果。朱文指出的这一点是正确的：“毛泽东知道：大跃进的失败使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大大降低，于是决心开展一场新的运动，打倒有可能向他的权威挑战的党内对手，重建自己的绝对权威。这时他就在准备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了。”所谓“正确”，是他指出了：“这时（！）他就在准备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了”，而不是一九五七年。其次是，“大跃进的失败使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大大降低，于是决心开展一场新的运动，打倒有可能向他的权威挑战的党内对手，重建自己的绝对权威。”但，从时间上讲，从大跃进的失败到文革的爆发，中间隔着六、七年；从史实上讲，当时直接“向他的权威挑战的党内对手”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所以说，“决心开展一场新的运动”，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展开的反右倾运动而不是文革。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在接见阿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鲁库时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是否“已经看出问题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他还没说，我们怎么能断定在一九五七年就发生文革呢？
从运动的目标、任务、条件、动力来说，这是两个运动，不是一个运动。我们必须从“立异”上来确立二者各自的“质”的特性。 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它们的联系，并且看到这种联系的因果性；尽管这种因果性不是直接的。形象地说，像是一团乱麻绕过很多圈子才将二者内在地联系了起来。概要地说，历史的列车从反右派、这个始发站开出；一路颠簸、摇摆、闯红灯，经过许多中间站：大跃进、反右倾、继续跃进、七千人大会、八届十中全会、意识形态大批判（政治上反“三风”、经济学上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哲学上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文学艺术上批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邵荃麟赵树理的写中间人物论、杨翰笙的《北国江南》、夏衍的剧本《早春二月》（根据柔石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等等由城市的五反运动和农村的小四清运动而后汇合成全国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后才到达“终点”站：文化大革命；直至老毛一死、大乱方止。
毛泽东自认为一生中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倒蒋介石，党内赞成的多，反对的少；一件是发动文革，党内反对的多，赞成的少。何以如此？从“立”讲，前者是建立共产党的“党天下”，大家都可以分一杯羹，后者是建立毛泽东的“家天下”，毛要独吞一切权力；从“破”讲，前者是“打倒反动派”，后者是“斗党内走资派”。毛和斯诺谈话中说得很明白。斯诺说：“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胜利的终止。”毛泽东说：“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当然，“家天下”绝对必须以“党天下”为基础，但二者却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动力和条件。
讨论任何一个问题，首要的和必要的，是明确概念，否则就会出现歧义，出现鸡同鸭讲。 范畴是最高的概念。所以，我们首要的和必要的是明确:反右派斗争是属于哪个范畴？ 我认为，反右派仍是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倒蒋介石而不是刘少奇，是消灭反动派而不是走资派。 毛泽东事先清楚，我们事后明了: 反右派再彻底，也只能建立和巩固“党天下”，为“家天下”打基础；毛泽东就算把右派杀个鸡犬不留，也绝不能建成他的“家天下”；只有搞文革，把党内的对手打垮，才能建成毛氏家天下。所以，文革和反右是不容混淆的两个政治范畴。许多史家，缺乏分清范畴的史识，做起学问来往往如坠烟海。朱正先生的“预演说”（或“流产说“），正是把反右派与文革混淆了起来，只见其表，不见其里；只见其同，不见其异，尤其不见其“大异”。其原因就在于混淆了上述“两个范畴”。有了不正确的事实评价，其价值评价的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比如对整风反右的“价值评价”，就是说：毛泽东是不是要真心实意、搞整风运动？是不是右派破坏了整风运动？到底谁是罪魁祸首，谁是受害者？“流产说“有嫁祸于受害者、而为罪魁祸首解脱之嫌。
有了上面这些对前因后果的分析，现在再来对“文革与反右派”两个运动进行比较就一目了然了。
【一】一个目的，两个任务
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中说：“在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这是他的真正目的吗？他说的“挖修根”仍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难道是为“挖修根”而“挖修根”吗？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本身可以是目的，因为这已经满足了艺术家的艺术需求。为挖修根而挖修根，就像为反右派而反右派一样，只能是政治运动“形于外”的东西；而政治目的却是那“诚于中”的心怀鬼胎。他之所以发起各式各样的大运动、小运动，并且，运动之中套运动。这是毛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的表现。这是由于他直到呜呼哀哉，也仍是“壮志未酬”，欲壑难填。对于毛泽东一生来说，“运动似乎就是一切”，其实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可把伯恩斯坦的话反过来说：“对毛来说，目的就是一切，手段尽可以残酷、欺诈、无耻的。”毛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一] 斗争的“目的”，就是斗争的“本质”
把反右派与文革比作先河后海，比做姊妹篇，比作一根藤上结的两个苦瓜等。尤其这后一比喻，它更完美的地方在于进一步指出：两者的连系是一根藤。“一根藤”又是指的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王若水先生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第八章的题目所示：“谁将是国际共运的领袖？”这个答案也就是李锐先生在《我对中国的情况不悲观》中所说：“都有他一个要搞世界领袖的这么一个来历。”也如前引张显扬所说：“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权力斗争。”尽管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法，但如前所说的，“要当地球球长”，却是一句最直白的大实话。还有，如陈奎德先生写的《毛的晚年悖论及其遗产——文革三十年祭》一文中说的“钥匙”：“而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人’的幻觉目标在这种心态下是顺理成章的。我以为，这是理解毛在文革中一系列矛盾怪诞行为的钥匙。”
行了。我想读者一定可以明白：所谓“一根藤”就是指的贯穿毛一切行动始终的“目的”。只有抓住这根藤，才可以洞悉藤上所有的瓜；只有掌握这把钥匙，才可能打开所有的锁。许多认识不到、或不愿正视这一点的人们，结果都无法自圆其说、或干脆自欺欺人。
毛泽东说过：“……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毛泽东搞的所有政治斗争（战争只是其中之一个形式），“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反右派是贯彻这个本质，文革是贯彻这个本质，大跃进和反右倾是贯彻这个本质，老早的大杀AB团、延安整风也仍旧是贯彻这个本质。人们只见现象，如大跃进轰轰烈烈，风风火火，甚至连领袖在内都走火入魔。彭德怀以生命作代价，也只是揭示出：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乱象。毛为什么对彭德怀竟然如被挖祖坟那样大发其火呢？陈奎德先生在《文革前奏》中揭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本质：“他（毛）发动大跃进就是想自己自辟蹊径，走出一条新的路，从而确立自己在世界历史上共产主义运动霸主的地位。我想这个是他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之音中文网》
当年赫鲁雪夫对此也有所觉察。他说，什么东风，东风从哪里来？东风是不是从你们中国来，是不是中国的风压倒我们苏联的风。
[二] 斗争的“任务”，就是斗争指向的“目标”
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总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取得并巩固毛对党的绝对领导权，整风就是整教条主义王明和经验主义周恩来，实际是抹掉王明的领导权。这是主要任务。可是，还有个分目标，开始尚不明确，这就是知识份子，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他们怀抱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理念，来到“民主圣地”延安，却发现这里恰似一个封建小朝廷; 而毛泽东也同时发现，这班知识份子，特别是文艺界的，对共产党的专制心怀异趣，是一种腐蚀剂，对毛泽东的个人专权之路无宁也是一群拦路羊。当他看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时，说道，思想斗争有目标了。至于写了《三八节有感》的丁玲，写了《论同志之“爱”与“耐”》的萧军，写了《还是杂文的时代》的罗烽，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的艾青; 丁玲是发表这些文章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对当时这些文艺界的次要目标，这次放过，但在十几年后的反右派中，周扬却按照毛定名单划他们为右派。
反右派的总目标，是民主党派、知识份子、资产阶级，前面我已作过系统论述。这是为了实行一党专政而早已订出的既定方针。这个目标具体到人，比如落实到章、章、罗、储……诸君头上，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后也许心里早有个大谱，但也未必尽然。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仅只是反右派，达不到毛的最终目的。只有发动文化大革命，“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内反走资派，外反苏修，代表人物是中外的赫鲁雪夫。这样才能觊觎国际共运领袖、世界革命导师的地位，达到“毛天下”（毛天下的“天下”是世界，党天下的“天下”仅限于中国）的目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言时说：“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过了三天，周恩来的发言更善解毛意，明白无误地把毛泽东的狼子野心道了出来。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十月四日，《人民日报》报导毛泽东接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时，称毛泽东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毛泽东先后在庐山会议中提出“两个司令部”或“反对派司令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中更明确提出“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清楚地表明，反右倾与文革是同一个目标体系，具体目标包括彭、黄、张、周、三家村、四家店、刘、邓、陶；与此殊途同归的，先有小爬虫关、王、戚、后有陈伯达、林彪、黄、吴、叶、李、邱等。 比作下棋，每吃一个子，就是消灭一个目标：反右派吃的是车马炮。文革吃的是士相帅。 吃帅就叫做“将军”，所以也可说，前者为“吃子”；后者为“将军”。 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不把文革前的三大运动、五大改造、反右派或其他丰功伟绩，当成终生的打倒蒋介石、建立党天下后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因为，即便是反右派也没跳出第一件大事（巩固党天下）的范畴。 而唯独把文化大革命，建立毛的个人天下，当成是第二件大事。 所以，反右与文革，是属于同一目的下的两个目标、两个任务、两个步骤、两个范畴: 前者归类为第一件大事，后者属于第二件大事。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