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6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六 毛泽东亲口承认了：“阴谋说”
毛泽东气急败坏，一怒之下甩掉了“阳谋”这块遮羞布；现在更加无耻地原形毕露。他说：“我他们不爱，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庐山会议实录）第三三一页）虽然这比说“你讲我男盗女娼就男盗女娼”更加无耻和无赖，但这总算是他打自己嘴里承认了是“阴谋”。
（一） 李维汉跟上了毛的部署
果如前引李维汉部长所说，“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如果这时候部长还蒙在鼓里的话，那么，随后他便成为“引蛇出洞”阴谋的施工者了。
据第一号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回忆道：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信中，老人家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完全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份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整风号召，大讲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为了把昔日的朋友制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毛泽东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五月八日起召开的，先后搞了十三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
座谈会的头几天，父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五月二十一日，实在跺（音：托）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父亲去了，行前还跟母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进了会议室，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父亲“给中共提意见”。
父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不都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一直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对李维汉而言，章伯钧是他钓到手的一条大鲨鱼，自可邀宠于毛。但远非止此而足，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中还记载着如法炮制的其他陷阱：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到了北京的吴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
（二）彭真现身说法摆圈套
当时上海有人问刘宾雁：“党中央整风的决心大不大？”刘是个年轻气盛、忠诚直率、从不设防的人，他随口答问：“毛主席的决心大！至于党中央嘛，还得走着瞧。”（我曾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这段话，亲自向刘宾雁求证过，确证是他说的）后来又传说：“刘少奇、彭真一线，向毛主席施加压力。”（这话是许信良说的）现在真相已经明明白白，当这些党政大员对毛的“引蛇出洞”阴谋心领神会时，党中央就成为一个共同迫害知识份子的沆瀣一气的阴谋集团。各个领导都是施展阴谋诡计的能手。他们用实践证明：“有人说这是阴谋”是千真万确的，现在，让彭真现身说法。
著名记者戴煌说，他就是中了彭真的阴谋诡计而被划为右派的。我读他写的回忆录《九死一生——我的 “右派”历程》，感慨万分。他的历史能红得滴出血来，幼年当儿童团长，十几岁参加新四军，后为中共打内战，当随军记者，建国后到新华社，参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还受到胡志明的器重。一九五六年到外交学院调干培训，他是班级的党支部书记。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遗臭万年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反右运动。在这之前，他没有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
反右展开之后，彭真亲自召集了首都高校党支部委员以上干部的联席会议，戴煌参加了，望着彭真那伟岸的身躯，满面的红光，诚恳的态度，听着他宏亮的山西普通话：
反右归反右，整风归整风。我们党内的同志，机关的同志，还要继续帮助党搞好整风。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问题还得改什么问题。经过前一阶段的整风，表明党内的问题的确不少……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就象封建把头一样，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拉尿，这样的人不整整行吗？
所以，我们党内的同志应该说，而且说错了也不要紧，和“章罗同盟”他们攻击共产党，企图和党在中国平分秋色，显然不是一种性质……
彭市长的一番话，引起他审视自己的党性，心中明明有一些忧心的问题，如回到苏北故乡，看到惨败的景象和乡亲的怨声载道；以及认为，神化与特权是中国的最大隐患。这些并未积极向党提出，帮助党整风。
六月十三日，新华社召集在外交学院学习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发言了，主要是谈反对神化与特权。他指出，现在已经开始了对毛主席的神化，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话，不管对不对，科学不科学，那就一定千真万确，一定是马列主义真理。
他批判毛主席最近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毛说，我们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还希望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有六亿人口，打掉了三亿人，还有三亿人，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可帝国主义国家能剩下多少人呢？而且人民趁机起来造反了，从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革命……
戴煌认为，就说美国人民吧！他们今天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车，去揭竿而起闹世界革命呢？
戴煌的后果可就悲惨了：挨批、挨斗、划右派、劳改……百般苦罪，概括为一言：“九死一生二十年”。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