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7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8月12日
日本通过其在伯尔尼的使馆宣布，它向所有的交战国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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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说，苏联现在或将来，应该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中共和联共(布)目前和将来的关系，全都靠这样一点来决定。
毛泽东对苏联抱有一种本能的恶感。他把苏联看作是思想上的对手，尽管保证友好的话都给他说尽了。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厌恶既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这种反苏主义已有十年的历史，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可以追溯到他派王稼祥到莫斯科去摸清共产国际的“支持投降主义”情绪的时候。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是在造就“教条主义者”。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就在逐渐地、一步一步地破坏联共（布）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他在按他的计划改造中国共产党。
他认为革命的主力在农村，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共产国际的看法。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中共在农村地区扎了下来。事物按必然规律发展，中共开始蜕化为一个具有独特思想的农民党。很自然，在这个蜕化过程中，中共党内充满着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可以说，这种斗争还没结束。
由此看来，“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走运政客的的活动的产物，而是一种具有牢固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哲学体系。不管他们在大会上说什么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找不出无产阶级思想的痕迹。无产阶级思想在这里被解释成对毛泽东的意志的军人般的服从。就这样，党闭塞了，农村把党“蛀空”了。毛泽东确实成了领袖，但并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的领袖。一切事情都按“存在决定意识”这一经典的公式进行。
总起来说，“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整风式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历史的狂想曲，而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反映。客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已经起了作用，现在还起作用，并且将继续起作用。这个过程是从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经济、阶级关系、传统等等情况中产生的。中共就是从这些因素所创造的环境中不断发展起来的。
这说明为什么不仅毛泽东，而且党的所有其他统治者也是厌恶苏联、共产国际和联共党的。他们没有推动历史，而是这个人数众多的农民国家，它的客观进程的力量在推动着他们。既然是这样，要“指导他们一步步向前走”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是这个国家的国情的集中表现。他们是怀有民族主义野心的小私有者哲学的极端表现。中共的这个变化过程会有各种形式，但其实质和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我了解他们对苏联和联共（布）的真正态度。即使确当前这种被迫表示良好愿望的气氛中，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言论和态度，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一次在饭店聚会时的情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目赌那一情景，并作了描述：“喝着来莱河地区产的白葡萄酒和啤酒；葡萄酒是带酸味的佳酿，喝了暖身子，啤酒也不错。社会民主党人在谈到俄国革命和俄国党的时候，也带着酸味，抛不掉优越感。而当谈到他们自己的党、德国党的时候，则觉得非常之好！总之，一切都是那样自满，叫人觉得，连椅子也因被这些尊敬的领导人的屁股坐过而感到心满意足！”中共领导人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毒害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党和人民。
我是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评价“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我不承认任何其他的看问题的哲学方法。我的结论是以事实作根据的，而不是以一些词句，或诸如《新民主主义》这样一类毛泽东的著作为根据的。
在这里回忆一下罗莎．庐森堡关于机会主义份子的一段话，那是非常贴切的：“你们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你们是坐在甚至躺在马克思主义上面。”
我甚至想用更尖锐的话来谈毛泽东及其在中共党内的支持者。(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