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3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环江成了全国闻名的红旗县。洪华成了“大跃进”时代的大英雄。在中共柳州地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洪华披红挂彩，上台接受了一面数丈之长的特大红旗。红旗到县那天，锣鼓喧天，人潮旗海，事先安排好的八个大汉把洪华抬起，一直抬进县委大院。欢迎的人群向洪华和大红旗抛撒五色花瓣，陶醉在“环江奇迹”之中，谁也没有料到，今天迎红旗，抬洪华，明天就要饿肚皮，抬死尸。
那位首创“包产到户”的王定，正在劳改农场里挣扎于死亡线上。幸好场长是昔日战友，嘱令劳改队长说：“王定是为人民犯错误的，你要保证他活着进来，活着出去！”王定这才奇迹般的活下来。可怕的是，有关饿死人的消息不断传进劳改队，不久，“杀牛犯”们也不断押进劳改队——大批饿死人之际，百姓们央求队长杀牛救命。但牛是人民公社的，任何情况下杀牛都是破坏生产的犯法行为。往往是百姓们跪地求救，并全村具保，承担责任，一定不让队长进监狱。许多生产队长祗好冒险杀牛救命，然后被抓进劳改农场。仅鹿寨县石榴河农场便进来一百七十多个“杀牛犯”，其中生产队长一百五十多。
在那场人为的大饥馑中，环江县十六万人口饿死四万，整整四分之一！
其原因概出于浮夸虚报而引起的高征购。请看一九五八年的几组数字﹕
广西全区上报粮食总产二百二十九亿斤，而实际产粮一百一十七亿斤，谎报二倍；
柳州地区上报五十五亿斤，实际只有十六点九亿斤，谎报三倍多；
环江县上报三点三亿斤，实际不过一点零五亿斤，谎报三倍多；
浮夸虚报必然引来高征购。放了那么多“粮食卫星”，不正是为了邀功吗？
于是，广西自治区给柳州地区下达了八点六亿斤的征购任务，比上年实际征粮数增加二点一四倍；
柳州地区给环江县下达了零点七一亿斤任务，比上年实际征粮数猛增四点八倍！虽然环江最后只交了零点二六八亿斤，还是造成了饿殍遍野的惨剧。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洪华便横下心来勒索农民本来就不多的口粮，一个极为残忍的“反瞒产”运动开始了。批判、斗争、掘地三尺……至一九五九年二月，环江存粮告罄，开始断粮、死人！
此时，全国都在死人。中共“郑州会议”试图扭转危局，粮食开始紧急返销农村，环江也得到一百万多斤返销粮，严重的局势稍有缓和。本来，区区一百万斤粮食，全县十六万人口，人均不过七、八斤，不过杯水车薪。但紧接着一个晴天霹雳自九霄之上炸响：庐山会议扭转方向，开始“反右倾”！会议还未结束，柳州地委便连夜召开电话会议，向每一位县委书记先行“吹风”。得了风气之先的洪华立即在环江掀起了更为猛烈的“反瞒产”运动。洪华为了在“反右倾”运动中再扛大红旗，把刀架在百姓脖子上逼粮食。最后全县口粮仅留下零点三一亿斤，十六 万人口，每天人均口粮零点五斤以下；三十万亩耕地的种子和近十万头猪、牛的精饲料，仅留了正常年景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五。洪华高举“反右倾”的大旗，对基层干部残酷逼粮，城关公社陈双大队是洪华挖后手粮的试点。他把大小队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集中到大队“核产”，以斗争、“小劳改”、辅以“饥饿疗法”，连打带饿，死了十三人。洪华满不在乎，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逃兵，斗死几个不要紧。”
洪华命令全县封仓。干部胆敢开仓，一律开除党籍。群众胆敢偷粮，一律开枪打死。龙岩公社有个干部抓到一个偷粮的小学生，竟将他按到偷粮处开枪射击。枪不响，硬是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扳机，才把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打成重伤，三天后死去。全县因偷粮被打死的有数十人之多。据事后统计，当时刑法计有六十余种之多，铁丝穿手和坐水牢都使上了。
当大批死人开始之后，洪华要求“一定要以鲜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辩明是非，识别真伪，这样才不为假象所迷惑。”还若无其事地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走投无路的饥民开始逃荒。环江县委不仅不开仓放粮，救民于水火，反而动用公安和民政部门四处追捕。
饿死的人也有罪：洪华只要见到死人就大骂。死在县城中心的，骂：“大年初一来这里死，他妈的，死也不会找对地方，偏偏来人多的地方死，真是歪风邪气上升！是不是有政治问题，想扩大影响？要查查他的出身成分看！”看到有人死在街上，他骂“以后有病的人不准出来！”死到无人埋尸时，他还骂﹕“现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风，是富裕农民不满的表现！”
这个以说谎为生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在饿死四万人民之后，仍然荣升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一年春，才被当做替罪羊清除出党，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十年后，柳州地委竟然本着“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应“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贯彻“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复查洪华案件，最后发文“撤销原判；党内给予撤销职务，恢复其党籍，按一般县级干部待遇。”
靠谎言起家的洪华光荣平反，而敢说真话的王定却历尽坎坷。因为反右运动是邓小平指挥的，不能否定，他得到的不过是“改正”右派。他想到地区信访部门工作，为至今还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们申冤雪耻，但党不放心。他想下县做实际工作，党不愿他官复原职，也不放心。到地区工作吧，怕影响不好，还是不放心。最后干脆打发到农村去当校长。
王定不甘就此沉默，将他半生对“环江惨案”的思考写成文章投寄报章，但无人敢于发表。但这些用人民鲜血和死亡写成的文字是不应当永远被埋没的﹕
有史记载中，有哪一次瘟疫致死的有如此之众？！古今中外诸国，又有哪个残暴的君王，能在一次屠杀中把自己属下的人民毙杀如此之多，如此之惨？！
国家的刑法规定，杀死一个公民的凶犯，往往要被判死刑的。然而，说也奇怪，如果当官的假报产量，把农民的口粮作为增产粮强行搜刮去，将成千成万的农民饿死了，是不会偿命的，而且还发明更高级的假话“三年自然灾害”之类，作为挡箭牌。
大讲假话，大干假事的头目们，大都成了大跃进的干将，个个升官晋爵，至今有的当了省级要员，有的当上地、专领导，名利双收，出入轿车，锦衣玉食，威风抖抖，眩人眼目。而说真话、做实事的一些干部们，则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削官、坐牢、开除党籍，株连亲友妻儿，甚至整死，给人们的印象，倒是不寒而栗，令人骇怕。这岂不是与报上的社论相反，成了说真话者戒了！
反右运动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反思，王定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直觉，选择的角度是“谎言”。这无疑是极深刻的。
（五）反右派制造了一个可怕的“谎言中国”
从“环江惨案”里，我们可以看出，反右运动是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此之前，关心民间疾苦的王定尚可以说真话，也还有人支持他说真话。但是，在最高统治者言而无信，把自己亲自倡导，并发誓“言者无罪”的整风运动定性为“向党进攻”，而且残酷镇压之后，事情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尚未大规模地因言“杀人”，谎言世界尚未达到明目张胆、指鹿为马之嚣张，那么，在独裁者赤裸裸自食其言，甚至公然无耻到自称“引蛇出洞”之后，中国已再无一句真话存在的余地！上百万右派的可怕下场，向全体民众明确地宣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禁忌﹕说真话者杀。从那时起，中国变成了一个谎言的国度。在中国，不说慌话一天也活不下去，没有一个人能例外。人为饥馑要说成自然灾害，倒行逆施要说成英明决策，被迫害致死要说成“非正常死亡”，内政困难要说成“帝修反”联合反华，经济崩溃要说成“形势大好”，国际孤立要说成“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饥寒交迫要说成幸福生活，赤裸裸的专政要说成“最大的民主”，专政无产阶级要说成无产阶级专政，减产要说成增产，享有自身权利要说成“党的关怀培养”，心怀不满要说成“心情舒畅”，反对要说成“拥护”，政策失误要说成“交学费”，好人要说成“坏人”，极权要说成“共和”，政治反对派要说成反革命……在数十年如一日的谎言塑造下，我们先是反感，然后麻木，最后说谎而不自知，说谎成为习惯，成为深入血肉的集体无意识。其结果是，我们所有的谎言最终都反过来成为加诸我们的锁链，成为我们所有灾难的根源。
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是数十万知识分子横遭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反右运动所确立的不准说真话的特大禁忌，不仅造成了普遍的道德沦丧，而且迫使我们一次又一次付出惨重代价。付出这种代价的不仅仅有数十万知识份子，还有上百万党内较为正直之士和全体人民，特别还有农民。几千万条饿死者的生命，更是“反右运动”血淋淋的祭品。然后是四清、文革、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镇压民主墙……直到最近的六四屠杀。可以说，中共的专制统治，离开了谎言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从自己作起，即使不敢说真话，但至少决不说谎话，都不在会议、电视、广播、报纸上附和谎言，请想像一下，这将是怎样的景象！
社会性的集体说谎，是四十年前那场反右运动留给我们民族的最深刻的创伤。人人讲真话，反对生活在谎言中，应该是对受难者最好的纪念和对极权政治根本性的颠复。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