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0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十一）发出“救救科学家”的呼吁
可以看出，阻碍各项事业发展的基本关键在于，政治上独裁压制民主，或专业上外行领导内行。特别是，表现在科教文艺方面。毛泽东这个灾星，在这里创造了两个重灾区，他说：“大学里， 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唯心论最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四四页）唯物论大史学家翦伯赞著文《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批判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雷海宗用一本《雅典宪法》作武器，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进攻。他发表了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过时论和不合国情论等等陈腔滥调。他诬蔑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说成一钱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则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捧上了天。他说：‘整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甚至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历史的书很少，仅有几本也是赶任务的书。’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学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说：‘最近六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谬论，主要的是说马克思主义过了时，实际上过了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慢说资产阶级已经临于没落的时代，就是在这个阶级的青年时代，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也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驮马，面临本质与现象，结果与原因，就一筹莫展了。’而雷海宗却说这匹‘笨重的驮马’到了垂死的时候反而出现了一日千里的奇迹，岂不是神话。”
他还批判荣孟源“主张复古主义，企图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孟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主义。”这个逻辑被戚本禹继承下来，给中国的赫鲁晓夫扣上“背判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理由是“《论修养》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这里的论据也是“只字不提”。这时候，大历史学家，言必称马列的翦伯赞将面临灭顶之灾。如果说杨家将杨敬业是一头碰死在李陵碑上，嘲讽雷海宗“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捧上了天”的翦伯赞却一头碰死在“他心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所谓‘毛泽东思想’”的丰碑上。他如此饱学，只是没有学到：“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请君入瓮。”
章怡和的文章《历史学家翦伯赞之死 》，这样写道：“翦伯赞却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 绝望之心，生出决绝之念。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戚本禹接见一个叫“反到底”的造反团时，装大蜡地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反到底’吗？反到自己身上才算是反到底。” 戚本禹这个史痞后来的下场，当然只是为此命题“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请君入瓮”，添一实例而已。
这时候还不知此后瓮之将入的翦先生还在烧瓮，使劲地批判另一位右派历史学家：“向达在很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领导大肆攻击。他说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行政领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说科学院的党的领导‘有如张宗昌带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向达说：‘现在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又说：‘这几年史学界的人意气消沉。’他闭着眼睛问：‘历史界解放后这样不行，党里负责的人要不要负责？’请问向达：你从哪里看出现在的史学界是‘奄奄一息’，‘意气消沉’？又从哪里看出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翦伯赞的批判并不限于学术领域之内。“他诬蔑‘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解放后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请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说的都是‘假言’，没有一句‘真话’。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说假话的人，怎么能给学生以正确的历史知识。我们希望他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谈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说，不然，知识分子就要说假话，或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地消极怠工了。”（《人民日报》十月四日）
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说，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貎。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允许失败的，但现在却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技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这样专家们如何敢于负责呢？（《人民日报》五月十六日）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民盟中央推派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成立“临时研究组”，广泛征求和收集了各地盟内科学家的意见而提出的一份较全面，系统的报告。内容包括五个方面。郭沫若以《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为题进行了批判，随后根据运动的深入发展又作过补充发言。
第一，“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郭沫若批判说：“这个意见书中提出了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显然是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一种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解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们这样不顾事实危言耸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诱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
第二，“目前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业务部门之间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本位主义，大家都想保存本单位的干部，不愿外调，甚至怕谈合作，怕这样会拉走了人，影响了自己。有些单位对于少量的必要的人员调动，也张大其词，互相埋怨，因此，在单位与单位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堵墙。”
第三，“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这些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当重视起来。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有关资料尽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
郭沫若批判说：“在我看来，今后为了发展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就在于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队伍，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不是什么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着这个主张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滥。”
郭后来又补充批判说：“他们在这里，一方面污蔑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据客观规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产党和政府不准‘学者们’从事科学研究，只准他们作些政策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事实是这样吗？暂且不说许许多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 现在我只问问右派先生们：党和政府究竟在什么时候禁止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呢？”
第四，“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领导的进行。我们希望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并建议有条件的省，市也设立相应的机构，以加强领导。至于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我们认为应在实际工作逐渐形成，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又说：“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
郭沫若批判说，“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
第五，“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
郭沫若批判说：“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满。”他认为，“如果要‘一视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说工农学生吧，大家知道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现在，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了，对于这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尽最大力量加以改变吗？”
这位郭大院长把这份“意见书”批得体无完肤，然后扣上了如题目所示的大帽子：“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意见书中对于这点一字不提。”他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光明日报》六月九日；《人民日报》七月六日和九月十九日）
跟常识水平的是非开玩笑，瞪着俩眼说瞎话。用共产党自己的标准来衡量，郭沫若的马屁也拍得太过火，太伤天害理。一九八零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曾经把民盟中央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 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说成是‘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事实上，这份意见书不是章、罗二人提出的（就是章罗提出的又如何呢？——编者），而是民盟中央分别由曾昭抡和黄药眠负责的两个小组起草的。在这次复查中，我们和有关部门及民盟中央都认为，这两份意见书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是‘章罗同盟’的纲领。”这当然不是专门针对着郭沫若一个人的胡说八道而发的，但却揭露了郭沫若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奴才嘴脸。以他的接触和了解，绝不可能把毛捏造的‘章罗同盟’（明白的事实，是章罗连有“同盟”的可能性都没有）信以为真；无需他那样的通古博今，就该会认识到《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完全是个合理化建议。不管怎么说，他竟能颠倒是非，曲意逢迎，振振有词，逐条把它们批得体无完肤，确实证明“四大不要脸之首”对于他是当之无愧。而“首上之首”毛泽东才是无耻之尤，制造“章罗同盟，古今奇冤”的罪魁祸首。作出这样连自己也明知是纯属捏造，并且相信别人也同样明知他老毛在捏造，他还要在两个“明知”的情况下，涎着脸皮在在光天化日之下捏造；而郭沫若却是在四个“明知”的情况下，硬说：“公鸡会下蛋”。别说这两个人还号称是“大人物”，即便是小瘪三，也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小瘪三。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