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2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束星北的“右派”言论
（原编者按：束星北，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是李政道先生在浙大时最敬重的老师。一九五二年后院系调整，束星北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一九五四年政审遭批判，调离物理系。一九五七年四月在中共山东省委鼓励下鸣放，因言获罪，被下放劳动改造。一九七二年，已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回国，周恩来会见他时请他为解决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断层问题做些工作。李政道说，谋求国外高水平的人才或教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启用中国自己的人才和老师，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周李会见，使困境中的束星北的处境有所改善。一九八三年因为患慢性气管炎、肺心病而去世。束星北老师当年的所谓“右派言论”，充分体现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他的力持正义的高尚品格。）
同志们：
我感觉到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文化经济蒸蒸日上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不能使它流产；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准备前的工作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贯彻的障碍和原因揭发检查一下。
“鸣放”的问题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解决了，宪法，就是一九五四年党领导人民制订的根本大法，第八十七条上明白的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山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即使在革命动荡时期，毛主席也早就提出：“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方针。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不能鸣、不敢鸣”、“不能放、不敢放”呢？还要一再强调这种方针呢？什么原因？什么障碍？我认为主要的关键在于我国一向没有“法治”的习惯，因之当有些人不尊重宪法甚至公然破坏宪法的时候，群众也并不以为奇怪，不及时制止；也因为这样，这些违背宪法的人就能得到官僚主义者的包庇和纵容，这样问题就不能解决了。
例如宪法上明明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但是在“肃反”中这一条宪法不幸被粗暴地破坏了，而破坏的并没有听说有何处理，人民群众似乎熟视无睹，还替这种违法的事加以形形色的解释。更严重违背宪法的事发生了，宪法上明明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在“肃反”中就有打人骂人的现象发生。青岛的中学老师在一九五五年“肃反”时，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是老师，就全部“集中学习”，不准出入，母子不能见，夫妻不能见面，一两岁的孩子也几个月不能见母亲的面，只因为母亲是中学教员！对这些侵犯人身自由的事，除“打人”之外，其他似乎并未引起群众的愤慨，领导上也未重视，这说明我们对“宪法”丝毫没有认识。
据说青岛九中有一个物理教员被关进牢房好几个月，糊里糊涂地被关，糊里糊涂地被放，问是什么罪？公安局不知道，检察院不知道，法院不知道，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关的，为什么关的。你推我赖，没人负责。这说明即使像“逮捕”这样一件大事也被视同儿戏！人身住宅和信件的搜查，更不谈了。
在“肃反”时，任何人（尤其党外人士）都有可能被划为“斗争”的对象，甚至株连牵累到几十人。“宪法”即便不懂，难道“一人犯罪一人当”的一句老话也忘记了么？结果往往又是全部推翻。固然我还没有“错就错到底”的，不过就那一次苦头也够人瞧的了，有吓疯的，有吓死的，把这些责任推到当时“头脑发热”。固然当时确有头脑发热”的“狂热”现象（这也不全面）。但是上级领导不予处分，谁敢相信下次不再来一次“发热”呢？问题不在于违反宪法没有保障，问题在于违反宪法的人受到谅解和包庇。
当人身自由还没有保障的时候，谁能相信有言论自由呢？因之要让人们敢于揭发矛盾，揭发三害，第一个必须的条件，就要“宪法”得到保障，违反宪法的必须处分。（《山东大学右派言论集》）
有人揭露林希翎，看到石家庄法院判错一个农民，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中斗错了个别人，她马上就得出了我国肃反扩大化的结论。甚至捏造了所谓无辜杀了七十二万的耸人听闻的数字。（《教学与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七期）
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批判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向中共中央提交的长篇意见书，“不仅一般地反对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荒谬的主张。他把党的领导局限于‘应是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同时党政各有一套系统，同级政法，监察，团体，企业又听同级党的；造成重复’，也就形成了‘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
“严文杰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大肆诬蔑。他说：‘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一到此时，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伤人不谓不深。’‘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斗争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想想看，在反霸斗地主的时候，一个受害的农民起来斗的时候，那些如疯似狂的气势，当以后有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些受过伤的人会怎样对付我们！’‘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监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他还公然提出要对领导肃反斗争的同志进行报复，什么‘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现了他仇视革命的情绪。”
这里令人想起，当邓小平宣称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知识分子歌功颂德:“小平同志真英明啊真英明！”的时候，却忘光了早在二十多年前右派付出了血泪的代价，发出了沥血的呼唤：“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而当时，邓大人正在豪饮着知识分子的冒着泡沫的鲜血升官晋级哩！
严文杰也是共产党员。这篇报道揭露了他反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的宣传。“《人民日报》比人家粗暴得多，厉害百倍。”对《人民日报》的标题：《人民没有委托葛佩奇说这样的话》，他发问：这是否经过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奇也代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葛佩奇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呀！如果共产党真不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当他看到黑板报宣布李泰华是右派分子，即以中共党员的名义向黑板报提出强硬抗议，质问这是谁的主意，为什么。当他因此受到攻击的时候，还说，“对不同意的事抗议一下也不可以，我要问成什么世界。”
“成什么世界？”成共产世界，成党天下。在这个世界中，“知识分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六月八日中国科学院党召开的座谈会上用“浩劫”二字来说明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遇。自然的，他会受到围剿。不过，围剿他的各路英雄们，在九年后也尝到了“浩劫”的滋味，相当多的人用生命给“浩劫”作了注脚。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说：“这次是由邓小平负责反右派运动……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在推行反右派运动，风声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零年，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告诉我，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分都是被诬陷。最令人不安的是，许多工作单位被指定要找出若干配额的右派分子……造成冤狱遍布，诬陷汜滥。”（页二零四）
这里说明，中共内部，从上到下，并非人人在事事上都是丧尽天良。那么，谁才是呢？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科学的政治范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来定性、定量了。刘宾雁在《谁是反动派》一文中说：“经过五十年历史进程，是非是更加明显了。错误的不是胡风，而是毛泽东。正是毛泽东的那套完全违反文艺本性的思想和政策，把后来三十几年中国的文艺变成一片沙漠。同时，排除了胡风以后，他就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反人性、反人道、反知识份子和反对批判精神的思想推而广之，把一九四九年那场革命变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泽东的逻辑来重新来一次定性的话，反革命就不是胡风，而是毛泽东了。”可见我说“毛泽东是反革命”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 不是没经过深思熟虑和实践检验，信手拈来的了。因为刘先生是被视为中国的良心的，而且他是不反共的老共产党人，他一再跟我说过: ：“我是不反共的，我只是想要共产党好。”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