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3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文彻赫恩的划右派及其整个一生的遭遇，是上述论点和事例的再版。他是清朝皇帝的后裔，上中学时就跟随共产党闹学潮。他是这样反思自己一生的：“我觉得国民党腐败，人民起来反对它。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有希望。特别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我最为赞成，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我想我为共产党坐过牢，是对革命有贡献的有功之臣，共产党一定不会亏待我的。”“我有几次去台湾的机会都自动放弃了，坚决留在北京，等待解放，迎接共产党的到来。（后来他又参加解放军，卖命为共产党打天下。）谁知，这竟成了我终身遗憾的大错。”（《苦难的历程》页二十九。下面的叙述，都是根据他的这本回忆录。我在这里附带向台湾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大陆去的知识分子提出奉劝：要借鉴文彻赫恩的惨痛教训。我在前面曾谈到“轻信”和“投机”。如果说他的教训是“轻信”的话，那么像现在一些媚共之流的作为，便是十足的“投机”了。至于后果么，请记取：“前面有车，后面有辙”。）文彻赫恩的遭遇是这样的：
首先，在反胡风运动中，他被无中生有地栽赃个小集团“一零五乐团”。
“某天中午吃饭时，广播开始，首先播放东方红歌曲，然后，广播人——我班同学曹宇文说：‘请大家注意，今天有重要广播，请大家不要离开饭厅，听完广播再走。’接下来是正文：‘我院表三（表演系三年级）文彻赫恩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我院的代表人，他是暗藏的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一伙在学校散布反动言论，煽风点火，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他们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行累累……’最后一句话：‘文彻赫恩是皇帝子孙，快快坦白！’……每个人都盯着我看。”（页三十七）
“软硬兼施，逼、供、信、诱供，什么手法都用尽了”。斗他“小集团”，他始终没有承认，但后来划他右派时仍算一条；斗他的“反动言论”，后来也又都算作右派言论:
第一个问题：攻击苏联和苏联红军的问题。我的原话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红军趁机侵入东北，拉东北的机器、物质和粮食。比如鞍山钢铁公司，本来有九个高炉，被苏联拉走七个。苏联红军不但抢老百姓的财物和酒，并且强奸中国妇女。当时东北的大姑娘都剃了光头，白天不能出门，怕碰上红军，甚至有的苏联红军女兵还强奸中国男子。”我承认讲过，但不是造谣诬蔑，是事实，不信可以问问东北的父老乡亲。而且文人郭沫若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南下工作团一次为我们作报告时也解释过这个问题，地点在北京朝阳大学，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提出的，说：“领导叫我们一面倒，倒向苏联，那为什么苏联红军强奸中国妇女。拉我们工厂的机器和物质呢？”郭沫若回答：“是有此事，但那不是苏联红军干的，是被红军俘虏的白匪兵干的。机器是拉走了不少，但那些机器有毛病坏了，是苏联老大哥拉回去帮我们修理的。”而事实上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但是，郭沫若如果不这样回答，他就知道什么叫做“羞耻”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一边倒的问题。“我对苏联有看法，从历史上看，在沙皇时代，俄国人对东北三省就有野心，占领旅顺港和中东铁路不走。虽然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我们也应该提高警惕。”至于苏联专家援华，我也有想法: “苏联专家在我院教学的列斯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唯一没有去世的学生, 我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高招。列普斯卡娅和古里涅夫并不比中国人高明多少, 可他们的待遇超过我们的老师几十倍! 我认为太不公平了, 是不是我们有崇俄媚俄的思想……”
第三个问题：关于污蔑党团员和丑化党团干部问题……（页四十二）
（被打成胡风分子或集团的人，很多给斗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文彻赫恩是单身一人，他也吃尽了苦头。但于一九五七年春，总算平反了。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肃反中被诬陷的人，即便平了反，躲过了初一，在反右中也难于躲过十五。）
其次，共产党整风，号召对党提意见，“后来竟规定每人必须写二十张大字报。我心里琢磨着：共产党觉悟了，改过了，讲民主自由了。他们过去一贯强奸民意，一言堂，独断独行，剥夺了群众的言论自由和一切个人权利。这回来争取群众意见，看来态度倒是虚心诚恳。许多同学都叫我提意见：‘你受过那么多委屈，也该出出气了。提！有毛主席撑腰。’我回答：‘以前有些意见早就提过了，而且都写在检查里了，我没有新的意见。’ 其实我刚被斗完没多久，才平稳下来，哪还敢再提意见？还是少说话为妙。随便他们怎么动员，我就是一言不发。大字报的纸都摆在我的书桌上了，我就是一字不写！”
“不久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教学大楼排练厅开反右动员大会，由党委书记苏坤作反右报告。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字，都是在鸣放时提意见和写大字报的人。我心里想，当时你们去征求意见时，称赞这些人是好同志，是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怎么今天一翻脸就什么都不认账了？共产党说翻脸就翻脸，给这些人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说他们有意向党进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右派分子。没想到最后还是把我点出来了：‘别看有的人大鸣大放时一言不发，一张大字报也不写。那也不行，他内心是仇恨共产党的。在肃反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他揪出来了……这种人不但是右派而且是极右派的反革命分子，是双料的反革命右派分子！”（页五四-五五）
最后，他劳改了，详情请看《苦难的历程》。这里仅再提一提他的第三件冤案：他劳改期满后，结婚过日子，劳改队的管教员强奸了他妻子，“反而被他们诬陷说是夫妻俩合伙预谋拉干部下水。”为逼他承认，白天要命地加重他的劳动量，晚上还要开会斗争他，作“喷气式”，打得遍体鳞伤，打掉牙齿，打昏过去，“一共斗了我八个月，二百四十天，一天没拉。他们像饿狼似地失去人性，每天晚上把我的脸打得变形，遍体鳞伤，全身无处不痛。”（页一一九）
在北大学生的鸣放中，物理系的谭天荣是被毛泽东称为“英雄”的人物。五月二十日，他贴出题为《一株毒草》的大字报：“我是从物理学本身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的统治下面已经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沬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
这篇署名为“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的大字报，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八九五年起就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说《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说三好学生是白痴 。（《人民日报》六月二十八日，七月四日）在那些日子里，北京大学每天晚上都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有“要不要必修政治课”、“新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等等。还开了一些控诉会，有两个在肃反中被错斗的学生（顾文选和周铎）的控诉，据费孝通在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上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又说，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人民日报》七月四日）
王书瑶写的《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大字报，实际上就是抨击“党天下”，他说：“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被麻痹、被愚昧，就有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有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对这个问题，年轻的王书瑶比年迈的邓小平看得更正确、更彻底，更早二十多年！如果共产党不反右，你邓小平就可以避免两次被打倒，也不会饿死四千六百多万中国人，也不用经历一次空前大浩劫，也不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一举”，“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当年你口出烂言：“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你胜利了吗？毛胜利了吗？党胜利了吗？如今你又说“必要的”，还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二十年！真是俗话不俗：“虎走千里总吃肉, 狗走千里总吃屎。”）
杨路说，“对民主的看法——你们把民主当作手段，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而我却认为民主是神圣的权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个人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是只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
正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定稿中，把民主规定为手段的。虽然他原来是说“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翻云覆雨，乃是毛泽东的家常便饭。
王存心说：在我们国家里选举流于形式，人格没有保障。“三害”到处都是。当然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为了我们社会主义更好，不少有认识的青年人投身于“五•一九”这样的运动中。他们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满足于用思想改造的方式来除“三害”，主张在理论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彻底的改良。（《略谈“五•一九”》）
王国乡的一份大字报：《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把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说得简明扼要而中肯綮；在二十多年后邓小平才也这样说，可当年他却是把如下言论都当成了反动的右派言论的：“ 民主，不能是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个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和人格独立——这就是我们的斗争的目的。”
学生鸣放的刊物《广场》的发刊词, 这样写道：
人与人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定、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认识。
大鸣大放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北大的辩论会上发表了演说（连在本校，共讲了五次）。她说，原本对斯大林看法是通过看电影、书报，是很崇敬的，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简直是毛骨竦然，怎么肃反能对自己的战友滥杀五百多人呢？怎么社会主义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必须接受教训。对斯大林的评价，不能归到个人崇拜，要从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事件所以能产生在俄国，要按历史条件看，苏联没有典型资本主义基础，这和中国有共同之处，在一些封建主义制度上建立社会主义。这些错误大部分受封建主义之害，如“三害”就是这样。又说“三害”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适合公有制经济基础，如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与保密扩大化。说到胡风，她说，胡风向党中央提的意见书，郭沬若说是“反社会主义纲领”，实际上那些意见是对的，现在这些鸣放都是从胡风处抄来的，如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庸俗社会学皆是。她认为，只凭《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材料，说胡风是反革命证据苍白无力。她的演讲，不时为师生的阵阵掌声所打断。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中说：“她说：‘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
当时我在中学教书，一位比我梢大点的王姓青年教师，告诉我人民大学斗林希翎的会场情况：“林希翎提出要跟他们辩论，他们哪里是她的对手？不光是知识、才华、口才不是对手，她指出的违法乱纪、‘三害’事件都是经过调查的，无可置疑的事实。下面一再往上递条子：‘林希翎：支持你！’他们辩论无词，场面尴尬，光凭嗓门高，乱起哄：‘打倒林希翎！’ ”王老师眉飞色舞，我认为他有正义感，不料，到反右时他上前就揭发我说过：“刘书记是菜包。”我校刘书记的确是个不懂教育的菜包子，但王当时却接着说的更凶：“什么菜包？是熊包！”他说给我的所谓“右派言论”多了。当他一直揭发我，气得我不行时，我冷静地想：“你要亏心你亏心，我不来这一套。共产党要的正是知识分子都来这一套，他好渔翁得利。”所以我对他是来而不往，让他倒是侥幸跺过了这一劫。
还来说林希翎的演讲，她说“基本一致”，“从胡风处抄来的”也好，说“证据苍白无力” 也好，说明文艺界，甚至各界知识分子都当真把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作美好的远景。毛泽东看准了这点，就把双百方针当作给知识分子的诱饵抛了出来，又怕你不去呑食，特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明：“胡风的文章还是可以写的，他住班房是因为他搞秘密团体。”大家都想：“我又不搞秘密团体。”虽然心存怕钓鱼的顾虑，但经不起毛的“猴不上竿只敲锣”，终于连饵带钩一并吞进鱼腹。之后，你再“腹诽”，说“毛泽东你不仁！”也只是徒唤奈何了。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大学之间的串联很叫校长感到头痛，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作报告，要求同学不要与外校联系。林希翎反驳说：我校学生未患流感，为何要隔离？主席讲，学生闹事要闹个痛快，而现在还没有闹事就这样封锁。根据笔者的记忆，当时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大意是这样说的：共产党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学生要闹事，就要让他闹够，问题暴露了，领导的问题由领导负责解决，暂时没条件解决的，要解释清楚，学生的问题，要说服教育。对闹事的头头，不要开除……我当时直觉到，毛主席的胸怀，气量，多么仁慈，广阔!
谁知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单用指出处理湖北汉阳县一中学生因为毕业后大部分不能升学，发生了八百多学生罢课游行的事例，足可说明。八月五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汉阳县最近在蔡甸镇举行了群众大会，揭发和控拆了反革命分子（学校师生）王建国、杨松涛、钟毓文、胡斌、余心平等利用汉阳第一中学学生的升学要求，煽动和组织近千名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的暴乱事件。九月六日在蔡甸镇举行了有一万群众参加的宣判大会，当场处决了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三人。杨松涛等四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