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0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 “反右”与“文革”
“反右”与“文革”，这两件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政治运动，有紧密的内在与外在的联系与区别，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因而也才能认透毛泽东与共产党的本质，进而对于推翻一党专政，对于实现普天同庆的民主大业，就是不可或缺的一课。同时我还认为，对这两个运动进行“相提并论”的研究，可收 到“相得益彰”之效；反之，对反右与文革二者，如果不兼知其二，那么，绝不可能真知其一。让我展开来说：
（一）“预演”说与“序幕”说
关于“反右”与“文革”，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学者们曾就此发表过很多意见。我把主流的意见综合为两点: 一曰“预演”说, 一曰“序幕”说。
章立凡先生说：“‘反右’在某种意义上是‘文革’的预演，只不过后者的破坏规模和烈度更加广泛和严重。”（《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对李慎之先生迟到的纪念与商榷》）这是没有看到两者本质之迥异！
朱正先生说：“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预演。”（《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北京之春》二零零六年七月号）“彩排或预演”，说到底还是一回戏。
邵燕祥先生为朱正《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作序说：“有人说反右派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我以为不如说是序幕。”又在本书《香港版序言》中说：“‘反右’云云，一九五七年当时称为反右派斗争，后来也称反右派运动，是一九四九年后针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规模最大、影响至深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开其后造成民族大灾难的文革之先河。”这里说得好！既是“序幕”，下一幕就会是别开生面；既是开“文革之先河”，当然只能是“开先启后”。
李也改先生说：“五十年来多种社会弊端，都可以在‘反右派’灾难中清楚地找到它们的源头。如果没有‘反右派’，就不会有它的姊妹篇 ‘文革’。”（《“反右派”半世纪祭》）说“姊妹篇”也对。
最说得清楚的是李慎之先生的“下一章”说：“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壮志（这里可能是指“把地球管起来”——紫丹按），直接孕育了大跃进。以后就是农业大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红遍全国。大跃进的失败给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惧，不但直接导致了反右倾的斗争，而且促使他到处搜索‘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都是中国历史的下一章了。”（《 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说是“历史的下一章”，再恰当不过了。
我说：毛泽东心怀鬼胎。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心中孕育的一对双胞胎，也就是说不是一个胎儿，所以他们的呱呱坠地就会是兄先弟后，先后有序。这将形成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差。而其诞生决不可能是不分兄弟长幼之序，不分“反右”与“文革”之别，只是或“流产”或“成活”的同一个胎儿（“流”了的是“文革”，“产”了的是“反右”）。我之所以说是“双胞胎”，就是集内因、外因、远因、近因之大成，致使毛泽东在谋取政治霸权的道路上出现了两只拦路虎，都必须搞掉，并不是只用搞掉一只，或搞掉这一只就等于搞掉另一只：一是必须搞掉中国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他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毛泽东选集》五卷，页三二三）所以毛要再一次搞肃反，这回的名堂叫 “反右”，主意是捣毁中国式的“裴多菲俱乐部”，抓出“小纳吉”。后来，毛在和来访的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会谈时说：“我们的右派相当厉害，右派在你们那里就是纳吉的群众，是小纳吉。”这个无形的俱乐部不仅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的基础，而且由于共产党搞的五大运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贯穿于各个运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罪恶滔天，激起士农工商天怒人怨，所以危机四伏，一触即发。毛要搞一次肃反运动，肃清的对象，党内外都有，主要在党外。这一点可从薄一波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反右开始后,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肃反’，‘新式肃反’，是‘清党清团的好机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六二二）又可与毛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相印证：“镇压反革命,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庐山会议实录》页二二三）
另一个是要搞掉中国出现的反斯大林主义、反个人崇拜的，如果说得更具体的话，就是会在他生前公开指出其错误（彭德怀），或身后作“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一点李慎之说的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毛“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一四七页）；这个名堂叫“反修”，主要在党内。正如李锐在《我对中国的情况不悲观》中所说：“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两件事情，一个是赶跑蒋介石后，老子天下第一，对国内的事他倒也无所谓了，有人问他，假如鲁迅在世，打右派的时候会不会活捉鲁迅，会不会给鲁迅打右派，他说照打不误。这是国内的情况，在国外有列宁有斯大林，中国要依靠苏联帮助，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五七项，斯大林的影响力可大得多了。但是问题在赫鲁晓夫一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就觉得不同了，老子世界第一，天下第一，他领导世界革命，打游击也好，搞文化大革命也好，都有他一个要搞世界领袖的这么一个来历。当然对于斯大林倒台，他是又高兴又犹豫，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是因为赫鲁晓夫……”
党内党外，内外有别。这就必须用两个战役来消灭两只老虎，毕其功于一役是绝对不现实的。因为这个时候搞文革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八”字还没一撇：从国际上说，一是还没有与苏共撕破脸皮，社会主义阵营还存在；甚至是正处在表面的短暂的蜜月期中。这时毛把“反苏”列为划毒草，即定为划右派的六项标准之一。二是在实质与赫鲁晓夫争夺对斯大林的长子继承权上，也还没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还没有在中国把赫搞得臭而不可闻也。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即便在反右之后，也仍然不具备发动文革的条件：一是刘少奇与周恩来尚未被离间开。二是党政文武大权，毛尚未牢牢在握：这时候的国防部长是与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彭德怀而不是“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的亲密战友林彪；“三家村”一类“外围”还没有清除；对刘少奇的心腹干将，“四家将”彭罗陆杨（彭真是政治局委员、首都市长，罗瑞卿是解放军参谋长、公安部长，陆定一是宣传部长，杨尚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首先需要打倒，做到“打虎先扳牙”；三则，需要进行舆论工作：一个观点，一条路线，只叫少数人知道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骗；四则，对刘少奇雄厚的政治资本，要逐步“剥笋”，予以剥蚀、剥夺。毛终日盈于耳的是，举国上下都在津津乐道：“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也是他必须打倒又不能马上打倒，而要真正打倒刘又必须把中国搅个底朝天的原因；五则，从最近解密的林彪日记披露，毛需要策划于密室，组织自己的人马，并搜集对方材料，罗织罪名；六则，在反右前，重中之重的是国际波匈风潮的波及和国内工人罢工、学生闹事、农民退社、知识分子满腹牢骚，当务之急是镇压，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此举一则可济燃眉；其次，杀鸡给猴看，可收快刀斩“乱”麻之效；其三，从此造成万马齐喑，进而达到指鹿为马，毛便可最后做到真正百分之百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任意妄为、横行无阻。难道毛在没有做这些必备的工作之前，就率尔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不是“一头碰到阎王爷的鸡巴蛋上——冒失鬼”吗？所以毛泽东是吸取列宁搞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经验，有先有后地扫除“两堆垃圾”。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举扫除“两堆垃圾”。就连打虎英雄武松一次也只能打死一只老虎。何况毛泽东研究和处理矛盾的思想方法一贯是，必须注重矛盾发展的阶段性呢？以及，又何况他一向的阴谋策略都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呢？再说，如果按“流产”说，毛要整党内那些“反冒进”的领导，本意不是要反右；就是说，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流产”，将发生在此时。那么，由此会产生出一个简直不可思议的问题：毛泽东的本意此时不是要反右，还要利用右派整“反冒进”的那些领导，一则这有可能吗？二则，那他要到什么时候才反右？或是，永远也不反右了？
所以我认为，说“序幕”或说“预演”，决不是两个简单的比喻之争的问题，也不是抠字眼，而是标志着对历史事件的两种不同的质的规定性之认可。说“序幕”、说“先河”、说“双胞胎”（或“两只拦路虎”、或“两堆垃圾”、或说“姊妹篇”、或说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这都是说反右派与文革是两个回合，是章回小说中的两回；这样说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准确的。说“预演”、说“彩排”，按其本意，说的是和正式演出的是一回事，全同的一出儿戏；一般说是，剧本不变，只是改进表演。但反右派与文革，却是剧本的不同部分，是不同的场或幕；比作折子戏，是相互关连中的两个折子；比作文章，是上下篇；总之，不是像“预演”或“彩排”之与正式演出那样同出一辙。所以，说“预演”、说“彩排”，不仅不准确，而且不能说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因为，它混淆了两个运动的联系与区别，更由于它扭曲了反映反右派斗争本质的“起因”问题，这就会误导出一个极其有害的谬论，无意中把毛的阴谋跪计粉饰成“真心真意”要整风。正如朱文中自己所述：“李慎之在致胡绩伟的一封信里批评了我写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他说：（朱正）认为毛本来是好心好意地号召鸣放，没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猖狂，他才不得不反击。这是我（李慎之）完全不能同意的”。“说毛的本意是要党内整风（如果不流产，就成为后来文革中的斗党内走资派）。党内整风之所以流产，是由于右派的猖狂进攻， 所以只得先反右，把文革推迟十年。——这些正是李志绥先生的论点：“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一九五页）而这又成为朱正等先生“预演”说、“彩排”说、“流产”说（“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立论的基本依据。他说：“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还有一个在《整风指示》里没有宣布的目标，就是要跟党内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算账。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知道，党务系统在刘少奇手上，行政系统在周恩来手上，这些党政机关的干部都是他们的下属，由谁出头来向他们提意见呢？毛泽东想到了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这个意思是否说，如果不是“流产”，“毛泽东想到了让民主党派来充当（红卫兵之类，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的力量”呢？这虽有点滑稽，但，倒也“复萌”了反右前、右派们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故态”。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