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1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十二）反对奴化教育，发展学生的主体性; 取消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
现在再来看看由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褚圣麟、侯在干、李西山、陶大镛、陆近仁组成的工作组并由黄药眠执笔写成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目前高等学校中存在有好些问题，问题之所以产生，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一，有许多党员同志对党中央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认识不足；二，有许多党员同志没有掌握到学术机关的特点，错误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权机关等同起来；三，有许多党员同志的民主作风不够，高等学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众商量，甚至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一切由党员包办，才算是实现党的领导；四，有些党员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技术力量在近代国家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有些党员同志对于目前要办好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没有明确的认识。
“除了这些有关思想认识的原因以外，学校的领导机构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学校是用校务委员会来执行领导的。后来学习苏联，采取一长负责制（实际上也并没有执行过）。党‘八大’以后又改为党委负责制。最近人们对于党委负责制表示了不少意见。但究竟什么是学校党委负责制，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党中央对这方面的具体规定。比方党委负责制和普通机关里的‘党组’有什么分别，它和校长，校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也很难说出一个轮廓。既然对于这个制度，我们还没有研究，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对它表示意见。不过就目前的领导机构的情况看，的确已经显露出好些毛病。如严重的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现象，如校务会议多流于形式，如非党干部有职无权，如群众意见很难通过一个组织系统反映上去，发挥监督作用，如系秘书实际上领导系主任，如在教师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民主党派，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批判说：“在这个以‘建议’作为幌子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纲领的第一部分里，右派对党，对党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把在高等学校里工作的党员刻划为‘不懂政策’、‘不学无术’而又‘专断独行’的‘独夫’。把党委制描写为产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东西。右派分子捏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状，正是为了给从各个大学里赶走共产党员，消灭党委制的这个阴谋提供论据。纲领的第二部分，穷凶极恶地干涉了党的内政，擅自规定限制党在各大学的活动范围的清规戒律，甚至限制共产党开会与说话的自由，这种限制有些类似国民党反动派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纲领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五部分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制造了种种委员会，其目的是通过他们的活动，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图设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绝对优势的校务委员会，作为高等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表面上是要扩大民主，而实际上他们的校务委员会是不要校长参加的，他们规定‘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果这个决议第二次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否定党委制代之以校务委员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实行篡夺领导权的明目张胆的阴谋计划。这个阴谋计划是要保证右派可以在高等学校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人民日报》七月三十日）
在教育问题上，右派的主要观点是，在领导体制上反对党委制，党员特权，力争“民主办校”，“教授治校”。在课程设置上，主张恢复社会学（如吴景超等被批为“实质是要扩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一步夺取思想阵地向马列主义进攻。”）。当然，同时也反对一切照搬苏联，对苏联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洋奴思想，以及反对罢黜百家，独尊马列。
在教育思想上，主要表现在钱伟长所提出的培养目标上。他认为，高等工业学校把培养目标设定为工程师是不现实的。如果培养目标是工程师，那就必须把有关的各项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可是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他说，必须把培养学生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二者严格区别开来。高等学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高等学校必须给学生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作好准备工作。钱伟长认为，当前高等教育的特点是繁琐。课程门数花样繁多，又是基础课，又是专业课，又是专门化课。学生一学期要学十多门课，每周学习时数在三十小时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里换班子，上了这堂课，又是那堂课，以致走马看花，学得不深不透，更谈不上工作能力的培养了。他说，西德的高等学校每周只上十七小时，美国有的工业大学每周连上课带实验在内只有二十小时，它们也同样培养出了相当水平的人才。他还说，中国学校的专门化设置是采用苏联的，可是苏联的工业水平要比中国大二十倍，运用人才的灵活性也比中国大二十 倍，按中国目前的工业水平来看，分工还不可能过细，对于人才的需求还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确。因此，专业不宜分得过专过细，以免产生“学用不一致”的倾向。（《光明日报》一月七日）
《人民日报》七月四日载，在清华大学批判钱伟长的会上，张子高教授发言，说一月七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关于教学计划，培养目标的谈话，实质上在总的方面否定了学习苏联的方针和教学改革的成绩，在教学环节方面是否定了学习，毕业设计，忽略了专业课和专业设置的意义。他离开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即有计划有目标地培养高级技术干部，而企图转回到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涛教授说，钱伟长说现在五年制的学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学生。这就是说过去的英美制的教育制度比现在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难道说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么？
对钱伟长的所有批判，几乎都是有意、无意地在说废话。比如，说他的主张是这个，是那个，一则有很多“不是”钱的主张，是硬加在他头上再予批判的；二则，“是”，为什么就不对？其实，他是在一党专制下，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要发展学生的主体性，特别是他在《中国青年》杂志（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上发表的《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更是一篇反对党的奴化主义，倡导个性解放的民主教育宣言书。“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还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何止青年？由革命名词包装起来的最腐朽的封建主义糟粕，不是也让壮年、老年、其中不乏饱学之士，奉若神明吗？——紫丹）
“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人之所以成为人，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是由他的主体性的性质，及其发挥的程度所决定，所表现的。主体性就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共产党的教育就是要千方百计扼杀人的主体性的奴化教育、愚民教育。——紫丹）
“我也曾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余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于青年的教育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象’找‘对象’，则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代表着友好和关心的字眼，像‘帮助’和‘批评’，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余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你钱伟长是国际知名的自然科学家，共产党需要你，暂时还算尊重你，所以你还有人格尊严，还能说出有人格尊严的人才能说出的话。一年之后你给划了右派，再来尝“帮助”和“批评”的滋味，就知道远甚于“管教”了。——紫丹）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说：“钱伟长在校内已成为右派的首领了，一切消极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人民日报》七月二十一日）与你同为清华副校长的张维说，钱伟长等人炮制的“这个纲领是章伯钧的政治没计院中科学的部分。他策划着用这个纲领首先在文教和科学部门打开缺口。这是他们这个集团在长期内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活动！”之前还说：“依我看，钱伟长他们的意图就是：（一）丑化党，藉以收买人心，达到对科学的领导权，（二）煽动挑拨，（三）抓人事权，（四）反对科学院的领导。”（光明日报，七，六）你们“三钱”之一的钱学森说你已经堕落成为“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吴晗说你是在政治上向党“敲诈勒索”！（《人民日报》七月六日）梁思成称你“索兴撒赖”，“无赖到了极点!”（《争鸣》十月号）
“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过多地限制了学生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在某某省的师范学院去了，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
“大学毕业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就给你扣上大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
“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余。”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教育中也有优良的部分，如学思并重，举一反三的启发式，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主体精神……可惜，中共这时的教育继承了其中重教轻学，重知轻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贬损自由，压抑个性等糟粕部分，并使之与列宁的“从外面灌输”的教育思想相杂交。这便是钱伟长以现代教育的目光所审视的这个赤色殖民地的教育怪胎。在教师中重视政治，思想改造，轻视业务提高，即反右之后才叫出名堂的，所谓批白专道路，而在业务中，更是轻教研和科研。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写道，周总理号召“向科学进军”，有的学校只是刮起一阵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当教师的科研和教学发生冲突后，学校领导 “不去分析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更少自觉到这正是缺乏具体领导的结果，反而大叫教学与科研有矛盾，教师名利心重，轻教重研……我想，强调知识分子搞科研是为名利双收，是个人打算是不好的，因为和事实不符。”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导致被划右派的在五月十六日校部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把“三害”斥之为：《“三条老虎”横冲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