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4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七）反对崇苏媚苏的“一边倒”
《人民日报》，六月二十日载，章伯钧说：“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
《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中有：“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数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荪在本校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了题为《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战。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那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帽子“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反。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那一个地方知识分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也是一种政策？“就知识分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交兽”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经过中共对知识分子政治上打、骗，经济上赎买，傅先生所说的“隐忧”已成“显忧”，“无形的损失”已现形得令人触目惊心。君不见“士可杀而不可辱”，“不自由勿宁死”，分别代之以“既可杀又可辱”，“能活着宁跪着”！君不听，被强奸后的知识分子在叫唤：“现在是历史上XXX 最好的时期！”这里的“XXX”，代表人权，民主，自由……总之是“样样都最好，真使人陶醉！”
我素来是很尊敬老前辈傅钟荪教授的。在我划右派的前一个月，他所主编的《数学通报》杂志上，还发表了我一篇论文。当时共产党对他，出于统战的需要，在表面上还是很尊重的。他在文章中所表达的对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人格侮辱之义愤，我认为是属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不平之鸣。而知识分子们在自身难保的逆境中，仍念念不忘忧国，忧民，忧国格，忧个人人格。夫人格者人权也。在不同学科上又有各自的表述：哲学上是指主体，人之为人的资格；教育学，心理学上指个性；伦理学上是指道德品质；法学上是指一个人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共产党在“人格”的所有意义上，都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全面的糟蹋。傅先生所指出的不堪忍受的如上种种，共产党却以更加倍的恶劣还给他，如他说的戴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是“旧”，“ 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现在加给他老人家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顶定性为反动派的帽子。
这位傅先生就着国格写道：“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之后，请来许多苏联专家，中国知识分子不论老少都虚怀若谷，参加学习。这在中国识分子说来就算是很难得的了。因为知识分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几年来，高等学校请求聘请苏联专家时，高教部都责成学校要有计划，有准备，其中一条，要准备好继承人。为了学得快，有的学校就指定教授作培养对象，作继承衣钵的人，以便苏联专家回国之后，还能传授苏联专家学业。对这办法我曾提出过异议。我认为，我们也是一个国家，既然称这个人为教授, 那培养他的人势必要比教授高，即使这个中国教授非常谦恭，有雅量，苏联专家也许不好意思吧！再说在国际上往来，也要替中国教授留体面，也就是替国家留体面。”
说实在话，当时在“一边倒”的国策下，还讲什么人格，国格！中国在苏联面前完全是奴颜婢膝，一副洋奴相，汉奸相。说苏联一句不好，是反苏、反共、反人民。一位中学教师对实行五级记分法（所谓苏联先进经验）想不通，说：“还是百分制好。”就这就打成了右派。实际上，用也可，不用也可，记分制和政治是绝对的两码事。据说，五级记分法是从沙俄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点也不沾“苏维埃”的边，中共竟奴性十足，趋之若骛，不分青红皂白。共产党骂蒋介石是洋奴、卖国贼、美帝的走狗，是绝对地无耻造谣；说给毛泽东，倒是符合事实的。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对待外国，都没有像共产党对待苏联那样，一切以苏联的是非、利害为转移；用苏联今天的模子，来铸造自己的明天；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中，只要有对苏联不利的言行，就得宣布为自己国家的敌人——右派分子；只要对外国洋人马恩列斯学说稍有怀疑，就要定罪；有当走狗、当洋奴，当得如此下作的吗？
昆明航空工业学校两名学生许其武、童纫卿写大字报：“今日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飞机以及各种武器皆是自苏联买来的，专家顾问也是苏联人……我们觉得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国人手里，总是不好的，迟早要出问题的。不问同主义不同主义，人种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苏联是如何的好，他总是外国人，绝不是中国人……共产党昏迷沉醉，死投于苏联怀抱中，必有亡国灭种之一日。”（《阳谋》第一四三页）
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呼声》的文章，文章说：“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国人民应该站起来了。应该由中国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遗憾得很，现在哪一个地方没有苏联专家和顾问！那些所谓中国干部们……把苏联专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国专家看作饭桶！苏联专家什么都好，即使放一个屁都是香的。中国专家被排斥得透不过气来……发表与苏联专家相反的意见，就要大祸临头，一连串‘反苏’、‘反共’、‘反动’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来……在中国境内，中国人没有说话余地，这是什么样的社会？”文章还喊出了 “精简全国苏联专家”的口号，呼吁“需要者留下，蹩脚货叫他们回去！”
《光明日报》，五月十九日载，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干才批评高教部：“曾这样强调：‘百分之百学习苏联’、‘不折不扣学习苏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闹了不少笑话。譬如有些东西苏联没有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却有的，我们就闭着眼睛加以批判，结果现在苏联也有了，我们就只好解嘲一番。”
在大鸣大放中，很多人提出苏联损害中国利益的问题，例如，抗战胜利后，连我都参加过的反对苏联在东北掠夺财物，强奸妇女的大游行，其中光是搬走的机器，价值就有数十亿美元。谁提就是反苏，就符合了毛定的划右派六条标准中的一条。
《人民日报》，七月十四日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一次会议上，常务委员龙云发表了这样几点意见 ：
一，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担不合理。二，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年以内还清，时间过短还要付息。建议延期二三十年归还，藉以缓和国内紧张。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三，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四，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批评龙云“企图抹杀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大会的小组讨论中对龙云进行了批判，其中的大话，空话权且置之不理，单就他对苏联运走我国的机器，来看这类事件辩护者们的卖国嘴脸。他认为苏军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当时国民党正在进攻东北，苏联运走的机器多是军火工厂装备，龙云是不是主张把这些军火厂留给国民党政权制造枪炮来屠杀人民呢？
我们撇开个第一个问题：如果假定苏军单是有选择地运走军火工厂设备而不是运走所有工业设备，那么，是否就是应该的和必要的？
我们倒要问：当时苏军运走什么和没运走什么，是否中共授权你当场进行了清点？否则你怎么会知道得如此清楚？夏衍在他的《懒寻旧梦录》第五五九页写道：“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夏衍面对群众反苏大游行，说：“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说实在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当娘都不否认自己养汉的丑事时，其中一个共党党员还没有被卖国主义搞得鬼迷心窍，还知羞耻，“心情也是很矛盾的”。梅益却拍着胸脯作伪证：我保证娘进行的是正当的性行为！这里，我要批驳右派对中共人事政策的指责，我要为中共辩护：中共是知人善任，让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难道你能找出一个人比梅益更适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职务吗？
另一个是关于“新民会”（沦陷区的汉奸组织）——不，现在已换了新招牌，叫做“中苏友好协会”，它的干实事的总会秘书长的任命，也是打着灯笼才能找到的干练之才。钱俊瑞秘书长直斥龙云“放肆地挑拨中苏关系”：“龙云先生，你参加多少次的人大会议，人大常务会议，政协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座谈会，你难道连苏联对我们的贷款是帮助我国的建设，利率很低，甚至没有利息，这一点还不知道么？……而且，你难道不知道，解放以来，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工业设备，不论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不知要超过那些（白拿走的）旧有的装备多少倍么？”
这里我们先不辩白是否“超过”；而是首先弄清“给”是否像“白拿”一样“白给”，即媒体上大吹大擂的所谓“无偿援助”呢？
秘书长为苏联大唱赞歌，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呀，什么没有压迫，剥削，穷困呀，什么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呀，什么平等对待各个国，民族并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压迫者呀！并历数对我国长期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我们的秘书长不胜感激涕零之至：“苏联政府和人民长时期来对我国革命和建设这样真诚无私的援助，真像天一般大，难道右派分子果真是一手遮天么？”（《人民日报》七月十六日）
大约是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底，这时我已被解除了劳动教养，交农村监督劳动，这天晚上，有线广播喇叭里播出“中共中央”，是的，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
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还应该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价格来说，是贵得多的……至于苏联对中国贷款，必须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它占去我国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的份额。这就是说，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
这封信虽表达的是龙云的意见，但肯定不是龙云起的稿，因为他早已“轻于鸿毛”了。是否钱俊瑞起的稿？不得而知。不过，中共中央应向人民实事求是地交代一句：“本党过去关于中苏友好的一切宣传，完全是忍痛撒的弥天大谎，让它就像狗屁一样一风吹掉吧！至于钱俊瑞，撒中苏友好之谎，可移作它用，继续发挥撒谎的一技之长。”
罪在大巫。毛把“一边倒”定为重要国策，谁敢不跟着起舞？现在毛跟苏共闹翻了，暴露了自己过去卖国、媚苏的丑恶罪行，也暴露了反右派是“一手遮天”，实属于猪狗不如的破鞋骂别人：“荡妇”。要知道直到网路时代的今天，中共仍在垂死挣扎着要坚持“一手遮天”。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海外竟有人把毛的反苏（实际是反赫鲁晓夫要改革的“苏”，死心踏地僵持拥护斯大林主义的“苏”）视作民族主义英雄。其实这顶桂冠是理应赠予右派分子龙云们的。
历史事件的本质是，苏共君临中共，苏联压迫、掠夺、敲榨中国的斯大林时代，斯大林不仅是残暴统治本国的罪行犯，而且是侵略中国罪魁祸首。如果在苏联清算斯大林令人发指的罪行时，毛泽东有动于衷，起而反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历史将功过分明地给毛记上一笔：“毛泽东曾爱过一次国。”可惜毛泽东在斯大林生前，吹捧有加，即便斯的“决策”对毛大大不利，毛也只能阳奉阴违，把气出在“中国同志”身上。斯死后，毛还专门为文《最伟大的友谊》（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他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友谊”，还是侵略？》）来纪念这位“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吹捧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并且表态，坚决支持以斯大林制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说明他不是要反苏的侵略，而是认侵略为“最伟大的友谊”，认侵略头子为“最伟大的天才”；“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学斯大林向人民开刀的血腥统治。他极力反对的是苏联丢了斯大林这个杀人魔王的“刀子”，是赫鲁晓夫清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和要进行的改革。他反赫鲁晓夫对共产暴政、专制独裁要动一根毫毛，即搞修正主义。这和他在国内搞文化大革命反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一个动机，一个本质。这能说他是民族主义英雄吗？只能说他是最极权的死硬派，要逆历史潮流，抱着斯大林的僵尸扛住抵挡民主的闸门。
毛处处都是：两“坏”相权取其“最”！根本说不上是什么英雄，连狗熊都不如！难道你见过民族英雄在异族主子的尸体面前，如丧考妣，大表忠心，又给尸体厚施脂粉，进行如此肉麻地吹捧、颂扬的吗? 后来与苏闹翻时，中共中央揭露的苏联的种种侵略罪恶，主要都是斯大林干的。毛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知道斯大林的罪恶：“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可他还要顽固地捍卫、疯狂地挥舞斯大林的这把刀子——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制度 ，而且以“中国斯大林”自居，做出超过世界“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同时，更是把揭出这毒瘤的赫鲁晓夫当做是挖了他祖坟的不共戴天的死敌，足见其坚持倒退、反对前进，坚持黑暗、反对光明，坚持法西斯、反对民主化的反动立场是至死也不会少加松动的 。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