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1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二）右派言论是呼喊人权的最强音
现在已经是什么时代了？二十一世纪了。可是中国仍在实行着最落后、最腐败、人权纪录非常糟的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要想改变这个制度，改良主义的办法是从变革共产党的性质着手，让党内民主派占上风；要变革共产党，就要对共产党有个透彻的了解；要了解共产党，绝对首要的是先认透毛泽东。毛泽东是什么？毛泽东是个极权政治的符号，其形式就是“暴民运动”（他说是群众路线）。“暴民运动”就是毛泽东本质的展开式。你只要认透各个运动的性质，就认透了毛泽东。所以，认识“运动”和认识毛泽东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是一个彼此推动、相互深化的过程。例如，通过毛大杀AB 团，认识到他“以杀人为儿戏”的阴险毒辣、凶残的本性；在许良英（另大有人在）未认识到毛此一本性之前，对毛发动反右，“使人感到昨天还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变了脸，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人民日报》七。二十九）
反右运动，所以会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是因为它涉及的内容兼具了延安整风的深邃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广泛性。延安整风虽具思想斗争的深刻性，但是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远未波及到全社会上；文化大革命虽席卷整个社会，但正如群众所说，是厕所里的苍蝇乱哄哄。如此说来，只有“反右”在共产党发动的所有运动中，才是最兼具阐扬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性和面面俱到的广泛性。这次运动是民主自由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战，也是共产极权的政治本质一次颇具深度的充分展示。内中人物，涉及“老和尚”和“小和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艺术、文化、教育、体育运动、卫生、国家、民族、社会、人口……从宏观到微观巨细不漏；地域波及东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放区）、少（少数民族区）、边（边界区）、山（山区）、穷（穷乡僻壤）；部门横跨党政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而且右派们所提问题，其尖锐性、其科学性、其超前性，至今看来，在大陆上，仍是无有出乎其右者——政见是当时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鸣放出来的；如何办教育呢？则是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发表的高见；法学家谈法治，经济学家谈经济，文学家和艺术家谈文艺，社会学家谈社会；威廉希尔体育官网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学术界都是名报人、名医药专家、名流学者们恳切陈词。
在中国，储安平、罗隆基最先指出“党主”、“党天下”；章伯钧第一个看出毛是历史上最大的流氓：徐璋本头一个如此深刻地批判马列主义；林昭第一个把共产党政权定性为“极权”，“奴隶社会”，林希翎定性社会主义为封建主义；刘士弟、冯元春等右派发出为胡风翻案的最强音；谭天荣、刘地生首先提出“人权”；萧子超先生提出按广东的条件，给特殊政策就可加快发展的思路是开“经济特区的先河”；以及吴景超先生那时就提出“发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条件下适当引进外资外技。”是何等地超我们的总设计师之前啊！钱伟长首倡教育的主体性；刘宾雁、秦兆阳、流沙河、王蒙等首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坚冰，从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反映阴暗面、干预生活；右派分子杨兆龙提出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建言，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是关系中国之命运的最佳选择。它反映了中国法学家的学术良知，代表了当代中国法学界的最高水平（陆锦碧《读〈沪上法治梦〉随想》）……这当然不是说右派的高度是不可超越的，但是必须说，研究反右派这一课是不可逾越的。逾越了，对于研究中国问题，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包括民主宪政事业），便相似于小学生跳过加减法学乘除法。现在中国当局正在重金聘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就是在教没有学过加减法的小学生学乘除法呢！
从时间上，包括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到处理“小匈牙利事件”的数声枪响，历次运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不仅针砭时弊，找到病源，同时还提出疗救的设想。因而可以说，研究这个运动，就为了解中共，了解毛泽东，了解其他运动找到了一把钥匙。例如，对于所谓“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你如果是不了解反右运动，那么，你就只能看个“热闹”，你就不能看出“史无前例” 不自当日始：反右派运动对一百多万知识分子下毒手，其数量、其残酷、其反人类文明，不也是在世界史上“史无前例”吗？同时你也看不出其中的“穴道”； 更无从对共产党的种种罪恶都一言以蔽之：全做到了“史无前例”，而达到这样一种全面性的认识，以及其所以如此的本质性的认识。右派言论（不限于我的列举）反映出对中共，对毛的认识与揭露的全面性、深刻性，不仅为中共历次运动所无法企及，而且也为世界共运史中所绝无仅有。
从毛泽东主观来说，自称“阳谋”；就事态发展的客观进程来说，则是将计就计，一代精英（包括大学生，也都属才华横溢的高材生），得以乘机倾巢而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见解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无怪乎深入人心、香火不断。法学家郭道晖先生说：“在我主编那本《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时，读到当年的受难者与知情人一篇篇用血和泪写出的文字，不能不为之唏嘘叹息！一位资深的宪法学家吴家麟教授在寄来思忆文稿时，还附上一九五七年六月《人民日报》发表他的所谓‘右派’言论全文的复印件。我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若不是上面印有该报当年出版日期，完全可以误认为是四十年后的今天写的。字字玑珠，可圈可点，在现今已是法律常识，但早说了四十年却是反动言论！历史的‘误会’竟致如此！难怪有的年轻人读了当年由法律出版社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法学界右派言论集》，觉得要是当年共产党认真听取了这些‘右派’言论，我们早已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了。”（《“阳谋”背后的权谋——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
后生晚辈们诸如《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说：“我发现，和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所谓异端思潮相比，五七年的右派言论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丰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纯正得多（这并不是说文革一代人的素质比右派低下。这只是因为文革一代的成长环境更恶劣）。我从五七年右派言论中所获得的启示，要远远超过从文革中异端思潮所获得的。”（胡平：《反右运动与言论自由》，反右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反右研究文集》，页一零七）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说：“可以说，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共的政治本质和中国的当代史……今天的民主运动，从‘四五’到‘思想启蒙’，从‘八六学运’到‘八九民运’，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其实都没有超出‘五七一代’人的思想框架太多。”（王丹：《重新认识“五七一代”人》，BBC 中文网）
著名记者高瑜说：“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企图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一网打尽，主要要消灭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功能。而八九一代，作为五七一代的儿子，又经历了六四一场大屠杀，专制暴君打算‘杀他二十万，换得二十年的稳定’。现在二十年就要到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宪政民主的精神仍然在不断成长，而且信心百倍。”（高瑜∶《从反右到六四—— 八九是五七的儿子》）
吴国光教授研究反右问题的结论是：“可以说，从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反右’运动不仅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毛时代的中国的基本政治走向。在这个意义上，‘反右’运动是理解毛时代中国政治的枢纽事件。”（《中共“八大”与”反右”运动》，《当代中国研究》二零零七年第三期）
所以，研究“反右”问题，就成为研究中国的当代史和展望中国未来所必修的一课了。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把历史和现实联系了起来，从她这里我们就可以领略到，追忆和研究反右派运动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她就着她的右派同学林昭说：林昭的“冤”不仅仅属于她个人，而属于一切不甘为奴的人们；她所控诉的是残酷地绞杀人性的现代奴隶制。林昭是我的同代人，又是我的同乡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那个改朝换代的日子里，我们先后从同一所学校里走出。我们都曾欢呼过新政权的建立，我们都曾对未来充满着很多很多幻想。在以后的年月里，残酷的现实粉粹了林昭的幻想，她从短暂的狂热中觉醒了。而我，却继续浑浑噩噩地做着用美丽谎言编织起来的“天国梦”，而且一梦就是三十年。
林昭是她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也是共产中国最早的殉道者。林昭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属于异端。他们杀害了林昭的肉体，还要封杀她的思想。
迫害林昭，以至整个的反右运动，共产党所用手法、步骤、过程、逻辑及其思想内容，在在显示出他已把看家的本领，吃奶的气力，理亏耍赖的撒泼，蛮横耍霸的狠毒，糟踏天理、国法、人情，破坏游戏规则……无所不用其极。在这里，展示出毛泽东是一切历史糟粕之集大成者。从此，有人是慑于无情斗争、残酷打击，有人奉逢拍马、邀功请赏，都学会了昧着良心说假话。如果说反右之前，毛指鹿为马还有很多人不以为然，甚至有人拍案而起敢于大声疾呼 ：“不是！”而在反右之后，毛指王八蛋为马也无人敢说半个“不”字，甚至动物学家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论证：马有无角之马，也有有角之马，其角之长堪与鹿比者，往往令人误以为鹿也。他可以用他的专业知识作证：此非鹿也，实乃马也。这就是接踵而来的大跃进运动，为什么会闹出违反常识的亩产万斤、土法炼钢的大笑话？你有什么办法？人家世界级大科学家钱学森以科学的数据确证可以亩产几万斤嘛！大跃进中，大干促大变，日夜连轴转，宁掉十斤肉，也不落人后。谁要喊累叫苦就要扫他的暮气。所谓“扫暮气”，就是“辩论”他，就是“拔白旗”。如果你还不懂，你就抛开词句去看现场，你会看到毛主席“群众路线”的生动画面：一个人站在中间，周围的人对他推搡，擤鼻涕、吐唾沫，拳打脚踢，然后让他头顶一块重石，跪在那里认罪反省。这时我正在劳教，一个劳教人员告诉我，他县的县长体恤民力，被公安局长批为“白旗”，县长被拳打脚踢而致伤残。可气愤的是，报纸上医学家为大跃进写的鼓气文章，说人身上都有备用器官，比如说肾，人有两个，但一个就够了，即便用坏一个，人照活不误。所以说人体蕴藏有巨量的“大跃进潜力”!
刚才，我说过，“无人敢说半个不字”。彭德怀不是说“不”了吗？可彭是在“基本肯定”的大前提下说“不”的，所以就不够半个“不”字。就这，都不见容于毛，可见毛霸气到何种程度！问题是，所有人，甚至柯庆施之流也知道彭是正确的，更别说刘少奇，周恩来……了，为什么竟能作出决议定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呢？这只能说明共产党是一个昧良心集团。昧良心使得在中国假战胜真，错战胜对，野蛮战胜文明, 疯狂战胜良知……而且畅行无阻，无往而不顺利。至于在文革中，彭的遭遇，老干部的遭遇，地富反坏右、一切牛鬼蛇神的遭遇，都是惨不忍睹，有的场景不亚于“南京大屠杀”。在打砸抢抓抄下过日子，真的连亡国奴都不如。人怎么能变成如此残无人道？这就要联系到毛发动的历次运动，哪一次是人道的呢？特别是反右运动，《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你作社论我转载，全国反对温情主义，党内、党外一视同仁。大诗人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诗《反温情》：“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哪许一丝丝！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幺魔倒大旗。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振衣。”把右派比作二十年前入侵中国的日本鬼子，当然都是死有余辜。呼吁肃清温情主义，在全国恶浪翻滚。
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载，史良在民盟全国整风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说：“现在基层还有不少右派分子没有被揪出来。有些人说，别的地方有右派，我们单位中间不会有右派，用不着进行斗争。这种想法是十分有害的，也有一些人害怕打击右派的面太广，时间拖得太久，主张草率收兵。”她大声疾呼：“必须认识，对右派分子姑惜宽容，对斗争采取旁观或保留态度，就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必须克服右倾思想，克服一切温情主义，积极勇敢地投到战斗中去。”由于组成为反右运动一部分的反温情主义，扫除了人们的温情，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在文革中遭惨害而惨死；人们，不管对谁下毒手都变得毫无心理障碍。郭沫若本人，一天到晚吓得屁滚尿流，大概这个时候，他才能体会到，如果一个社会，“温情哪许一丝丝！”该是多么恐怖！只要对反右派的问题弄通，触类旁通，一通百通，邓小平的反自由化、镇压“六四”，江泽民、胡锦涛的镇压异议人士，迫害法轮功，从目的的卑鄙性到手段的卑鄙性便成为一目了然的了。
北大教授钱理群著文《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称：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胜利了，从而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以至整个民族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那么，一九五七年的这一次悲壮的努力，却是以所有参加者的“一网打尽”而宣告失败（这是为什么？想，大家想！我们不难看出其中主要差别是，一个发生在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时期，一个发生在毛泽东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或者说，一个在解放前，一个在解放后。这里就凸现出“解放”的反动性与残忍性。无怪香港人民拒绝解放，一定要“祖国”跟他定条约，保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即，保证五十年不“解放”，他才回归祖国；也难怪台湾人民宁肯选择他决非情愿的“台独”陈水扁当总统了。但是，我要说给台湾同胞：“独”善其身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绝对唯一正确的道路是：两岸携起手来，推翻共产主义专制制度，重建三民主义民主制度，先民主，后统一。古人说过：“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紫丹），但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却事实上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运动中得到延伸，尽管后者未必自觉意识与承认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当年提的问题与任务（主要是反“党天下”——紫丹），仍然是今天的改革者需要继续解决与完成的，他们当年的思考今天依然保持着新鲜的生命活力，他们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过程中可能有的不足与失误，对于后来者，都是极其宝贵的启示，遗忘、不承认、漠视、拒绝这份浸透着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愚蠢，而且有罪——其实，那些《广场》的牺牲者在光荣地倒下的那一刻就曾预言过“明天将属于我们”的（谭天荣: 《给沈泽宜》），他们毫不怀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样，将明显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后来的年轻人。”（谭天荣《救救心灵》——现在更应该“救救心灵”了——紫丹）他们直接呼唤：“历史学家们，重视这样伟大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吧！”（姚仁杰《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的爱你！信任你！》）坦白地说，读着这些带血的期待的呼叫，我的心情沉重羞愧难言。因为我们真的长时间地（甚至直到今天）把这些先驱者，牺牲者遗忘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包括我自己）失职、失责了！一九五七年这段历史的书写，如此地苍白、稀薄，如此地充满迷误，致使“后来的年轻人”（这正是先驱者所寄予希望的）无从了解也无法理解，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过来人、学者的耻辱啊！欠账总是要偿还的，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现在“是时候了”！（牛汉、邓九平主编:《思忆论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的确，现在“是时候了！”我即刻想到的，是一九五七年青年右派、学生领袖人物谭天荣提出的：“救救心灵！” 共产党、毛泽东倒行逆施，劳民伤财，恶性破坏生存环境，大量浪费物质资源，土跃进、洋跃进再加上毛为争当世界霸主而支援亚非拉抛金如土，让国人勒紧裤腰以至饿死，对于这种罄竹难书的罪恶，我们假定（只能假定）能“饶！”对于共产党毛泽东通过土改、剿匪反霸、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风、肃反，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反右倾、狂举三面红旗、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受迫害的数以亿计，害死的数以千万计。我们仍假定（假定就不是真的）能“饶！”但对于共产党、毛泽东把人心糟蹋得卑鄙无耻，虚伪狡诈，冷酷残忍，同类相食，另一方面，只要能苟全性命，就可以昧着良心出卖父母亲友；士可杀又可辱，人人拼比着自辱；有奶就是娘，见奶不认娘，为了奶抓住鼻子不顾腮；毛指着“鹿”，全国齐声喊叫：“马！”邓理论又导致世风日下，笑贫不笑娼，官是贪官、吏是污吏、商是奸商、民是刁民；总之是要全国人人无耻、人人昧良心、人人变小人，才能让共产党的“千秋大业”、稳定压倒一切！而让我民族以最恶劣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之上，这才是应当千刀万刮、罪不容诛的！而这话是在“杀人都可饶恕”的假定下，发出的伤心带血的无奈。
“是时候了！”我们要从说出现实各个方面和历次运动的罪恶真相做起，还原历史；从“救救心灵”做起，唤起民众。这就是消灭共产主义灾难的实际步骤。我是林昭、谭天荣、沈宜泽的同龄人、同命人，被共产党投进劳动教养和农村监督劳动共二十二年，在我一息尚存，定要决绝地实行钱理群教授倡导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历史的血腥气，有胆识冲破权势与习惯制造的种种障碍，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材料，认真整理、研究先驱者的思想遗产，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一九五七年学’，作为现在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工程添砖加瓦，直到最后一口气，便是我死能瞑目的此生所求：上对得起林昭、冯元春、储安平们，中对得起我们这一代活人，下对得起后人。否则，我将死不瞑目。我活了这把年纪，深知“天下无易事”。更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凭费工夫”。所以我自然会知道，建立“一九五七年学”决不会一蹴而就，只有寄希望于“众人拾柴火焰高”、“众志成城”：有经历的献经历，有资料的献资料，有史识的献史识，有使命感的献一份心和力……总之是不要使青史入灰，更不要让御用学者喝着右派的血滋养出红泼泼的笑容以谄媚当今！
五十年后的今天来重新评价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思想，许多学者认为当时的许多观点堪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顶峰。宋永毅认为，“关于中国政治改革五十年后的蓝图，在一九五七年的时候都系统的细致的描绘过了，一九五七年的思想高度甚至也高过八九民运。”经常有人把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与反右运动相比较。钱理群教授说：“反右和六四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一九五七年学生提的口号，是民主，法制和反特权，而这三大口号，实际上六四运动也就是这三大口号。”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被邓小平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的郭罗基认为，由于历史的断代，六四民运并没有承接五七思想。“谭天荣一九五七年提出民主人权万岁（其实，通读右派言论即可发现，其核心观点是反对“党天下”，其核心价值在于“争人权”――紫丹）超越了五四，但是并没有为六四所继承；五四运动提出的口号是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民主不能实现，我认为就是把民主和爱国连在一起。爱国可以是不民主的，民主的根源是人权，为什么要民主？归根结底是要追求人权。所以在谭天荣之后三十多年，八九民运还是提爱国民主运动，所以六四和五七是断代了。”
历史断代导致的结果，是后来的民主追求者从零开始的摸索。陈奎德说：
五十年前，这批人被打下以后他们发不出任何声音，中国有一段非常悲哀的历史断代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使得后来人必须从零开始，从头摸索，慢慢发现现代的国民社会是如何遵循哪些法则的，包括八九年学生的抗争，几乎是从零开始；摸索出来的结论，有些甚至还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的深度。所以说这个情况是中国社会的悲哀。我想一九五七年是作为中国现代的思想的精神源泉，会对中国将来的社会变革起到重大的激励的作用。（BBC 反右五十周年特别威廉希尔公司网站第七集：《反右对当代中国民主法制的影响以及一九五七思想评价》）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