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8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二] 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恶性膨胀
中国经过镇反、土改对国民党留下的党政军警人员的血腥镇压和对地主富农的图财害命；经过三反五反，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巧取豪夺，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丧失了经济手段和独立人格，只有服服贴贴，别无出路。再加上接受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越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的教训，中共八大决议宣布：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页三四一）就是说，不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对此耿耿、颇为不满。“八大”刚散会两三天，“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说：‘哟，《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当时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没有说要改变或者采取什么措施，所以中央将八大《决议》等文件照常发出了，事实上也没办法改了，来不及了，而且刚刚通过就改也不合适。”（《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http://book.sina.com.cn ）
但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甚至直到五一节前夕，在天安门城楼邀集党外人士座谈，邀请他们帮助整风。他还执意骗人地宣称：过去做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花了几十年的精力……从共产党成立起，已有三十六年，精力都轧在这上面。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科学。不懂怎么办，要老老实实学。可能要同过去学习阶级斗争一样，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经过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借题发挥，对主要矛盾的看法发生了逆向转变。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提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四三二、四二五）十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四三二、四二五）达到他从根本上改变“八大”方针的目的。
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说：“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及右派分子；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富裕中农。”这种说法，即便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也是胡说八道。就以我这个教书匠来说吧，难道我的剥削行为就是在课堂教学时吞吸了国家的粉笔灰吗？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虽然经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受到清算，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时刻在制造舆论，准备复辟；他们必然要在党内寻找其代理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在运动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上的种种对党不满、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起来（当时在几十个省的省级干部中，都揪出了“反党集团”和 “右派集团”）。（页三六八）
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毛泽东发动了对彭黄张周等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的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页三六六）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自一九五七年之后，把对敌的斗争，用于“朋友”，用于人民内部，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庐山会议以后，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指向 “战友”。“四清运动”中提“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踢开党委搞扎根串联；“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便马头接着马尾，脱缰狂奔而来。
[三] 道德上，党性兽性化的恶性发作
毛泽东言而无信，自食其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累累重重，比比皆是。就以他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来说，是他信誓旦旦，一再强调“言者无罪”，经过千呼万唤，“党外朋友”才出来的。可他一翻脸，上百万人就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他却厚颜无耻地强词夺理，说：“资产阶级右派”“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四三八）先不说他说的“行者”，也只是男盗女娼式的欲加之罪的说词；权且“硬着头皮”接着往下读：“另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同上）我要责问后来发表过名诗句“不许放屁”的毛大诗人：怎么“无行动”，不是“行者”，“言者无罪”按说该对他们完全适用，他们也成“另有一种右派”了呢？这不是自打嘴巴吗？同时也证实，我刚刚说的你“厚颜无耻地强词夺理”，是实实在在的情况。在反右倾中，这种厚颜无耻，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跟随刘少奇参加过庐山会议的王光美回忆说：“后来会议上就开始批判彭老总了，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小集团。因为黄克诚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同志（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周小舟同志（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支持彭总的意见，所以他们也在被批判之列，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成员。张闻天等同志曾来找少奇同志，说：这些情况我们上山后都给毛主席谈过，毛主席还称赞我们谈的好，现在怎么又批我们呢？少奇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你们好好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事实情况是，许多发言并不是讨论他们发表的意见，而是算起历史旧账来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可见，以“修养”而闻名于世的“少奇”，也是个没有正义感的伪君子。但主要地讲，从这里你就看出了毛泽东是在搞什么卑鄙龌龊的鬼名堂！他就是如此地对人对事施展跪计，坑蒙拐骗、阴狠毒辣，无所不用其极。他根本不，因而也把他的党徒教唆成根本不把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的道德准则放在眼里！“林彪，陈伯达，柯庆施，康生这类“风马牛（看“风”驶舵，拍“马”屁，吹“牛”皮）干部”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一零三七）小人得势，飞扬跋扈，覆盖全党，使毛泽东思想无往不胜。
他们把反右派的手法，变本加厉地用在反右倾上。是非颠倒、人妖颠倒、凭空捏造、落井下石，这便是对会议的写照。这不禁使参加会议的《实录》的作者，喟然浩叹：“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页三一九）我对这一句话作如下解读:
“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不出来讲半句公道话,是由于不敢。为什么不 “敢”？是由于上层领导不讲公道话，也不让下面讲。为什么“我们党最高领导层”也不敢？这就要归咎于“我们党最高领导层”之上的那个最最高领导了。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大家都昧着良心，不讲公道话的严重的后果，就造成全国在反右派后出现的道德沉沦、世风日下、见死不救、落井下石的党风、民风，雪上加霜，每况愈下。可是，会场上的实况，并非都如林彪、康生等的血口喷人，张牙舞爪地落井下石，而是还有另一种，是出于“关心”的落井下石：
为了促动彭作检讨，主席让聂荣真、叶剑英去进行劝说。七月三十日上午，两位元帅来到彭的住处，在彭德怀后来写的笔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和他自己当时沉痛的心情：“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为什么对不合事实的批评不能进行反批评，而使它首先起码要合乎事实呢？——紫丹注，下同），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为什么不合事实就会对党和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呢？如果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党和人民的利益，就需要歪曲事实，或让彭元帅把不是事实的东西硬要承认是事实，那么，这个党和人民又是什么玩艺儿呢？），就不要管那些细节（恐怕这要算是邓小平实用主义的“宜粗不宜细”的先声！真是居心叵测。），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加深‘左’倾危险，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是我的罪恶。”
八月三日在小组会上, 聂荣真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况：“我们都提到他的桀傲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页二零五-二零六）“说时”，叶元帅“掉泪了”，自然这不会是“恶鬼的眼泪”；但不知，在文革中当“毛泽东同志健在时”，把彭元帅迫害得悲惨致死时，叶元帅是否也“掉泪了”?
可别大意了这位元帅，仅仅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毛就不止一次表扬他：“那时靠剑英，不要忘记（剑英大功劳）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页二五六）
关于“剑英大功劳”，司马璐是这样写的:
九月九日，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说是截获一则电报是张国焘给徐向前和陈昌浩的，电文中说：“望劝毛、周…… 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刻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决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这份电报的真实性，我当面问过张国焘，他说绝无其事，徐向前晚年答复廖盖隆也说，他绝未见过这份电报。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率部进击松潘以北，打开了北进的通路。毛派认为这是一个摆脱张派控制的最好机会，决定逃跑，要逃跑就得有个借口，否则毛派要承担分裂红军的责任，因此叶剑英编造了上述的故事。
毛派逃跑前，毛泽东故意去看了陈昌浩，说了些张国焘的好话，叶剑英也对陈昌浩说：“我们同意南下，但在开拔前部队需要收割粮食。”以此为借口，使张派放松警惕。
九月十日黎明三时，毛派以收割粮食为名逃跑了…… 张国焘说：毛泽东玩的是“金蝉脱壳”之计…… 毛派逃跑时，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曾有诗赞彭：“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中共历史的见证》页五零九-五一零）
如果说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玩阴谋诡计是一贯的，那么，时隔二十四年，这位一贯昧心以邀功的元帅，在这次掉眼泪中，“剑英大功劳”立得又是何其屙脓尿血啊！
你既然当了共产党人，又想向上爬，干这类屙脓尿血的勾当以立功，就成为中共党员党性的体现和晋升的必由之路了。再看陶铸是怎样劝黄克诚去揭发彭德怀的：
陶铸八月五日写给黄克诚的信，劝说他站出来揭发批斗彭德怀。信中写道：“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断然站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 接着，《实录》作者李锐先生评说道：“这种要有封建道德所要求于妇女贞节般的政治操守，当时确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态！为保卫毛泽东主席、党中央，什么事不能做呢？”（页三百）可惜这位“旧社会”的“女人” ，“ ‘贞节’之妇”陶铸小姐（当然非一人也，乃比比皆是也），“嫁了”一位“移情别恋”的负心汉，毛郎君。她虽然 “讲求操守”，可她的命运仍“是很可悲的”。在文革中，作为中共的第四号人物的陶铸，和作为被“落井下石”的“错误已明若观火”的“德怀同志”，却是殊途同归于被残酷迫害而死。我劝读者：暂且别说“活该”。因为说“活该”只是谴责了受害者同时也是迫害者的一面，说他罪有应得，就放跑了罪魁祸首的罪大恶极。罪魁祸首就可以逃之夭夭了；是别人“罪有应得”嘛，关我屁事！
陶铸（实际是党文化）把“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的包办婚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一套封建伦理也拿来了。足见他们欺世盗名，喊破天的“共产主义道德”：毛泽东在会上说什么“社会主义同志式友爱”（页三三一）；叶剑英的挤眼泪；统统是什么货色，什么鬼名堂了。也无怪乎文革后出现信仰危机，现在无论共产党内外，还是上下，都干脆把它弃之如敝屣了。还有谁会信这套鬼话连篇？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