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3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二） 整风目标是冲击“反冒进”的那些领导吗？
朱正先生在为参加纪念文革四十周年而写的《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一文中，过细地、反复地论证了他的此一看法，而且流传很广。但因为“基本依据”—— “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与事实相去甚远，遂导致“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也即文革就会发生在一九五七年这一看法，打根儿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对此，我将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一方面是就着右派对“反冒进”的态度；另一个方面花开两枝、各表一朵：一朵是表“反冒进”的周恩来，另一朵是表“反‘反冒进’”的毛泽东。他们各自对于反右派与反冒进二者之间的关系之认识。
我认为，说话一定要依据资料，不能只凭在脑子里边“如果、那么”地推演。所以我惟恐言之无物、收集资料就尽力求全，甚至有罗列堆砌之嫌，也宁滥勿缺。
“反冒进”是什么性质的事件？《人民日报》社论和周恩来本人都认为是对右派做了“可耻的内应”。毛认为是“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都是“反冒进”的，而不是拥护毛泽东“反‘反冒进’”的。切记勿忘，这是当时的主旋律。
《人民日报》载，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发言：“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大概你不会误会陈叔通的意思是想说“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大”吧？
二十二日，罗隆基就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这个问题发言，他认为，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陈铭枢等指责毛泽东“好大喜功”更是使毛长久地耿耿于怀。毛说，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也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种胡搅蛮缠的跪辩，令人难辨他是厚颜无耻而可恶，还是理屈词穷而可怜？千万别让我们听到如法炮制的狡辩：“是革命派的厚颜无耻，还是反动派的厚颜无耻？我们厚的是无产阶级之颜，无的是马列主义之耻。”
六月十日《沈阳日报》刊出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例如农业合作化，“我们的农具同两千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就这样一窝蜂似的组织起来，很多是变相的强迫命令，干部水平低、工作混乱、非生产人员增多、生产积极性降低（比单干时）等毛病就在所难免。”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载：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说：“党内外的右派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大事向党进攻。说‘五百万亩水地是人命换来的’，是‘秦始皇磨民’；说一九五六年各项工作都‘冒进’了，这些‘都是领导上的脑袋发热造成的’；说批判‘甘肃落后论’是‘无的放矢’；说一九五六年春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是一个‘冒进’会等等……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特别是经过了传达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党内清除了孙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成义（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梁大均（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情况大变，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一九五八年的水利工程六个多月的成绩就等于一九五七年的十倍。原来准备十年基本上摆脱干旱威胁的愿望，现在看来，只要苦战三年就可以实现。”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载：广西反出的党内右派集团，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就打着‘反冒进’、‘反主观主义’的旗帜，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行破坏团结的活动。一九五七年六月，中央宣布处理因灾饿死人事件时，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发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灾饿死人事件说成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并进而全盘否定广西的工作成绩，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上‘犯了路线错误’，要求‘重新估计农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错误’。”
一九五九年，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问及“你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话对吗？”毛答：“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这话也有两重性，对，怎么样？不对，又怎么样？”李说：“如果说‘对’，那就意味着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就是主观唯心论。”这时毛看到旁边有人在暗暗制止李达，便气呼呼地说，“不怕，说吧，不划右派！”由此可见，把反冒进的人和观点，毛是将之划归于右派的。
毛泽东“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二）“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周恩来顺着毛的思路，作检讨说：“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一九五七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就，把一九五六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扩大为‘全面冒进’，并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悟，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周恩来与毛泽东》第三九八页）。
这在在说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是反毛泽东的冒进的。不管是工农业生产，还是农业合作化上的急躁冒进，还是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的草率、粗糙，实在都不得人心，受到右派极力反对。起码是在我的视野内，右派言论一面倒，都是“反冒进”的。是与反冒进的领导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 右派才是反冒进的急先锋，毛泽东怎么会利用他们、他们又怎么会去整“那些‘反冒进’的领导”——自己在党内的“内应”呢？再说，毛认为，反冒进是右倾机会主义，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怎么会利用右派去反右倾、把马克思主义的殊荣给予右派，而右派又怎么会是当之无愧、去反右倾呢？这恐怕正好是把事情说了个相反。毛泽东对这一点很清楚：只有反右派才是对反冒进的釜底抽薪，才是扫除了反冒进的社会基础，唯其如此，反“反冒进”才能奏功； 同时，他对反冒进的人，也以“右派”相预儆，相归类——毛是说，两者相距只有五十米。这也是借杀右派之刀，杀向“反冒进”者，而且使后者无还手之力。
朱先生说：“毛在发动整风运动之时确实想要同时解决反冒进的问题；为了反击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民主党派人士，毛泽东不得不把反冒进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求得党内的团结一致。李志绥的回忆录里记下了当时林克（毛的秘书）的看法：‘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
据回忆录中说的事实是，李志绥当时离开了毛身边。这些情况是他回来后林克和毛泽东告诉他的。所以他的“今日我的后见之明”这个误断，是在受了林、毛的误导的基础上作出的；而是林、毛，才是这个让世人迷惑的谬论的始作俑者。但李在回忆录中把林说的这个话——‘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公之于众，林给吓得魂不附体，急忙作出声明，矢口予以否认：
“李志绥还造了我的谣。他说:‘我不在时林克跟毛接触最多，他跟我谈起他对毛的政治评估。林的看法，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这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对李志绥说过这样的话。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毛的这种‘政治评估’，因为这是违反事实的。”（《历史的真实》页六十四）
为什么林要否认这句话呢？林是为了向党表明他是绝无违反党性原则，揭露毛的嘴脸的，他的公开声明，维护了毛的这一最基本的谎言（反右中的其他谎言，都是源于此而加展开）：
“毛泽东鼓励民主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最初的目的是要用党内党外的批评互相结合的方法解决执政党脱离群众的问题，决非像李志绥所说从一开始就是搞‘政治圈套’，借民主党派解决共产党内‘权力斗争’。”（同上，页六十）
不管真假，连林克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东西，你朱先生怎么能引以为据呢？虽然，即便他承认也不见得就正确。
再者，就着朱先生认为，“他（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进问题。这笔账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后的清算。” 我要问：难道文化大革命是管“清算”“反冒进”的吗？王若水在《发现的毛泽东》一书的第八章中说:
“毛找了九省二市的第一书记参加，后来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会议的重点是反冒进。会上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印发了周恩来（！！！——三个警叹号是魏紫丹加的，是为了引起读者特别注意，下同）、李先念（！！！）的反冒进言论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再奇怪不过的是，为什么这些我加上警叹号的、毛泽东指名道姓批评的“反冒进”的挂帅人物，竟然在文革中一个都没有被打倒？不止于此，还可由个别及于全面: 作为文革纲领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称“五一六通知”里，有提到“反冒进”的问题吗？没有。它倒是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明文规定为右派，说明文革具有反右派的性质。但关于走资派，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哪个是右派？都不是，都是左派，左得流油！在反右运动中都是打右派不眨眼的英雄，否则，早就轮不到他当“当权派”了。所以当时的右派（我是其中之一）是很乐于看到当地的走资派被打倒的，虽然自己的处境不但没有减轻，反而由于文革，更给带来“再踏上一只脚！”但总觉得自己是死猪不怕热水烫了：“你们这些对毛泽东喊爹叫娘的左派，居然也有今日！”而当时的右派心理，基调是：“太阳曷丧？予偕汝同亡。”很希望人们能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数以亿计的人们受害中，认识到毛的作恶多端及其本质，确认毛泽东就是你、我、他、她——党内的、党外的、大家的、全民的、国际（起码是匈牙利和柬埔寨人民）的公敌。
“预演”说、“彩排”说、“流产”说，以及虚构的“让民主人士冲击”说，都是在实质上在美化毛泽东的居心，把历史的责任由迫害者转嫁给受害者，让人们糊里糊涂，从认识中放跑了罪魁祸首。
朱先生的结论是：“可见从这个意义上看是有理由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已证明：“可见”，从“整风目标是为了冲击那些‘反冒进’的领导”这个意义上看，是根本无法成立的。因为“这个意义”简直是空穴来风，我实在莫名其妙朱先生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所以这样建立起来的“流产”说，便不能不沦为“破产”之说了。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