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1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四）反右派与“大跃进”畅行无阻的关系
虽然大跃进证明了“反右”的荒谬性，但大跃进为什么得以畅行无阻？说到底，就是因为“反右”砸碎了人的脊梁骨，砸碎了民族的英雄主义。全民族原先都崇拜英雄，还敢说“敢把皇帝拉下马”——海瑞就敢骂皇帝，敢直指皇帝为昏君。现在呢，都在唾弃英雄，都成了胆小鬼，连大队书记也不敢骂，更不敢“拉下马”，只要党不点头，也“拉不下马”。从而使机会主义发展到无以复加、寡廉鲜耻的境地。
大跃进开始于农业的大跃进。从成立初级合作社，到最后人民公社化，基本上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虽曾发生过一些零星的抵抗，但都是弱不禁风。这除了是由于共产党的欺骗宣传外，还由于农民的力量在于家族；在对抗来自上下左右的压力时，家族就是他们的靠山。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在土改中镇压地主富农之后，农民中的共产党的走狗……痞子们掌握了大权，家族从观念上到实际上，遭到沉重打击，基本上处于土崩瓦解状态。而共产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如卖余粮、统购统销、合作化、公社化，都是与农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但是，由于痞子们的带头拥护，无耻出卖和充当打手，所以造成农民的无力无助，任人欺凌，即便到最后关头，他们成千上万地被饿死，也形不成反对的统一力量，甚至于会把最后一口气变成为向“大救星”的呼救。
更重要的则是，由于在所谓“旧中国”敢骂政府、骂国民党、骂国民政府的知识子份，如罗隆基、梁漱冥之流，到了“新中国”，挨了整的想好好改造还来不及，没有挨过整的，吓得早已全把自己的嘴巴封得死紧。所以，就是看见了农民的非人痛苦，也没有人敢说。若是碰上一两个敢说的，如右派分子罗翼群，就喊出了“农民处于饿死的边缘”，立即受到受共产党打击不说，广大农民竟对他也是到处“喊打”。结果，便是四千六百万农民，就这样都被共产党从“饿死的边缘”，猛地推下地狱。特别是反右后，右派分子作为“鸡”被“杀”，那些极少数闹过事的学生，罢过工的工人，闹过退社的农民，作为“猴”，早已被“儆”，有的更已经被“杀”，这就造成任何的反抗都不复再现了。于是就只好由着毛泽东信口雌黄﹕我们的人民多可爱呀！走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多么高啊！“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但是，到底人民还是看出了问题。全国的“跃进”典型安徽亳县，在一九五九、一九六零两年中饿死百分之三十的人口，两万多家庭绝户，人吃人现象发生于多处，百分之六十耕畜死亡，房屋倒塌十万间以上，百分之八十的林木被砍光。当地民谣唱道：“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炎黄春秋》二零零三年第一期：《亳县农业“卫星”经验官修记》）应该说，对反右派与大跃进的关系，这个民谣道出了浸透了血泪的民间理解。反右派时《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是《工人说话了》，内容作假、荒谬，乃此时言论之共性，不值一驳。我的意思是说，应该以这个民谣为中心思想，再写一篇反右的社论《农民说话了》。我还可以提供当时一位农民，得知我是右派时说的话﹕“比作虫鸟，你们右派对于庄稼人来说，是益虫益鸟；他们左派是害虫害鸟。”真是一针见血。
张大军先生写的《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我母亲所亲历的河南信阳大饥荒》等等无数揭露农民饿死惨景的文章，都同样证明了上述的血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还有，就是“政治挂帅”的口号是反右派以后提出来的，用以规定它与业务的关系。但它的真意，却是林彪后来在文革中挑明撂响的：“政治可以冲击其它”。政治对毛泽东来说，只是“抓权”的代名词。阶级斗争是他抓权的基本手段与途径，只要不抓阶级斗争，毛便失魂落魄。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推翻“八大”的决议，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重新确定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认为，地主阶级已经搞臭了，不占主要位置，不好说是主要矛盾了；经过反右派斗争，阶级矛盾主要是三千万资产阶级、四千万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和他们的知识份子，这七千万人是主要矛盾。两条道路斗争指的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毛的这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后来被写入了总路线的基本点。
阶级斗争在大跃进中的表现，主要是运用反右派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批白专道路、拔白旗、扫暮气。这时的“四大”不仅仅是污蔑、声讨，而且是文武带打。例如，“辩论”的本来意思是，平等地有你说的，也有我辩的，真理越辩越明。可那时的新式语言是：“辩论辩论他！”就是对没有完成跃进任务的进行批斗。如有人说，“炼出的不是钢，是一堆煤渣”，于是为了扫他的“右倾”或暮气，就干脆把他打个鼻青眼肿，少皮没毛，然后还要让他头顶一块石头跪下。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为了要让中国人都听从毛的指鹿为马，树立“正确的个人崇拜”。为此，中国人付出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巨大代价。
当四清、文革前后，共产党让人民“忆苦思甜”的时候，人们说着说着，就涕泪并流地说到大跃进后大面积饿死人之惨状，诉起共产党的苦。而原来却是要他们说“解放”前的苦日子的。凡是经历过大跃进岁月的人都知道，那些年，基本上是风调雨顺，按常理应该是好年乐景，但却发生了全国规模的大饥荒，即便是没饿死的幸存者，也是都成了《国际歌》中第一句唱词所说的“饥寒交迫的奴隶”，总体情况比“解放前”的灾害年还要苦得多。农民对此会说，说：“那时候，你还有地方去逃活命哇！”
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精神和肉体上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所有被他们说指骂为如何坏的“敌人”，都要比共产党好得太多。
郑义先生《从“环江右派集团”之复灭解读反右》一文，提供了从反右派到大跃进的这一段历史的一个很清晰的缩影。有了他的论述，我们就不用再多置一词了。
有一位受难者是历史永远不会遗忘的。他的名字叫王定，是中共广西环江县县委书记兼县长。
王定青年时代参加共产党，曾任东山游击队副大队长、桂西北游击队副团长，妻子在残酷的内战中惨死。他是一个坚定忠诚的共产革命者。中共建政之后，任环江县（原宜北县）县长兼县委书记。
一九五六年，强制性的合作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在“一根牛绳还没有用断”的时间里，环江县全部高级社化。很快，生产下降、分配不公、分红不兑现、口粮不够吃的种种弊端显现，农民们纷纷要求退社，哪怕不给土地，宁愿上山开荒也要单干。王定遂带领一批干部下乡调查。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与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所鼓吹的“大好形势”完全相反的景象：原来在农民手中生机勃勃的土地荒芜了，连春种秋收的农时都混乱了——一个生产队的土地，队长跑一遍要几天。山区地块之小，有一句谚语可证：“蚂拐（青蛙）一跳三块田”，如此分散的土地和农舍，耕作、记工、开会、管理极其困难。王定和他的同事们渐渐发现，农民们已经暗地里创造了一种对付合作化的办法：明合暗不合。队长无法派工、管理，干脆把土地包给了农民，反正最后纳税交粮。有的地方干脆秘密分田单干。回县后，他总结了合作化的教训及农民创造的新形式，迅速制定了一个对合作化运动大胆修正的新政策：“包工、包产、包资和超产奖励”的“三包到户”。不久，报告得到中共柳州地委的肯定，并批复环江进行试点。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广西日报》载文对环江县“包产到户”的经验给予肯定。王定不曾料到，由此发端，他竟然成就了一个丰功伟绩：在中国当代史上首倡“包产到户”。从此，这个“包产到户”的幽灵便如影随形地困扰着共产主义乌托邦，无论怎样的高压，都无法将它从数亿农民心中驱走。二十年后，最终冲破公有制的禁忌，成为中共用改革开放来救社会主义和自己命的大好政策！
但在那个时候，王定同样也不曾料到：实事求是的“包产到户”竟然成为一项严重的反党罪行。
在《广西日报》肯定“包产到户”四个月之后，毛泽东力主在全国展开了“整风运动”，公开号召全国民众“提意见”帮助党“开门整风”。在广西省党代会上，环江县党代表王定慷慨陈词，一口气向省委提了十条意见，对压低农民口粮、大量饿死农民、浮夸虚报粮食产量、压制民间批评、党内缺乏民主等问题表示了极大的义愤。这个敢说真话的为民请命的发言刚刚结束，全场掌声雷动，党代表们纷纷围拢来和王定握手：老王啊，你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真话、心里话！
不久之后，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毛泽东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响应号召而说了真话的王定，成了广西的典型。
省委某书记说：“不过是一个小小县委书记就敢提出‘包产到户’，查一查是不是右派！”
地委书记定性道：“王定搞‘三包到户’，是广西的纳吉（匈牙利事件领袖）。”
对王定的迫害转移到党代会的发言。但王定毫不认账：“省委领导动员大家发言，号召整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在党的会议上行使党章规定的批评的权利，我错在哪里？”
但毛泽东的“阳谋”已经展开，一切胆敢说真话的人都在劫难逃。王定遂被打成“环江右派集团”的头目，追随他首倡“包产到户”的副书记、部长、区委书记们也纷纷被打成右派。
以王定为首的“环江右派集团”遭到了彻底复灭。障碍一经铲除，环江县果然意气风发地迈入了“大跃进”的伟大时代！王定的继任者也创造了一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亩产十三万斤！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上午，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一块一点一三亩的中稻“卫星田”即将验收，各级党政要员、农业专家和奉命到场助兴的百姓共六千余人围聚在那块马蹄形的稻田周围，猜测着它的产量。然而大家更感兴趣的还是禾苗的密度，有人问社干部李钰金同志这块田有多密？她的回答是请大家坐到上面去试一试。于是，自治区林垦厅陈副厅长、民政厅张副厅长、民族事务委员会秦副主任和两个社的干部，先后坐上禾面；六、七个人已经够重了，可是七、八个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为了抢上这个动人的镜头，也纷纷踏上禾面，但是这十几个人的重量，并没有给禾苗带来多大影响。”（高产颂《广西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
伟大的时刻到了。只见旗门开处，闪出一位北方大汉，威风凛凛。他就是王定的继任者，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洪华踌躇滿志地将系着红绸的镰刀授给领导开镰的一位县委干部，四百名社员手执镰刀冲进那块悬旗结彩的稻田。紧张收打近十二个小时之后，产量出来了：一点零七五亩（尚有零点零五五亩留作参观）中稻田，收获稻谷十四万二千一百七十四斤，折算亩产十三万四千三百四十斤十两四钱！——一个改写了人类稻作历史的纪录诞生了！参加验收的科学院院长、作物栽培学教授、遗传选种学教授和水稻专家瞠目结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九月十二日，《广西日报》以整版篇幅报导，社论的通栏大标题为《环江创全国水稻丰产最高纪录》，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敢于理想，勇于实践，粮食增产的前景是广阔无垠的，增产的潜力是永远不会枯竭的”。
正在劳改的右派头子王定对这颗特大“人造卫星”死不相信，于是被斗争一气。他和另一位因不信亩产五千斤而被打成右派遣返原籍劳改的大学生一起估算了一番：亩产十三万斤，铺在地上该是……
饿死人之后，谜底才被揭穿﹕关键的是移苗，在收割前三十八天，出动八百多人，把附近几个大队一百四十多亩好田里即将成熟的禾苗连根带土移进“卫星田”，密到没有行距株距，无法通风透光而萎黄。于是用鼓风机日夜不停地送风降温，并打桩拉绳，以经纬密集的绳索将禾苗扶直，防止倒伏。尽管如此，据事后人们考证，那块“马蹄形”不过亩产二万六千余斤，离十三万斤还差得很远。谜底最重要的部分是过磅：过磅前安排挑粮队进城夸功游行，其路线途经四个生产队仓库，早已安排好的人马混进挑粮队，一起到县委院内的球场上过磅上账。但四个仓库的粮只有六千七百多斤，还不够，就把已经上了账的粮食趁混乱再过一次磅。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