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9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三）王造時由周恩來而死
引蛇出洞的伎倆，屙膿尿血的人格，賣國的嘴臉，鱷魚的眼淚。說的是，周恩來不殺王造時，王造時卻由周恩來而死。
時是政治學博士，二十九歲的大學教授，少有「安福三才子」（另二為羅隆基、彭文應）之稱，長有「愛國七君子」之名。七君子之另一，鄒韜奮對他的評價是八個字：「天真爛漫，篤實敦厚」。
所謂「七君子」，都是救國會的頭面人物，另外五位是沈鈞儒、沙千里、李公僕、章乃器、史良。在周恩來操控下，以抗日為名，大事反蔣。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們以「危害民國罪」被關進蘇州高等法院監牢。他們雖被利用，但確是出於愛國熱忱，故獲釋后，得到「愛國七君子」美名。我謂「利用」；你不相信嗎？試看，「愛國七君子」若真的愛起國來，中共又是何種態度？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新華日報》頭版：「塔斯社莫斯科十三日電」
條約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與日本天皇陛下，願鞏固蘇日兩國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茲特決定締結中立條約，因此雙方任命各自代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任命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長維拉徹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任命外相松岡洋右及特命駐蘇全權大使建川美次陸軍中將，為各自代表。雙方代表互閱國書，均屬完好妥善，當即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之間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第二條、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
第三條、現行條約自締約國雙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滿前一年，倘締約國雙方均未宣告廢棄本約，則有效期限即自動再行延長五年。
第四條、現行條約當從速呈請批准。批准證件當從速在東京交換。
現行條約用俄文及日文繕寫兩份，由上述雙方代表簽字蓋章，以昭信守。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於莫斯科。莫洛托夫（簽署）；松岡洋右，建川美次（簽署）。
宣言
遵照蘇日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締結之中立條約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州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于莫斯科。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簽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崗洋右，建川美次（簽署）。
消息傳開，輿論嘩然，各界人士反應強烈。中華民國政府鄭重聲明，對條約涉及中國的部分宣布無效，並指示駐莫斯科大使要求蘇聯方面澄清。
親蘇親共但又自認是中國人的人士，不僅無法面對別人的質問，也無法面對自己的民族良心，因而自己也義憤填膺。黃炎培在日記中寫道：「四月七日二時，招周恩來、董必武來，舜生、伯鈞也到，請中共表示態度。周極言蘇聯此約乃其一貫之政策，與對華毫無關係；至中共態度，決不因此變更云云。董略同。」
黃炎培等，他們的救國會經過討論，表明態度，由王造時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內稱：「今貴國於四月十三日與我們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訂立中立協定，並發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謂『滿州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顯然妨害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政府宣布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且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公意。」
這一下可大大地觸怒了中共，同時也大大地暴露了中共的賣國嘴臉。
章乃器的妻子鬍子嬰在她寫的《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資料選輯》第八十二輯，第八十頁）中回憶道：
一九四一年，蘇聯因戰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其中有涉及中國主權的地方，國民黨報紙即藉此攻擊蘇聯。救國會也發表宣言對蘇聯提出抗議。周恩來同志知道后，認為這樣做不適宜。沈蘅老表示救國會要作自我檢討。章乃器對這件事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救國會發表宣言是救國會的事，共產黨無權干涉，救國會也不應該檢討。他爭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國會。章乃器退出救國會時，要我同他一同退出，我沒有接受。
半年後，他們夫妻離婚。這事我們不管，我們關心的是如不離婚，則會出現賣國與愛國同床異夢的黑色幽默。
共產黨對王造時記仇在心，「解放」后先讓他失業，再給以迫害，七君子中健在的其他人，都當上了中央大官。而且，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去蘇聯給斯大林祝賀七十大壽時作為獻禮，就在民主黨派中唯一地宣布解散了救國會，以謝罪於斯大林大元帥。（當然中共一貫是不強迫，而讓其 「自動」。）
在《沉重的一九五七》中載有王造時的有關此事的遺稿：一九五七年寫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的交代》，其中寫道：
在重慶救國會的重要負責同志開會討論這件事的結果，認為救國會運動是由於日本侵略東北而起的，中國抗戰也是為著這個問題。蘇聯雖是我們最好的友邦，但是這個協定實在地對中國是一個打擊，大家認為有公開表示的必要，當場推舉我起草，張申府審查。我隨即擬了一個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表示該項協定是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認為是很大的遺憾。張申府看過之後，旋經開會修正通過。當時我們七個人（指「七君子」——紫丹注），除鄒韜奮同志生活書店被迫已遷往香港外，我們六個人都在重慶參加會議。（記得王炳南，張友漁同志等也參加會議。）開會決定：由沙千里謄清兩份，于次日在史良家簽字。簽名的有沉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僕、沙千里、張申府、劉清揚、鬍子嬰和我九人……（第一零六頁）
這封公開信被說成是反蘇，反共，反斯大林。為縮小打擊面，造謠說是王造時一人乾的。
當時黨的個別領導人按照《真理報》的調子，說成是斯大林的一種策略：讓日本的矛頭向南（專門侵略中國——紫丹注，下同）不向北（不打蘇聯），免使蘇聯腹背受敵，便於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德國。因此，那條約及宣言是正確的。（第一零七頁）
王造時政治上受冷遇，經濟上處困境，心理上陷苦悶，採取了少說話，不寫作，免是非的消極態度。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好一派萬紫千紅！中共中央統戰部消除對他的誤會。三月二十七日傍晚，周總理接見了他，晚宴上，一邊給他夾菜，一邊聊天，回憶解放前那些不平常的歲月。後來又談到讓他到北京工作以及恢復救國會的問題。實在可以說是枯木逢春。王造時舒心之情，可以從他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早晨寫給周總理的信中看出：
周總理：
二月下旬我進京參加全國政協，三月間與統戰部兩度談話結果，得將一九四一年日蘇互不侵犯協定所引起對我的誤會及其間的是非問題，相與澄清，多年來私衷的悶惑，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運的是您在萬機待理之中還邀請我作一懇談。您那沖曠的襟懷，誠摯的態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種為國家為人民多方謀慮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動，永不能忘。您提出我來北京工作及恢復救國會各節，我定當從祖國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慮。同時，請您接受我至誠嚮往之忱，隨時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夠為社會主義建設辛勤工作，無負盛意……
關於「恢復救國會」，遺稿記載：
三月二十七日的晚上，我在北京蒙周總理召見。在談話中周總理曾經問我是否考慮恢復救國會的問題（既然恢復，何必解散？——紫丹注，下同）我答覆說要問沈鈞儒，史良和其他與救國會有關係的朋友（為什麼不問他們，單單問你？）。周總理說，當初解散救國會是一個錯誤。毛主席看見民主黨派抗美援朝的聯合宣言沒有救國會的名字，認為是一種損失（裝迷！那是誰叫解散的？）。周總理說我當初反對解散是對的。（那就是說，第一，當初你是反對解散的，這一點先肯定下來；第二，你是對的，黨是錯誤的，別人不反對也是錯誤的。）我答覆說，我當初也不是絕對反對解散，我當初的意見是如果其他民主黨派解散，救國會也就應當解散；如果其他民主黨派還有歷史任務，救國會也就考慮不解散……（第一零九-一一零頁）（真是糊塗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當初為什麼單單提出解散救國會而不提解散其他任何一個民主黨派？現在又為什麼單單問你是否考慮恢復的問題，而不問其他任何人？而其他任何人現在都是比你更具分量的呀！現在你是最人微言輕的了，你呀你！王博士。人家賣了你，你還要老實巴腳地替人家數身價）。
王造時誤以為報國有門了，積極性也上來了，熱情地投入了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大鳴大放之中。他這條本來是凍僵的蛇，硬是被「春天」的暖氣給哈出了洞。結果，「自投羅網」，給共產黨劃了右派。
不僅僅斗他現行的右派言論，還挖他反蘇、反共、反斯大林大元帥的歷史罪惡以及要「恢復救國會」的陰謀活動。七斗八斗，他受不了了，就又向總理髮出求援信：
恩來總理：
六月十二日晨緘上一函，並附呈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和上海市政協的發言兩紙，想蒙鑒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學會（我忝為該會副會長）及市政協政法組（我忝為該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談會，主要對我在宣傳工作會議及《新聞日報》座談會的發言，作尖銳的批評，我得到了很好的啟發和教育。但在批評之中及各報發表關於我的消息，動輒冠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甚至右派份子的帽子，私衷實不勝感慨而惶惑。
多年以來，由於家庭疊遭不幸事故，加以自黨對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緘默，不敢有所獻議，誠恐言或失當，于公于私都無好處。本年三月間在京得有機緣同統戰部及救國會諸友暢談之後，相與澄清了一些歷史上的問題，復蒙我公召見懇談，猥承勉勵，精神為之一奮，私衷自矢，今後對黨對社會主義，更應竭忠盡慮，以圖報答。適值黨大力號召放鳴，廣開言路，我鑒於官僚主義相當普遍，激於愛黨愛國之情，感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顧慮，放膽為言，殊不料由於對政策的體會不夠，對社會的觀察不周，所發生的客觀效果徒加了黨和政府的困難，造成了不良的影響，此雖非始願所及，但後果責任理應由我來負。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亂之誚，我不僅愧對黨國，愧對我公，抑且愧對自己。我將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地作一書面檢查，以冀彌補損失於萬一。但若強我承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右派人物，則違心之言，我所不為。恐于社會主義的建設也無裨益也。
承您關懷備至，我當此疑難，心懷又不免嚮往您處。誠知您正在開人民代表大會，原無暇晷處理瑣事，但向日之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參加人代會的劉述周部長，由此間負責同志約我面談，指示對我的要求，使我能夠認識問題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書面檢查，糾正不良影響，同時不強我作言不由衷之論。如果您認為我當面聆教更為妥當，我也可隨時入京趨謁。
我的長兒長期患精神病于上海醫院，幼兒初患精神病于南京醫院，長女神經曾受刺激在家修養，而愛人則于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個人也有血壓嫌高及風濕痛之病，自顧孑然一身，原無所求。如能以殘餘年華追隨黨及毛主席和我公，作一磚一瓦之用，而有助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誠衷心所祝，殊不願抑鬱困死，徒負您臨別相期的至意。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諸希諒察。謹致
最敬仰的敬禮！
王造時上
就象我們可以「預報」準確昨天的天氣一樣，我們充當事後諸葛亮可以判斷周恩來決不會給他回信，相反，倒會去問一問他信上所說的「劉述周部長」：「王造時這棵大毒草鋤得怎麼了？」
可憐的著作等身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成了被人奚落為「檢討」等身的王博士。最終死於上海第一看守所。
當七君子住國民黨的監獄的時候，宋慶齡去解救他們，神氣十足地斥責庭長道：「我們有事要找院長，他為什麼不見？就是蔣，我要見，他也不敢不見。你們的院長為什麼不出來？」
王造時被釋放出獄時，帶著他在獄中翻譯出的他老師拉斯基的名著《國家的理論與實際》一書。
當他住共產黨的監獄的時候，宋慶齡啞吧了。他至死也未被釋放，死時還帶著手銬一副。
倒是周恩來總理「有情有義」，《沉重的一九五七》寫道：
一份關於王造時病危的報告，終於送到周恩來總理手中。
人民的好總理馬上打來了長途電話，要求儘力搶救王造時先生。王造時被送往上海瑞金醫院搶救……
然而，王造時此刻已危在旦夕，氣息奄奄，帶著手銬躺在病床上。聽說周總理打來電話，他鬍鬚邋遢的嘴角漾起笑意。（第七十九-八十頁）
三天後他死了。
他的小女兒王海容，因不與父親劃清界限，也劃了右派，剛在醫院動了乳房癌大手術，現拖著沉重病體邊哭邊奔，趕往上海龍華火葬場。
說了半天，還沒說王造時的右派言論是什麼呢！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第五版上，載有他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的「放毒」，題目是《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趨豐富美滿》，還配發了他發言時笑容可掬的照片。他說：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大家當然懂得，實行卻不太容易。拿一個或許是不倫不類的比喻來說，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難。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難得虛懷若谷；做魏徵的非對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更易憂讒畏譏。我想，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象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象魏徵的倒嫌其少。
這作為他右派言論的根據，就使他獲得了「自比魏徵，向党進攻」的罪名。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