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6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天津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批判他的言论。六月二十三日，又登了黄心平的一篇长文——《谈“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他写道:
我的意思是，现在不能实行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是否将来可实行。如果主张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就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此话从何说起？又是根据什么事实而得出这样的论断？
我恳告发表与我不同意见的诸位先生们，你们的意见尽可与我不同，可以从理论上驳斥我，以理服人，但切勿用带有诬蔑的话对我人格横加污辱。
章伯钧对“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时党员数），统治着五亿农奴”的党天下局面早有所预期：“非造反不行”。他向往资本主义表现出的活力：
为什么还有活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就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有完蛋？就因为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人民日报》，六月十九日）
他内心深处有一个“轮流执政”的政治理念，但不曾明说。因为他跟中共交道打多了，早知“和共产党合作不容易，共产党是老虎”。他只是试探着提出一个增加决策民主性的方案：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他特别指出，“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这便是被批斗的三大右派理论之二: 政治设计院。
卢郁文批判过诸多右派言论之后，反驳章伯钧说，章伯钧先生不让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国务院会议上大讨论而特讨论，他说一通，我说一通，然后表决，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一致。他说，章先生这个意见我不能同意。他认为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人民日报》，五月二十六日。这时毛正在引蛇出洞——紫丹）
如果说，拿出成品再“充分发扬民主”，让与会者这个表示“衷心拥护”，那个表态：“揭诚拥护！”……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的话，倒也是的确符合事实的。但要说是它的优越性……这不禁使人想起，被毛泽东奷污并传染给她滴虫病的女孩，对李医生说的：“主席真伟大，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左派之所以为左派，诚如是也。
《人民日报》六月二十八日载，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教授、民盟成员艾玮生说：“当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互相监督是解释不通的。”“民主党派只能在共产党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见，譬如共产党提出一个文件，民主党派便在文件上改几个字，像‘之’改成‘的’字，‘我们’改成‘大家’等。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设计。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
《师大教学》一二九期：《党群关系不好的根本原因是“家天下”思想（武兆发在六月一日生物系全体教职员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几天参加了整风运动的第一步前奏曲，在各方面看到一些情况，反映出党群关系的确不妙，但没人把根本原因谈出来。恐怕主要关键是“家天下”思想。老党员说“天下是老子打的”，小党员说“党是领导人民的，我就代表党”。家天下的好处是大多数的党员都努力干，家天下的坏处是“一切老子包办，你，爱作也作，不爱作也作”。我是有意的把话说得尖锐一点。在座有不少党员，老党员没有，有中、小党员，大家可体会一下，在过去的运动中上面如何布置，你不相信群众，你如何使群众相信你。自己不能做，让别人做又不放心，派个副职来监督，替人家出主意，在我们系系主任就成系秘书的助手。崔恒顾同志到系里来，很客气地征求我的意见，我以老先生自居说：“希望你能真正作到系主任助手，而不是系主任作你的助手，当你二人意见不一致时，提出理由，不能说服时，应听系主任的。”究竟如何，汪主任知道。据我看来，可能比一般要好一些。究竟包办好不好？大家都说党的领导是伟大的，革命成功，党诚然功绩很大，但并非一切都好。毛主席说凡事有好有坏，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可如此说，但从工作看，作事应该尽量好，应消除坏事，以至于到零，作工作不应发这话来掩护自己的缺点，不能说伟大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我只认为抗美援朝才是伟大的。
肃反运动搞错了十分之九，还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吗？学校工作中经常出些偏差，有人问：“学校这样大，如没党来办谁来办？”我曾提到别的国家里一个多到四万个学生的大学也不慌不忙地办得一切都很上轨道。一个系仅有一个系秘书，连管图书的事情都办了。有一个校长，没有副校长，同时校长也是教授。好像学校没有党组织就不能办学，这个说法是如把一个人绑住手脚放在车上，一抱下来，不解绳子就寸步难行。我们的全部事情就是这样生出来的。有一个学生已在我校六至八年，现在还是二年级，这个学生的功课坏到极点，这也是包办的结果，是生出的事。现在对每一个学生都用说服教育，谈何容易，如说服好了今天不会出这么多的墙报了。一切都是因为没有法制，我们的宪法只是一纸空文。在公布宪法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上面明文规定保证人身自由，但肃反中有无保证？在肃反运动中以党组织为首作了许多乱纪的事情，由于没有法制，可以一方面反对自由主义，一方面滋长自由主义。“百家争鸣”政策提出后，有的学生就不要听课了，有的半夜唱歌发挥天才，这就是没有学生章规的结果。学生章规从前是有的可是我们不要。留助教、升讲师、学生留级、入学等等现在都无一定之规，教研室副主任可以走私进来。所以别的国家的大学一个系中有一个秘书就把事办好了，我们有几个秘书也办不好。
如果我们真正按规章办事，许多事都没有了。“天下本无事，”“有”人自“找之”。我建议整个国家应根据宪法制定各种法：民法、刑事法等等来保证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绝对自由会妨碍别人，我们说的是相对的自由。一直到现在留苏党外人士是无份的，假若是人人有权报名投考，录取不上的人没意见，但把他连报名投考的自由剥夺去，就不同了。我建议学校一切要按法制办事，否则路易十四秦始皇，朕即国家，家天下的思想，下至党委上至支书都如此，真乃危险之至。一个小党员才入党几年就这样想，他就代表党了，这是荒谬的思想，这是“土皇帝”思想。应该承认多数党员都是忠心为国。但出力不讨好，要包办是不行的，党群问题都是包办出来的。
关于办校问题，最近各方面提出有三个办法：党委制、民主办校、教授治校。我不赞成党委治校，学校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教师，他们心里复杂，是有专长有见解的人，领导者必须懂得他们的心理，能用道理说明他们。现在我们的学校领导过去打游击，出沟平原，二十余年，没有办过现代高等学校，不懂业务，到了学校也就把打游击战的本事带来。这些老党员同志在学校里不是党委，就是什么长，他们究竟对办大学懂多少，方向是什么，什么是国际水平？如何达到？你去问他们，回答“没意见”，他们只好依靠苏联专家，专家说东就东，说西就西，偏来偏去，朝令夕改，虽然党委制去年才宣布，而一直是这样做，未宣布也一样。办现代的高等学校好比指挥海陆空立体战争，各方面的知识都需要，比打游击复杂得多，高等学校问题很多，几个苏联专家不顶事。我系来过三个专家，在苏联有多大的地位？来我校真了不起，一个苏联讲师到中国来比一百个中国的教授专家还高明。大家体会体会，中国专家不是没出息，不过是条件差，在美国的杨振宁、李政道等，最近获得爱因斯坦奖金，这说明他们的科学成就可以说已经超过国际水平。但请问是我国培养的吗？不是、是美帝培养的，我们应当向各方面学习好的经验。目前，国内很多毕业七、八年的助教、讲师，在科学研究上有困难没有，恐怕是相当糟。这和外行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赞成民主办校，与教授治校结合起来，应当在党的思想领导下，用民主办校的形式达到内行治校精神。我们都赞成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此党的思想领导是不成问题的。民主办校主要就是反对包办。连教授也不能包办。
大学里应当有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的权力机关一样的机构，这样一个学校行政机构应当包括校长、教务长、系主任、教授代表、讲师代表、助教代表 、学生代表、工会以及各党派（包括共产党）的代表，这里共产党是与其他党派平等的身份来参加的。在这最高的学校行政机构中，所有的代表都是平等的。那么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在这里得到贯彻的必然是正确的思想，参加的都是有判断能力的，人人都心向共产党，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必然能够得到这些有脑力会分析的人的支持的。假若说这是篡夺领导权，那就是“家天下”思想。我认为这会督促党以正确思想领导。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系主任都应当是教授，副校长、副教务长、副系主任可以是副教授，教研组长是教授或副教授。这样就能贯彻教授治校的精神。常言道，老马识途。
在高等学校中教学的问题上，教授总有些经验。可以在大机构下成立各种不同的专门委员会来解决专门性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领导起来。外国的大学校长都是教授、旧中国的大学校长也常常先有教授聘书，而行政职务往往是兼职。今天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向苏联学习。莫斯科大学校长是一个数学专家，他同时是数学系的教授并兼职教研室主任，他讲课并领导科学研究，还带有研究生。一个有法制的学校里经常的事情全由教务长、总务长分别负责。我们国家里常使民主与集中分家，讨论可以民主，集中我自作主，你们讨论，我要如何办就如何办。现在我们学校何副校长很可以做一个教授。何副校长经常参加高级会议，他掌握头号材料，能作很漂亮的政治报告。他如讲政治课要比小助教照章宣读不晓得好多少倍了。其他不够教授资格的领导人应当好好学习。我们学校好些领导懒于学习，忙得不堪，而毫无成绩。过去的总务长张重一教授是个有名学者，为什么换了，是不是为了好包办？我所提的办法不是空想，而是世界各国现行的办法，请青年助教们考虑一下，你们能不能搞研究？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大学能够在三年中培养出博士？是不是我们的教育领导错了？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打倒老知识分子，使老教授，翻不起身，竖不起旗帜？把他们踢在地上打滚，叫学生整他们，使现在老教师抬不起头。
北京医学院寄生虫科赵振声教授，解放时四十来岁精神充沛，三反斗一下，肃反再搞一下，现在头发白了，中年人变成老年人了。我们的动研班的寄生虫课原来想请他讲，因为肃反改变了计划。现在看看，过去老教授不是病就是衰，每次谈到三反肃反运动，只有青年鼓掌。现在到了批判那些运动的时候了，最高领导应当对肃反这些运动重新估值，不然就很难令人服气。肃反中十个斗错九个，这能说是伟大的肃反运动吗？希望最高领导作合理总结。分别道歉不解决问题。如报上一个笑话，一个洗染店员把顾客的衣服烫个窟窿，说声道歉之后又理直气壮地说顾客没有政治修养。这怎能完事？应当认真承认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师大教学》一三零期《党委制已形成了包办，党委治校既不合理又不合适（武兆发在六月一日生物系全体教职员座谈会上的发言）》：
陈先生说教授治校要打架，我刚才所说的是“达到教授治校的精神”，也就是内行治校。这不同于过去的教授会。请问教学人员中教授内行是讲师、助教学生内行？党的领导我是指党的思想领导，不是党的具体领导，党委制已经形成了包办。所以要求校长、总务长、教务长也是教授，就是要体现内行治校的精神。总务长也要教授或副教授，因为只有他懂得教学，才能做好辅助教学的工作。学校有制度就不需要那样多的人，如莫斯科大学校长也有时间进行教学的研究。法制对于办学很重要。中国旧大学原来有办大学的种种条例，可以作参考，加以适当修改，有了办事条例，各种有关教学的事情教务科人员就可以办了，不一定校长、教务长、事必亲躬，一切应当有职有权，层层负责。像陈校长只需参加几个大会议，小的委员会可由其他长领导、校长、教务长、各系主任都可轮流任职可以由教育部任命，也可以民主选举。陈先生说有的民主人士经过斗争使自己有职有权了。试问这样做到的有几个？有多么难？“篡夺领导权”和“反党”的帽子可是好戴的？这样做不行！我们还是争取法律保障，全国一致好一些，否则给“反党”的帽子戴可吃不消。
黄月华先生问：照武先生的办法，党委会要不要？
武先生接着说：党委会是党的组织，学校委员会是行政组织，党领导全国人民革命成功，应当受全国人民的感谢。但在建议社会主义的伟大工作中，党能完全包办吗？我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领导全体人民的是建议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是教条，而是结合中国实际的东西，家天下思想，应当永远取消，它不是人民希望的，也不是党最高领导希望的。
陈昭熙先生接着说，刚才武先生说党是思想领导，那么党做么具体工作？感到抽象。
武先生说：党委治校是既不合理又不合适，共产党最高纲领就是通过社会主义达到共产主义。我所说的领导思想就是这个，这个共产党的领导思想，各民主党派都接受，思想领导很明确了。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