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一 右派言论大观
要翻出当时的右派言论，让现在人看了也不能不浩叹其真知灼见。可惜这些警世良言不但未被采纳，而且遭致了人身家国的大灾大难。从而，我们也看透共产党远不仅是不堪造就，不可救药的问题，而是你要打死疯狗还是要让疯狗继续成千上万地咬死人的问题。直接了当地说就是，除了打倒党天下，别的说法和做法都是自欺欺人，自误误国，继续自掘坟墓。
现在，让我挂一漏万地列举出当时右派言论的主要之点，供人们抚今追昔，以史为鉴，使打倒党天下的民主运动，能够前见古人，后见来者。
（一） 声声声讨“党天下”
储安平指出的“党天下”三个字，不仅找到了万恶之源，而且将毛泽东关于国家民主化，联合政府等等一系列诱人上当的谎言及其搞专制复辟的真实嘴脸，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作为历史人物的储先生之所以伟大，是今天的人们仍受他的启示，认定，如不废除党天下，不仅目前的一切弊病如贪污、特权，发展权贵资本、对群众巧取豪夺，镇压异议人士（包括群众上访），垄断一切媒体并强迫媒体造谣，取缔宗教信仰自由，群体灭绝法轮功……这些浩劫将会持续下去，并且日益表明，胡锦涛上台，不仅在作恶上江规胡随，而且又创糟蹋人权的新纪录。
反右前后，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提供的确凿无疑的历史结论是，毛泽东是民主的死敌！共产党是民主的死敌！“死敌”也者，不是民主死，就是共产党亡。有民运人士与虎谋皮，说：“只要实行民主，还是让你们共产党来领导。”这无异于告诉使人患破伤风的厌氧菌说：“只要人民能吸到充分的氧气，保证把你放进氧气里让你大活跃而特活跃！”
储安平提出“党天下”，只是他的政治理念，主观上并不要打倒共产党。但在毛泽东思想里，既然“革命”就是开倒车，那么，在“不断革命”里，自然也会革“党天下”的命的，但不是朝着民主的目标前进，而是朝着“家天下”的目标后退。这就是下一步要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倒退）”。
储安平提出“党天下”，对现实是一针见血，既具有历史观的深度，又具有世界观的广度；有的放矢，言简意赅，句句珠玑，天下传诵，先睹为快。由于越雷池、犯禁忌，明星陨落，然而其奇文益彰，天马行空，不废大江千古流日夜！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是对万恶的“党天下”的有力举证，病理解剖，沉痛控诉和严正审判；激情一点的，便会声声血、字字泪，甚至喊“打”，喊“杀”！也就是邓小平后来迭次喋喋的所谓“杀气腾腾”。意见间的相互呼应，协调补充，使意见的总体宛然形成了一个滴水不漏，美玉无瑕的完整系统。无怪乎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右派言论好像是“集体创作”。（《文汇报》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但这只是不谋而合，而不是斗争会上声讨的那样，每个右派的言行都是有阴谋，有纲领，有组识，有计划地向党进攻。事起之因，很可能是共产党的一句口头禅——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回想当年，安平先生话音一落，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老先生立即喝彩，直呼：“very good ！very good ！”
“解放”后，曾任中共把储先生的《观察》、改头换面为《新观察》的主编的戈扬女士，如今忆起该文，仍是不胜感叹，赞不绝口：“现在重读‘党天下’，真是句句珠玑，不忍释手啊！”（《争鸣》二零零零年四月号）我上面曾说过的“句句珠玑”，其权威性即源于此。这便是右派言论中的核心观点，是对“老和尚”致命的当头一棒！储文发表后，使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据胡乔木儿子透露——见储安平，维基百科）。请看储安平发言原文:
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先生决不是逞一时之兴，逞口舌之快，想发惊人之语，或是为一时，一事所激怒而发出的愤激之言。否。这是储先生的思想本色。有人写文章揭出“‘党天下’的原版”，指出储先生于几年前，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发表在他主办的《观察》杂志上的专论《中国的政局》，其中第四节写道：
坦而言之，今日的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
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而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在任何人情与友谊。
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下去。
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的同情的范围，亦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个“有”“无”的问题了。
是不是这样呢？不仅中共，包括苏共在内的百多年国际共运所提供的史实，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是。”这个回答是对上述关键词“无”和“极端的有力肯定。”毛泽东，斯大林的一己之私，共党的一党之私，都是极端的；其残酷暴虐，杀人如麻，无民主，无自由，无人权，无耻谎言也都是极端的。
邓小平回答得也够斩钉截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邓小平文选》三卷, 页一八二）这不等于是邓小平公然申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制度与 “自由”是不相容的吗？这不就是“六四”大屠杀的理论依据吗？可惜，至今仍有众多改良主义者的热面孔贴着这个专制的冷屁股在自作多情。对比之下，我们就更加珍视，更加怀念储安平先生这位不是政客，而是不可多得的伟大的民主政治家了。正如章伯钧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后与史良谈的：“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
二年后，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揭发说，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陆钦范，“污蔑共产党 ‘已成为一个权利集团’，恶毒地说共产党是‘世袭’，‘比起土地私有制来更是真正的封建’；诅咒党‘终究会被时代的车轮所抛弃’。”
《人民日报》六月六日（凡不注明年份的， 即一九五七年，下同）载，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人说：“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 在省里还好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以命令一切。”
《人民日报》六月十一日载：六月十日在民盟的座谈会上，候补中委陈新桂仍然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他以为不足的是储安平不曾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么，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他还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象的。
《光明日报》六月二十五日载，《中国青年报》记者詹寰说：“共产党就是党天下，没办法，这是根本制度问题，我完全同意储安平的意见！”“共产党不仅是以党代政，而且有党无政。"
《人民日报》六月二十五日载，湖北省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民盟湖北省主委马哲民说：“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俨然为‘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说‘我代表上帝’了。”
浦熙修约楼邦彦和彭子冈一起去找费孝通谈“党天下”的问题，她问道：“党究竟该在国之内还是国之上？”（《大公报》七月八日）
《人民日报》六月二十八日载，山东青岛民盟成员曲北韦在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共产党?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
《人民日报》六 月二十九日报道《南开大学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小组和班的会上，历史系一年级一班的学生姚安全，口口声声说葛佩琦、储安平说的是‘事实’，统购统销就是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下降了。他认为‘三害’是主要的敌人，而‘三害’的根子则是‘党天下’，要反对‘三害’，要想不动摇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人民日报》六月二十二日登载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的文章中说，消灭“三害”的根本方法就是消灭其产生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仅允许从命令，而不尊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并说：“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决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就是六亿人民的利益……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该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先从党的利益出发。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
萧子超是华南垦殖局的一个科员，一九五七年他曾提出这样的建议：
一、建设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来达到的。如南斯拉夫就是走的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全国要建成社会主义是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具体地区却不一定需要那么长。因此，他以为，“以广东的人力物力条件，如果单独搞，在时间上可以缩短很多。”
二、他认为广东土改中的偏差主要是由于南下干部对广东的情况不了解所造成的。
三、他认为：“广东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以发展农业为重点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工业为重点，根据广东目前情况应着重发展轻工业，尤其是轻工业中的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工业。”他认为，现在所以搞得这样糟，是由于领导干部系外来干部，而广东本身又不是一个独立政权组织的缘故。”
四、他认为在语言系统上广东自成格局：“以广州话为基准的广东语言，在语言三要素上和北京语系都有很显着的区别”。
广州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证明这个科员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和远见的，建立经济特区的想法，也就是这个思路。但在一九五七年，提这样建议的人却被说成是要建立“广东人民共和国”，而成了“右派”。（谢泳《一九五七年知识分子民间的言论活动》）
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不是农民的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更不是资产阶级的党，虽然这些阶级在社会上是合法的，但作为阶级的思想在党内是非法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思想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利益，所以共产党的阶级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怪事就出在这里：领导全国工会组织的李立三之所以下台，是因为：毛泽东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他便提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他主张工会要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就犯了“福利主义”的错误，据说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把工会办成教育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学校。”等等。到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高元，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档案处处长，有十六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据报纸上说，他认为 “工人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工会，也不是为了学习共产主义参加工会，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参加工会的。因此工会的本性就是保护，至于共产主义学校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支柱作用，党联系群众纽带作用，都不是工会的本性，而是党强加于工会的。”高元认为，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是国家有官僚主义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国家不可能不犯错误，国家可能会侵害工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对待工人的一套，在我们国家中都有，只是分散而不集中罢了。所以需要工会和政府唱对台戏，需要工会来保护。这篇报道说，“今年四月，国家调整某些消费品的物价，高元在同志中间散布他的谬论：国家对工人一方面增加工资，一方面又提高物价，这是国家对工人耍手腕。全国总工会应该对此发表声明，表示遗憾。”高元还说：“党只注意长远利益，不能代表工人群众的目前利益，或切身利益。有了党的领导，工会就不能很好地保护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党就成了碍手碍脚的东西了。”他还提出：《 工会法》规定全国只有一个工会，是否合适可以考虑。工人可以自己组织工会，不一定参加全国总工会。”（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可见“党天下”是要专一切人的政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工会不是为自己谋福利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反而是共产党用来专工人阶级政的纽带，给自己成员洗脑的共产主义学校！成立工人阶级独立工会的思想，这时已被提了出来。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