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0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丙：流毒
一，大跃进是反右派运动的第一个恶果
从反右到文革的中间环节的特点，表现在反右派、反右倾与文革三者的关系上﹕反右倾居中，它与反右派的关系，要比文革与反右派的关系具有更多更大的相似性；换一个说法﹕反右倾更像反右派。同样，反右倾与文革要比反右派与文革具有更多更大的相似性；换一个说法﹕反右倾更像文革。所以说，反右倾是前承反右派，后启文化大革命。有了这类中间环节，反右派与文革的关系便能一目了然﹕文革并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大跃进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但中共也并不是为了大跃进才反右派的。所以，文革的发动也不是为了要维护反右派的成果，虽然文革给右派带来的是“再踏上一只脚”。甚至，反右倾也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反右倾是大跃进失败的直接结果；所以，大跃进才是反右派与反右倾的直接中转站，再经过“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七千人大会”、“四清”运动，几次中转才到达终点站﹕文化大革命。外在地看，文革与这些运动——其主题均是毛泽东要建立毛的“家天下”，是“亲兄弟”的关系；而与反右派——主题则是巩固“党天下”，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所以文革对二者的态度是亲疏有别的。对亲兄弟，则不仅维护反右倾铁案不许翻，而且更要置彭德怀于死地；对七千人大会，则声称它是对反右倾的反扑，是修正主义要搞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直接点出“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对四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还专门发布了一个红头文件，要坚决保护四清运动的成果。这是我们外在地看到的一个轮廓。至于内在地看，毛泽东的闷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锦囊妙计，这个问题还是要让我们先从大跃进中，次从反右倾中，再次从七千人大会中……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层层剥笋，逐步展开。
（一）反右派与大跃进的直接因果关系
《人民日报》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的社论中说﹕“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给我们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政治条件。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不仅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巩固了全国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团结，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鼓舞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干劲。经过整风运动，许多人过去认为根本办不到的事情，现 我明天给你歹意平区在很快地就办好了；许多过去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快地解决了；许多原来想不到的好办法，现在群众都想出来了；许多过去没有被发现的潜在力量，现在不断地被发掘出来了。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这种无坚不摧的力量，是我国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发展的基本动力。”
这种因果关系，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明确的肯定﹕“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先不说心里通畅不通畅，只说下面一点﹕搞大跃进的确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都认为反右派斗争开放的“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要结成“大跃进的经济之果”，这样地看待它们的因果关系，就决定了从大跃进的领导人到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必然是与反右派一脉相承的。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毛针对各行业间的分散主义的现象，强调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毛的秘书李锐先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综观邓小平的一生，他是和毛泽东一样的左。所以领导大跃进的正帅和副帅，正好是原先领导反右派的正帅和副帅。这绝不是偶然性的巧合，而是本质性的现象，必然性的体现。
一九五八年的另一个规律性的呈现是，远非一般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是代表“道”的右派，低头一尺；代表“魔”的，即整风中说的“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现在成了“精”，也就是“魔”，气焰万丈。所谓“成精”，是指“三害”作出了横行无阻、淋漓尽致的表现。全国规模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打骂成风……兴妖作怪，兴风作浪，刮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哀鸿鸣天，饿殍遍野（实际上不全是“遍野”，因为不准离家，所以绝大部分是饿死“在家”）。而所谓“淋漓尽致”，是因为都是上面压下来的，全是正帅和副帅压下来的，所以下面执行得特别凶猛，肆无忌惮，穷凶极恶。而这个“上面”也是明目张胆，毫不掩饰的。不像一九五七年右派所说：“三害”要从毛主席和党中央那里挖。现在不用“挖”了，已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 正帅和副帅就是“三害”的化身，他们每天一跳八丈高，兹以“赶超”为例以明之﹕
一九五八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要在十五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赶上美国；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七年超过英国、十六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六月，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汇报提纲》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九月二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关于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对“一大二公”做了这样的解释﹕“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
北戴河会议关于公社的决议说﹕“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人民公社实行公社所有，统一核算，分配推行供给制，导致穷富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贸易、小商小贩统统做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公社化运动刮起了“共产风”。（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页一四零）
我再举副帅的一例：邓小平麾下之中央书记处屡次麾军前进，规定高指标的进度。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强调，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标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九月二十四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要求要达到日产钢六万吨、铁十万吨。（同上，页一四一。）他们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在发疯发狂。毛陶醉得飘飘然，忘乎所以，并假惺惺地“谦逊”得让人喷饭：“如果我们先到共产主义的门口，也先要等一等。等苏联赶上来，然后一起进入。如果我们先进去了，对他们不太尊重。”好像历史的进程如同棋手摆弄棋子那样随心所欲。
说“赶超英美”，实际上含有“超苏”的意思。中共党内指出的这一点，点明了毛泽东搞大跃进的野心，这就击中了大跃进的要害，揭示出大跃进的灵魂所在，也明察到大跃进中“共产风”的风源。毛泽东所有的政治行为，从动机到效果，都是遵循着从形成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到促成毛泽东的一人化专权的路线。离开毛泽东的这一动机，谈什么：“第一，长期落后挨打的历史与遭受包围封锁的现实，使党的领导人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第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三，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李伟﹕《“大跃进”的起点与起因》）都是官方口径下的掩耳盗铃的手法。和下面的欺人之谈如出一辙：“毛泽东一开始提出整风是好心好意，真心诚意，只因为右派猖狂进攻才急转弯，起而反右；庐山会议，毛本意要反左，彭德怀的一封信迫使毛改变了主意，总之是要归罪于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猖狂进攻。”
（二）反右派与大跃进之浮夸风及其后果的关系
我们再来从后果上考察反右派与大跃进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中自然就可以暴露出反右派运动的反民主、反民生、反人民、反历史、反科学的极端反动性。因为从探明反右派的起因，到看清反右派的后果，就能充分地证明他们是倒行逆施的反动派。
首先我要谈谈“瞎指挥”与反右派的关系。这里，我不是仅仅指责他们是一群疯子，一堆傻瓜，一群冥顽不化的家伙，而是如朱正指出的那样：“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到怎样的境地，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就这样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起来了。”（《反右是流产了的文化大革命》）
我必须指出的是，反右派以后，把知识分子打倒在地，毛胡说什么“外行领导内行，这是客观规律”，结果把经济搞得一蹋糊涂，让李锐先生们无限感叹：“我们都感觉主席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庐山会议实录》，页四十六）又如在大跃进中号召﹕不要迷信科学家，不要怕教授，对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往往是没有学问的人胜过有学问的人。结果把破除迷信变成了破除科学。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在讲到水利问题时，他专门讲了“水利化与外行内行问题”，指出：“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是内行跟着跑。内行跟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页一八九）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种规律。他说：“右派、中间派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只有内行才能领导内行，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处于被动地位，大多数共产党员、工人、农民都不是专家。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批驳右派不系统，讲得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既是内行，又是外行。世界上一万种行业，一万门科学技术，每人只能精通一行一门。一万行中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外行。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以外，把其他行摸一摸，熟悉一下，有点常识，是必要的。但是要熟悉得很，成行家，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许多工程师、教授看我们不起，我们也觉得自己不行；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们，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内行领导外行是很难的。（同上，页三五五 -三五六）”
在这个反科学的蛮干思想指导下，就产生了许多疯狂的口号﹕
“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
“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
“掀起一二五十（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运动”；
“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
“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主观能动性无限，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堆”；
“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公共食堂万岁”；
“倾家荡产大搞钢铁”；
“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
“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
据说河南省小麦亩产量放七千三百多斤的卫星，用的小麦品种是碧玛一号。而培育这个品种的科学家赵凤章却说这个品种只能亩产四百斤。省长吴芝圃听说，下令所有农业科学家，扛起铺盖卷，统统下放农村，向农民学习去。（这是我在劳动教养时，另一位农业科学家右派告诉我的）。这个吴芝圃在反他的上级——中共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就取而代之，邓小平表示支持他，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八月号，页四十七。）
其次，谈谈“浮夸风”与反右派的关系。浮夸就是夸大成绩。夸大农业产量，叫做“卫星上天”；夸大钢铁产量，叫做“元帅升帐”。据新华社的公开报道，水稻亩产量最高达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小麦亩产量最高为八千五百八十五斤六两，玉米亩产量最高为三万五千三百九十三斤，其他农作物也都创造出了各自的高产记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卫星”，是由徐水县人民公社发射的：亩产山药一百二十万斤，一颗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全县平均亩产粮食二千斤。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曾指出：“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头……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在这种观点指导下，结果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和错误。谁讲缺点和错误，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大跃进”中浮夸风猖獗，却受不到抵制，就是这种观点造成的后果。
在反右斗争前，还有人敢对毛提出批评和建议，如张奚若、陈铭枢就曾批评他偏听偏信、厚今薄古、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迷信将来、鄙视既往；在反右运动后，言者无罪变成“言者有罪”，并且“罪不容诛”。这就造成再也没人敢讲真话，尤其是不敢讲与领导人意见不符的真话。“彭老总不是照样讲真话吗?”他那一封信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大前提下提的意见。就是说，在讲假话的大前提下提的意见。就这也不见容于毛泽东；就这，他后来还得用更大量的假话作违心的检讨。我敢说，共产党内找不出一个敢讲真话的。党外呢? 有，但也不多见，右派女英雄林昭算一个。遍及全国，更多更多的干部是风马牛（跟风，拍马，吹牛）。其中的官僚左派康生、柯庆施、李井泉、吴芝圃等辈，罪恶昭彰，国人皆知；左派知识分子如钱学森之流的投机主义者也是助纣为虐，坑国害民，罪不可恕。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