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5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八）改造资产阶级的问题
《人民日报》 六月二日载有被毛泽东后来称为“右派分子老祖宗”的章乃器的言论，摘要如下：
现在公私合营企业情形严重，生产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过去还差，这是是非不明，轻才重党的许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来的恶果。官僚主义，其害处比资本主义还要危险。
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效率反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像我们现在某些企业暴露出来的偏差，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存在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上和经营上的经验和知识应该接受下来。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工人可以发展为资本家，资本家也可以作工人。何况，中共对民营工商业的改造已近八年，公私合营后他们的生产资料已全部交出。空无所有，还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改造，要他们“脱胎换骨”，这是不公平的。
工商业者现在已经没有剥削，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带了生产资料进社会主义，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还光荣……要给工商平等的人格，不是给几顶大帽子，不是“压服”而是“说服”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改造。（博讯）
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新华社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讯，在今天继续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谈了话。
他首先谈到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因大家都说了真话，把问题摆了出来，这样就有利于解决。接着他说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过程中间，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提高工商业者的政治觉悟，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作到妥善地消灭资产阶级，只有这样才对社会主义有利。
他认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发挥私方的积极性。
他说，对工商业者的改造，不能采取形式主义，有些人自认为立场很稳，口号喊得很响亮，给工商业者“扣帽子”，甚至用打击吓唬的办法，压服他们，结果，使工商业者缩手缩脚，不敢做工作，还有的不敢接近工商业者，生怕玷污了自己。这都是形而上学，没有真正从工人阶级利益考虑问题，因为这样就谈不到团结改造工商业者了。
接着他就如何发挥和提高私方积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只有六个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为宗派主义者是不愿明是非的，他靠颠倒是非来弄权，只讲亲属、裙带关系，只愿听恭维、奉承。主观主义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脱离了客观实际，完全凭主观想像处理问题。官僚主义者不敢明是非，他们心里虽有是非，但怕讲出来会影响自己的地位丢掉纱帽。他们只知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或做群众尾巴。这三者是互相统一的。
他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他说，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他说，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
他说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
他说，关于公私合营企业里几种关系问题，应该明确以公私共事关系为主，阶级关系是残余，因阶级已基本上消灭。在工作关系中，不应该分公方、私方，党与非党；要按职责和分工办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可以提醒工商业者还有阶级关系残余的存在，但也不能千篇一律，要因人而异。如果一个私方很进步，和公方、职工的关系搞得很好，就不能强调阶级关系。另外，不能把阶级关系当成一种压力，去改造工商业者，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
他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接着他谈到定息的性质。他说，有些人认为定息的性质是剥削，我认为很值得研究。因为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又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这就说不通了。我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他还说，二千元的杠子，也有重新考虑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个数字太小了，很难划分二千元以上的都是资产阶级；二千元以下的都是小资产阶级。
他还谈到群众观点问题。他说，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人，尽管每天都和群众在一起，也不会了解群众的情况，这是假的群众路线。他对大家说，对资产阶级要恨，但对资产阶级分子要爱护，要抱着与人为善，热爱群众的精神去团结改造工商业者。
他认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还说，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消灭。
最后，他谈到工商业者两面性的问题。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已专门写了文章，即将发表出来。他认为，必须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剥削不是与生俱来的。他认为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大家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
在工商界批判章乃器，是反右派的重头戏。当时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是我的第一要务，看“右派言论”是我的关注中心。对那些批判章先生的左派的狂吠，总是从人格上引起我对言者的鄙夷，唯有章先生说自己是“心安理得”；大快我心。深得我心！“到处宣扬右派分子章乃器‘心安理得’。”为后来划我右派的言行根据之一。在斗争我的八个月中，我从未像某些人那样，磕头如捣蒜，缴枪投降求饶命，也没有对任何人揭发任何一句话以求立功。相反，我倒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给他们拍过桌子。有一次，在教室斗争我时，听到一个学生在教室外高喊：“面不改色”。我的这些表现很可能与章先生那股浩然正气的熏陶有关系。而其沉重的代价是：“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开除团藉，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支部书记宣布时还特别加了一句说明：“这是对右派分子的第一号处分！”
至今我仍不认为批章先生的话有一句不是胡说八道，包括后来毛泽东说的“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改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四八九）毛泽东自食其言，已成恶习。如果说你忘了，章先生是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常委会十四次会议上，又公开讲过的：“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吗？’”多见不怪，对毛自无必要提出质问：“你为什么说话老不算数呢?”整个的批判会上，全是毛式的无理取闹。
李康年重申赎买二十年的主张
李康年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商界座谈会上说：
我是上海工商业者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就是最近报上标题所谓“定息二十年”或者“赎买二十年”的建议者。
我提出了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主张请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二十二亿元，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使资本家与企业脱离关系。存单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二千七百五十万元，除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两年已发二点二亿元外，对资本家只发十九点八亿元，多余二点二亿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董监事与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酬劳或慰籍金，如再有余额，即拨交全国工商联，作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项工作，拟请指令交通银行办理，有不愿得此项赎买存单者，得听其自便，交通银行得代为暂时保存，或按赎买存单应得人之意旨，代为捐献，或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
赎买存单应得人既已放弃赎买存单，即是放弃剥削之表现，应得人于取得捐献收据，或缴纳国库之凭证后，即可将此收据或凭证，作为放弃剥削之凭证，而向工会争取入会，争取劳保待遇，经工会审查核准，给与工会会员证后，资产阶级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议不能采取，则请研究第二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辟信托部，代民族资产阶级保管股票，出席股东会，董事会，代收股息红利定息，代办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捐献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按如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帽子。上述建议如再不能采用，则请研究第三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加代领定息业务，同时亦得代管股票，及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转赠捐献，或缴纳国库。按以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
此外如资方家属的劳动就业，应责成劳动部门及专业公司妥为安排，在赎买存单发行基本上完成后，国内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职务，即蜕变而为公家职位，公私关系既已基本消灭，此时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期限且较公债为长，大多数人已经必须自食其力了，与劳动人民距离更近了阶级基本消灭了剥削基本消灭了，赎买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业企业改造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已完全成为全民所有了。
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这一次到京以后，读了千家驹同志的发言，他是中央经济理论权威，也是我们工商界行政管理领导，他谈到了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定息二十年除了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对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见与他商榷。
我的答复是：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六十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八十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
至于我建议赎买存单年期分二十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二十二亿元，定息两字应该更正，我是有根据而不是捏造的。当全行业合营前夕，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社论。这篇文章，我认为是党和国家对赎买政策的方针，亦是党和国家对工商业者昭示了赎买政策的信条。
第一段“我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变革，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说明大约需要十五年之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段第一节“对于我国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正是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并且不是一下子赎买，而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渐赎买。”“分给资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红利，资本家所得，看来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国统计，一年就有几亿人民币，积十几年之久，就有人民币几十亿之多，用来作为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代价，是完全足够的了”，这说明国家将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
第五段第二节“赎买是对物的，即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除这以外，还有一个对人的问题，即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改造，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等等的问题”。这说明赎买是专对生产资料的，至于对资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这是对人的和平改造。
从此可以见得党和政府，在事先是有准备，即是需要十五年之期，用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党和政府采取这个和平改造的方针，是从一九四九年立国之初就确定了的，这个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观需要，再拖一个尾巴，也是未尝不可的。如果十五年再拖一个尾巴，岂不是二十年吗？我的建议与党和政府原定计划步骤相对照，恐怕不是相距太远吧，恐怕不是无的放矢吧？（《人民日报》六月六日）
复旦大学物理教研室助教、划右派时二十二岁的李梧龄，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要脸的掠夺。”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