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2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党外人士应有职有权，不要以秘书、助教干涉我”
党委制是需要的，但是党的神经系统（组织系统）如何搞须要研究。党对党外人士既然政治上与业务上是信任的，就应有职有权，让年青党员领导党外人士是不妥当的。我在很早就靠近党，我的觉悟与水平都不比新党员差，不要以秘书、助教来干涉我，让预备党员来领导我就不服。
“过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高级知识分子中是教育、统战与宣传部门的工作。”
我始终认为我校党群关系不好，高等学校党委对高等学校的特殊性没抓住，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属公安部门的问题不多，是教育、统战、与宣传部门的工作，过去好像认为党外人士不可靠，这道墙防范得太厉害，斗争一个人容易，要挽回就难，感情不容易恢复，过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有朋友问我：“究竟师大党群关系怎么样”？我说以我为例是很好，但这在学校方竟是特殊的。外面对我校统战工作印象不好，对我们的党群关系有一定的看法。校内有些负责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勇气，我曾几次进言。如评薪工作，黄药眠、萧璋不了解情况，李筠虽好但不懂业务，党委除了两个老头都是年青的，情况不了解，决定级别不准确，何副校长告我有四人不满。实际不如此，我现在半官半民，我了解情况，告诉何副校长能改就改，不能改就应吸经验教训。
“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
毛主席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我听了非常高兴，老虎一捉就捉对了，这三条老虎横冲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
知识分子不会造反，学校里不只是公安工作，而问题是宣传、教育、统战部门的工作，要团结、教育。我校工作做的不好，在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捉住了老虎真是很高兴。
“实际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
我校三个主义都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笼罩一切，教条主义充满教研组，现在有些教师谈虎色变，这些人不是反革命，要依靠这些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这样的压力怎能发挥他们作用。这一年来情况好些，但基本情况末改。如教育系教条主义的统治从领导起解除了一些（董渭川插言说不见得是解除了一些），基本未变。主人翁的感觉是从主人翁的地位而来，实际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没有什么用处，虚伪的东西没有价值。
“牛皮浸水拖不动，不会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会解决问题了”
学校的三条老虎，首先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在教研组中的统治最嚣张，据马特反映：逻辑学宁可请人大年青人来给政治教育专业教课，而让马特去教外系本科学生。官僚主义在高等学校为害最小，我与方铭说党委应利用八大文件好好学习，使三条老虎收敛一下。党团员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非常突出，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研组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应从党员先检查，根据中央精神在群众面前检查自己。后来党委布置学习八大文件时说要体会精神，不要联系实际，这说明党委不正视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党委常对错误做解释，这样工作方法不好。我近半年在学校不爱讲话了，牛皮浸水拖不动，不会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会解决问题了。
“党政负责人发现错误应拍胸承认，怨有头，债有主”
校党委在贯彻与高校有关的政策不够及时，琐碎小事做得周到，有时很细致，这是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问题。做事不敢负责这是不好的，党政负责人对自己要做的事考虑要细致，与群众商量后再做，如发现错误应拍胸承认，“怨有头，债有主”，封建社会的正派人也有这种道德。党委一般同志对问题爱解释，如我向张斧提出百家争鸣政策在我校的贯彻问题，张说：“我们没抵触。”但实际我校漠然无声，这是否抵触？中央政策不执行就是抵触，不愿承认错误，这是对中央政策的态度，党组织不贯彻政策应负什么责任？可能党委意见不一致，战斗性不够，疲踏。
“党委整风应行动起来，不要人家‘将军’、中央鞭策才搞。”
整风道理已不用再说，应行动起来，做为党组织这样疲踏不应该，要人家“将军”才搞，我向张刚说这样疲踏不行，学校有些同志诚诚恳恳为党工作，但有缺点：一、群众路线走的不够；二、末变外行为内行；三、政治敏感不够。党中央非常有决心，通过整风运动来调整人民内部矛盾，我校党委等中央鞭策才动，应用种种办法如大会、小会、个别谈，打开道路，争取主动，体现中央政策，听取群众意见，党委个别同志决心不大，老一套想过关。党委是否下最大决心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还值得注意。
“政治上没问题，业务好的排出去，这是自私自利”
我校三大主义是存在的，如人员录用、留助教问题上，中文系去年留二十几个助教，只有一个非党团员，有的业务很差。分配出去的有些是业务很好的，没有反动的，但因为这些不是党、团员，这些人很有意见，留下的助教也认为不公平，这是完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做的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党的家务事，政治上没问题，业务好的排出去这是自私自利，是不合理，我很气愤，团员也不平，党委应查清这件事。
党委要下最大决心来改变作风，群众是我们的，如一意孤行则会脱离群众。（《师大教学》一四六期）
中小学的情况可以从《解放日报》（五月十日）邀请的二十二位中小学教师座谈会中看出一二：
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王浩川说：我们的校长（也是党支部书记）站在云端上，只顾作经验介绍，而不抓学校内部的教学工作。在“评优”工作中也缺乏民主气氛。群众认为一位蒙领导百般偏爱，事事出风头在先，吃苦头在后的教师，不应该享受优秀教师的荣誉，校长不但不考虑这些意见，还批评大家文人相轻，还在区里介绍本校“评优”经验，说得头头是道哩！很多教师对工资改革预先定好级别，讨论时草草收场不满意。在评级中，全校党员除一人外，都是评的最高级，而工作质量与教龄都超过他们的非党员教师却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困难的人得不到照顾，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干部，却可以搬进新屋。校长搬进了新屋不算，还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装修费，据说这是有关组织同意的。
上海建筑工程学校林炳彰说：大家对领导偏听偏信，造成了“墙”，很有意见。一个教师说，我有话不愿在小组会上讲，情愿在大会上讲，怕汇报的人走了样。一位教师说：一个党员的假话胜过十个群众的真话。（这决不是个别现象, 党员和积极分子就是专门吃这碗饭的——紫丹）
第三师范学校过唯一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党员，一开口就是“我是吃过苦的。”他对待群众的态度是怎样呢？有一次他同教研室同志吵起来，那同志哭了，我就跑进去同那同志谈了几句。当晚这位党员就找我去谈话说：“你在外面讲我坏话。”接着就两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师说：“还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发生什么事情，我情愿替他代课。”他和群众关系的坏，可见一斑。（反右之后，同事之间连这类的真话——共产党叫做是“落后话”或 “反动话”，都已经听不到了。能听到的，连夫妻之间都清一色是共产党如何、如何地好！）
控江中学赵宝礼说：我是毕业班班主任。初三有十二门功课，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门课又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有测验。这学期还要考全年的课程。学生的担子已经很重了，跟随毕业来的是升学、自学、劳动等问题，于是又得进行思想教育等工作。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团要管，管得学生更忙了，一听大报告就是半天，大会之后又是小组讨论。有些团员和干部还要先开干部会，弄得学生功课学不好， 缺了课又无时间补，身体也累垮了。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学生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医生让他们休息，有一个还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对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还提到了校舍问题。他说，我们榆林有些小学的校舍条件实在太差了，白天开电灯上课，六十个人挤在一间阴暗的小教室里，鼻子都碰得着黑板。应该照顾孩子们的健康。
以上这些意见，是教育者的反映；受教育者也反映出了问题。
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沈泽宜和张元勋用大字报的形式发表了他们的诗《是时候了》，在首都高校迅速传颂开来：“青年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写在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来，看一看天光，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在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照耀，我的诗是一只火炬，烧毁人间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光来自‘五四’，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我只能用软和的调子唱和风和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时候了，向着我的今天，我发言，为什么有人说集体没有温暖，为什么有无数墙壁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为什么……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三天之内就贴出了几百张大字报，提出了团委会无权向学生发号召，反对必修政治课，取消党委负责制，彻底开放一切禁书，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党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开辟自由论坛，对肃反被斗错的人要道歉——即以肃反斗错的人为例：
西语系顾文选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一九五五年由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搞肃反运动，他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他说：一九四九年他十五岁，他在杭州“参加了革命”，入了团。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开始肃反，“当时我对肃反并不在意，因为我没有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什么亲友，我的亲友中也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肃反无论如何也肃不到我头上来，顶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可是想不到当天下午，我们机关里的领导人就布置人斗争我了。他们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诬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连续斗他几天，他仍不认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斗争他的同事的殴打，打得非常厉害。他回手保护自己，结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铐把他反铐，又用麻绳把他捆绑起来。这些人报告了“五人小组”之一的副局长后，就把顾文选送到杭州市监狱。在那里把他上了脚镣手铐关起来，关了四个月。他认为逮捕他是违法的。理由之一是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三十六小时内一直没有提审，完全破坏了逮捕条例。他还说，监狱内伙食很差，蚊子很多，狱规很苛刻。他给出了种种细节，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时间，地点，还一一告诉了监狱里吃的东西。他说他说的都是事实，不会有一分造假，可以调查。他在大鸣大放中申诉了肃反中自己的冤情，相信毛主席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鬼话，结果，回答他的是，又划为右派，又一次打入监狱，屡经曲折，于文革中被枪毙。（王友琴《并非一个人的遭遇》）
在这一点上与笔者的经历有一部分类似。笔者在前面已点到在肃反中所受迫害，到反右时被划为右派的理由之一是：“他说，肃反中的积极分子很阴险。”所以，我在劳改中要从垂死中挣扎过来，就是为了能到后来给控诉中共的罪恶多留下一个活口。这就成了我后半生的人生意义。我和别人所经历的事实表明，共产党为了证明他错打你第一巴掌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服，他必然用更重的第二巴掌来捍卫第一巴掌的成果。但我硬是如有人所说：“不服教师挨死打。”当我的“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后，有一次领导跟我谈思想问题，说“别的右派得到改正后，都表示感谢党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要再努力为党工作几年。没有人像你一样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像是党欠你几百大钱！”
我说：“邓小平，胡耀邦都说过，‘要讲两句话。’‘我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我看到他目光逼人。
“第二句话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里去了？’”
“你这个人，右派本性未变。”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