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5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四）不排除细节上改良；但在宏观上，革命之外无出路！
毛泽东阴魂一日不散，党天下就一日不会完蛋。我们意识到的历史使命，唯一的是打倒党天下。只有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反动派拚死维护党天下，他们才是民主的死敌。共产党的口头禅“你死我活”，用在右派与党天下不共戴天这一点上是唯一的结论。而打倒党天下，就要从驱散毛泽东的阴魂做起。
毛惯用的策略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体现在反右运动中，前者就是“引蛇出洞”，后者就是在各个单位搞左、中、右排队，揪出占总人数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右派分子。在右派中还要分极右派，一般右派，中右，对于极右是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个事实，对于我们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包括策略思想）作为软体已输入进每个共产党人（特别是干部）的脑中，他们在与你打交道中就必然会施展出来，你如不设防，则必受其害。例如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提出“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群众和干部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百分之五是坏人。刘少奇是百分之五中之最坏者，是第一号走资派。但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却将毛之故技重演。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革命汇报会上指示李雪峰、吴德，打右派学生“不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十三日，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和西北局《关于文化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斗争和戴帽。”这和九年前毛反右派的自称“阳谋”，一模一样。刘少奇与毛朝夕相处还不能免于中他的阴谋，料不到毛会对他“请君入瓮”。在毛一面是由于招数高，在刘一面是由于有利己害人之心。试想，如果不是黄鸟逮住螳螂，那么螳螂将会用阴谋诡计，心狠手辣地捕捉蝉。毛的“诱敌深入”，用什么“诱”呢？曰：利诱。毛的“各个击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逐个击破，就是百分之五，百分之五地击破，你切勿认为只击破他，不击破你。例如舒芜出卖了胡风，想得到利益，但到了反右派时仍被划了右派，打成敌人。吴晗反右时想从出卖知识分子，出卖民盟盟友中得到利益，结果，在文革中赔上了自己的一条命。应了那句谚语：“你想他的利，他想你的本。”当你和中共打交道时，应把这句话贴到你的座右。吴晗等不可胜数的人，不是坑了老本儿吗？这就是我说的两方面意义中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国各个单位按左、中、右排队，结果就弄清了阵线，营垒分明。这是一项宝贵的资源，若非毛泽东作，我们是没有能力作到这一点的。这样，他知道了，我们也知道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中间派？同时，通过反右派，使我们学会了，掌握了用“派”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看中共时，不能囫囵呑枣，一定要按他们的表现, 把毛贼及其一小撮从整个共产党中提取出来。所谓“党的政策”其实是党内占支配地位的“极左派的政策”。例如，他们对孙中山民主革命采取“挂羊头，卖狗肉”政策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的复辟派；陈独秀就持有异议。在抗日卫国战争时期，坚持“让日本多占地”政策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卖国派的主张；彭德怀反对过，王明更主张真心拥护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后，抢城市，夺地盘，在全国兴风作浪而又以“和谈”为烟幕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内战派；刘少奇提出的是“和平，民主新阶段”。夺得全国政权后，实行激进政策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冒进派，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周恩来提出反冒进，邓子恢实行“坚决收缩”、大批解散合作社。反右派斗争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首的极左派搞的，据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陈毅对反右派就持否定态度。更别提党内也存在有大量的右派了。历来如此，于反右派中看得尤为清楚：共产党看党外人士，有的为敌、有的为友，可在党内看不同派别则一律视之为敌。例如，一位普通的老共产党员王若望被划了右派，只因他坚守着良心，就成为了“专制独裁”派不可调和的敌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对他进行了严酷的迫害，直到驱逐出国，客死异国他乡。王老从未从民主阵地上后退一步，成为民主运动中最坚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毛泽东为首的自称“无产阶级司令部”，实际已成为孤家寡人，一小撮的专制独裁极权派，他在共产党内也是极端脱离群众，与大多数党员、干部为敌的，跟随他的，几乎屈指可数。他何以能以寡敌众呢？就是长期以来灌输毛泽东思想，造成了对他的个人迷信，捆绑住了人们的心灵、手足。也就是王若望先生指出的：“人人心里有一个小毛泽东。”
文革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代表改革派，他遇到了文革派与保守派的反对，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代表保守派，遇到改革派的抵制。邓自己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
为什么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因为四项基本原则是脱胎于毛反右定的“六条标准”，其灵魂是“党天下”。这和他后来反对自由化是一脉相承的。他受到胡耀邦的抵制。他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邓小平文选》三卷，页二一一）至于他搞“六四”屠城则更暴露了他毛派原有本质的狰狞面目，众所周知，他受到赵紫阳的抵制。他有罪恶，也有功劳，大概可作倒三七的评价。
至于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则纯粹是一个顽固的“党天下”派。他拉帮结派排除异己，他镇压民运人士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同人等）到全国，他承认与俄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割让祖国领土，他从自己做起，扶持太子党，他包庇贪官污吏，他迫害法轮功，犯群体灭绝罪……对他评价倒较简单：功无寸分，罪莫大焉。
这些分析说明，不管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至今，所谓“共产党的政策”全属派的政策，并且，一条基本红线贯串下来的，是毛泽东思想，所以实际上都是毛派战胜了别的派。但名堂甚多，相对于改革派，则名曰：保守派;相对于要求实行多党制的，则名曰：顽固的“党天下”派；相对于反个人迷信，则名曰：斯大林主义派；相对于走资派，则名曰：无产阶级司令部或文革派；相对于保皇派，则名曰: 文革派；相对于右派，则名曰：左派；相对于稳健派，则名曰：冒进派（后美其名曰: 跃进派）；相对于民主革命派，则名曰：专制复辟派。而这些鬼名堂有一个共通的性质，则是后者对前者的“反动”。故名曰：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则名至实归。名正而后言顺。很多人不明真相，说民主运动“反华”或说“逢中必反”，其实，不但不“反华”，不“逢中必反”，而且也不囫囵呑枣地“反共”或“逢共必反”。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明，民运运动主流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集中于一点就是反对党天下。
对中共党内的改革派，民主派，自由主义者……则要引以为朋友的，甚至要引以为良师的，如王若望、李慎之、李锐、蒋彦永等。刘宾雁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呀！他就说，“毛泽东是反革命”，是“中共党内的反动派”，并且我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看到：“刘宾雁说，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没有这种反人道、反人性，中国的革命也不可能胜利。”这里，他还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革命”取胜的本质原因，即：“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胜利。”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大多数，从贪污腐败、特权横行、糟踏法制、镇压民众、剥夺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中，都看到了“党天下”为患之烈，是万恶之源。取消“党天下”的历史条件已经烂熟，踢开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绊脚石——“党天下”，是我们的历史使命。让我们从批毛开始，彻底驱散毛的阴魂，连根拔除, 并用烈火焚毁这棵毒木——党天下，这便是完成我们的使命所要进行的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我们既不能放松使命感，又不能热锅上爬蚂蚁。须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需既要从长计议，又要只争朝夕！
打倒党天下，当然是打倒这个黑暗、腐朽的反动制度，但坚持这个制度的是中共反动派。所以就一定要打倒中共反动派。谁是中共反动派呢？你总不能说只有毛泽东一人。因而要有个标准，就像毛泽东反右派定了六条标准。我们就用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为标准：凡是个人相信四项基本原则的，算是信仰自由：凡是自己顽固坚持而又强迫别人坚持，并加害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劣迹斑斑，则为中共反动派。“如果是非党干部呢?”“必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往往比党内的还恶劣。”
右派分子林昭他们，在其革命组织“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刊物《星火》上，发出召唤：“共产党已经腐朽，需要一次革命。号召党内健康的力量组成‘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起来革命。”
民族英雄林昭在前！我们要把她“怕死不反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贯彻在 “打倒党天下! 重建新的大中华民国” 的行动中。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