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7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和章程中说：
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来源就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貎。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不久，如果说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吸取教训，那么，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为复杂，更需要多方面进行探讨。旧时代遣留下来的思想意识中间，有坏的，也有好的, 必须加以辨别。近几年来，把一切旧东西看成坏的，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教条主义把浩瀚统一的社会生活归结成支离破碎的教条，僵化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们过去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由于当时的需要，把政治态度作为衡量人的品质的主要标准，往往忽略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设。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人们道德面貎上存在着各种缺陷，也看到了阶级斗争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阴影，妨碍了人们之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鉴于以上种种，我们将勉力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有过漫长的历史，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承认这是唯一的方法。
刊物不发表空洞的理论文章，不发表粉饰现实的作品。大胆干预生活，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崇拜权威，也不故意反对权威，不赶浪头，不作谩骂式的批评，从封面到编排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刊系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发表。（《雨花》一九五七•十）
有一些作家点明叫响地要“修正”和“发展”毛《讲话》的精神，少的如刘绍棠，认为其中“策略性理论”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老的如姚雪垠，认为《讲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许多真理也要跟着发展。”《长江文艺》一九五七年十期上有篇文章这样揭露和批判姚雪垠：
他歪曲地说“今天除了提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外，也提到为知识分子服务。这就是发展。企图偷天换日地以“为知识分子服务”来代替“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他诬蔑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是‘原地踏步走，背去年的皇历”。姚雪垠攻击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正确原则为“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死的”，一个“总原则”而已，说“如果有人企图拿着一个总原则认为是找到了万能的钥匙，随便使用，他难免不跌进教条主义的泥坑。”从这一根本的反动前提出发，他把党对文学事业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诬蔑为教条主义的统治。说什么教条主义“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沉重的社会力量。”认为教条主义已成为“一种时代空气，或者像流行性的感冒，散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因此，“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不缩手缩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是姚雪垠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进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的主张代替党的文艺方针。
黄药眠在政治上被批为“章罗联盟的参谋长”，但他毕竟是个文艺理论家。他在《文艺报》一九五七年第六、九号上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讲了自己的意见。一篇是《由“百花齐放”所想到的》：
有些人处理问题时，硬要把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和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式地等同起来，来一个机械同均化，而无视文学的特性。还有人处理问题硬要来一个标准化，要以少数人的文学趣味服从多数人的文学趣味，或甚至相反。这样就抹杀了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下个人爱好的广大原野。甚至有些人神经过敏，一谈到个人的艺术爱好，就说你是个人主义，一谈到幻想，就说你是唯心主义或违背现实主义，一谈到应讲求形式，就说你是形式主义。文学固然要反映出现实的本质，反映出社会生活中人的本质。但不应忘记，文学要通过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的，因此对于“本质”也不能了解得过于死板。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同时又是多种关系交错着的，因此，它是丰富的，多彩的。文学的描写就是要具体反映出人的各个侧面，和人和人之间的交错着的关系，写出细节，而描写的方法可以不同，描写的风格和情调也可以多种多样。因此，文学里面所表现的东西，是通过生活现象来表现本质，但它不限于本质，某些方面它可以比本质多些，同时某些方面又可能比本质少些。有些人忘记了文学是要通过生活现象本身来反映现实的，所以就要求文学要按着决议案来创作，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要根据他是不是表现了本质去检查。这样一来，作品自然就失去生活的丰富性，而人物也就失去了个性。文学不是生动的，动人的宣传，而成为简单的说教。有人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里面本身就有着美，作家的任务就是对生活中的这些美加以集中概括，使它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意义。但我们应认识到，人们的主要任务在于改造世界。在实践中，人们认识了世界，也产生了自己的态度，有时还带着强烈的情绪色彩。有些人忘记了这些，认为作家的任务只是在检集生活现象并加以组织。甚至有人还把作品中所描写的故事，人物去一一加以核对。认为生活里有的，就是现实主义的，没有的，就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原则。照这样的看法，创作就不可能有，文学只能是资料的搜集和堆积，想象就不可能有，文学只能是已有事实的记载，同样，作家不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体验生活，而只能是消极地感受生活，客观世界给我们刺激一下，而我们也就认识它一下……
另一篇是《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
当前文艺界的主要矛盾，在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和广大读者的要求不相适应。我们印出来的作品，中学生读起来，大体上说还认为可以，但大学生就觉得不够味，不满足了。他们的兴趣是读外国小说。近年来，存在着一种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对于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捧。如赵树理的《三里湾》就是这样。这种风气也影响了读者。一般说大学生本不十分喜欢中国现代作品，但你问他，他还是说好。为什么呢？因为《文艺报》说好。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不谐调。批评文章有时并没有体会出作品的味道，就来分析它的优点和缺点，有时则没有把握住分寸，太重，因而引起了作家的轻视和不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如果作家不服气，写了个反批评，但刊物又往往以“不宜讨论”为由拒绝刊载。挨了批评不能反击，这也是造成了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在领导思想方面，对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有简单化的理论。我们的创作质量不高，和简单化的理论也不无关系。世界观指导创作，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世界观对创作的直接指导作用，只限于作者看事物的立场观点和基本的态度方面。至于作家对人物的心理状态，情绪等等的体验，世界观就不能直接指导、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积累生活知识，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根据我们很多同志的理论，仿佛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了，就可以解决创作问题。强调思想改造，这是对的，必要的。但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事情，我们不能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能让他们创作，而且思想改造也决不止是读几本理论书。这几年来作家们总是读了些书了，但为什么有些人还是写不出作品来？如果说，思想进步了，他就可以写出作品，那为什么这七，八年来，作家的思想进步了，而还是写不出作品呢？我认为世界观对创作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间接的曲折的，可是过去我们恰恰忽略了这一点。领导把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化，因此领导的方式就必定会是生硬的，反过来又影响了创作的发展……
作家常常埋怨批评家给创作制定了不少清规戒律，但文艺批评所受的清规戒律何尝就少呢？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很少，但就这一点点经验来说，也不难体会到写批评文章之难！不能粗暴，不能讽刺，不能说俏皮话，要照顾到权威，要照顾到大作家，要照顾到新生力量，要照顾到领导首长，要照顾到老先生，要照顾到统战，要考虑将来政策转变时为自己留退步。脑子里这样许多“照顾”，许多“考虑”，于是自己的主意越来越少。文章力求委婉，力求面面俱到，力求不致引起别人的反驳。许多重复了不知千百次的，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则，也不妨假定读者有“百读不厌”的精神再来一次重复。肯定之后，必须来一个“但是”，否定之后必须来一个解释。文字上力求多加一些“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内”等等……
以前我写文章，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但写起来，心情有舒畅之感，现在我写文章，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时间又催得紧，以至有些文章，连自己也不满意。
《人民日报》八月十四日登了一篇《打碎黄药眠的卖药葫芦》，其中说：这里所谓“以前”者，解放前之谓也。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那年头，对他真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不要说“百般顾虑”，那真是一点顾虑也没有，自由得很。他所谓的“影响了创作的发展”的根源，一找，就找到了“领导思想”。
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组编写，登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二期上的《黄药眠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全文二万多字，详述了他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家的思想改造，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等方面“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这些也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反对。”
戏剧家吴祖光可以说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他的性格，他才不管你“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哩！五月三十一日，他在文联第二次整风座谈会上说：
文艺界的“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有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做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撒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
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们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吴祖光说过文艺工作又对肃反提了意见：“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如电影局, 在肃反时，有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结果却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