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4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七） 章立凡的“整风失控说”
反右与整风：章立凡在文章《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中说：“毛泽东为何要发动‘反右’，其动念‘引蛇出洞’始于何时？一直是现代史学界关注的焦点。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把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初提倡‘双百’方针并发动党内‘整风’视为钓饵，是将党外知识分子‘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谋略。这种观点固然可以成立，但忽视了事物的两重性，有简单化的倾向。”他针对着“比较普遍的观点”，即“阴谋说”，作出自己的结论：“综观‘反右’前后的历史，我认为‘反右’的动因在党内，借助清议‘整风’的目标也首先是针对党内，但也隐含‘引蛇出洞’的战略意图。‘整风’的失控才导致了‘反右’的大逆转。”他论证 “动因在党内”的“整风失控论”这一观点时，根据的理由是本文前面已作过分析的李志绥的“整党内敌手说”和李维汉的“出轨说”。他不同于二者的是，又承认阴谋说“固然可以成立”。文章显露出作者在“首先是针对党内”的大前提下，又怀着一种犹疑不决的心态。我以为，在做学问上与做事上有一点是一样的，这就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现在我们从两方面来审视这个问题：
一，历史的客观进程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死去。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二十五日，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揭露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
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斯大林保护大于批评。
十二月二十九日，再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矛头指向修正主义。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想拿出一套比苏联高明的货色。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既说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又说百家者两家也。其妙谛，只有江青一语破的：“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老娘的。”剩下的一句话说在法庭上，老娘是老爹的一条狗。
五月二十六日，陆定一作《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报告，六月十三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泽东批:“不看了。”
九月十五-二十七日，中共召开八大。
十月，爆发匈牙利事件。
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经济上批判“稳妥可靠”，反“反冒进”；政治上镇压反革命，“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还提出一九五七年准备整风和大民主、小民主的问题。在国际形势方面，一是指责苏联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一是指责“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毛泽东选集》五卷，页三一七-三二三）因此他要捡起斯大林这把刀子杀向帝国主义, 杀向修正主义。而在接受“基本问题”的教训方面，一是搞掉阶级敌人，一是自己人要搞好三个“分清”。要做到这点的最佳方案就是实行“肃反”（后来毛泽东说：“反右就是新式肃反。”），而搞整风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且把二者搅和起来。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创作的几点意见》。此文简直要打草惊 “蛇”，坏了毛的 “引蛇出洞”大计。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和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形势的万般严重性，大学生、教授、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这些乌龟王八的万般恶劣、可恶的 “阶级本性”，“一有机会就要发作”！等等。我在前面已有叙述，这里特别再指出，毛泽东这时候对党内已秘密动员，进入一级战备的：“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要搂着扳机，准备好“后发制人”，待我一声令下，立马万箭齐发！
这个“后发制人”云云，就是章立凡先生点明的“放屁有利论”，可作为“引蛇出洞”的注脚。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以美丽的丑态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六月十九日公开见报。）其作用，一个字可以作结：“引”！
三月六-十三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作报告。可以说是“再引”。
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篇社论的作用是 ：“猴不上竿只敲锣”！
同日，毛泽东嫌邓拓不敲锣，批他是“死人办报”。
四月二十七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四月三十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商谈帮助整风运动. 毛泽东“以诚感人”。可以说是 一引, 再引, 三引。为了对知识分子“引蛇出洞”, 毛苦心孤诣, 远胜过刘备为引诸葛出山而 “三顾茅庐”。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
五月四日，中央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好话叫共产党说尽。
凡此种种，可谓：“千呼万唤”。
五月十四日晚上九时至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毛下令：“进入战斗准备！”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毛下令：“开火！狠狠地打！”
这哪里有什么“大逆转”？这哪里是什么“中途变卦”？明明白白的，顺理成章的是：“图穷匕首见”。
毛泽东的竭诚邀请，重新激发了党外老朋友的参政热情。闸门一经打开，批评的洪流便奔腾直泻，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如果批评之火仅烧到毛点名的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几个国务院部级单位，甚至国务院本身，或者出几个“小匈牙利”，似乎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形势很快“出线”，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的言论固然“出线”，但“出线”更多的当属《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文章：“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于是他对“老和尚”提了意见：“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民主党派人士鸣放，尚能坐而论道，不失雍容气度。青年学生却是热血沸腾，群情激昂，抨击时弊不遗余力。学生们的言论不受党派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约束，广泛涉及前辈们尚未问津或不敢直道的领域，并结成各种社团，出格就太多了。以致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形容当时的校园气氛说：这好象到了“五四”运动的前夕。
毛泽东本想利用“大民主”手段来冲击官僚体制，却产生新的两难境地：“大民主”危及到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卷入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未想过要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而是要求政治改良，实践执政前的民主诺言。麦克法夸尔等西方学者认为，毛在党内的巨大压力下改变了主意。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清华大学党委常委袁永熙当时曾透露：“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压力，国内告急，电报雪片飞来，都要求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毛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大区和省级干部。应该说正是这些人的呼吁，促使他将自己放出的“魔鬼”收回瓶中，全党“整风”开始转为全国“反右”。毛的英明决策，使被“大民主”烧得寝食难安的各级领导如降甘霖，得到从中央到基层的一致支持。他的权威也开始重新树立。
章立凡的以上所述，全已为别人（包括他要商榷的李慎之先生）所驳倒。我就不再诉诸语言, 而只是紧紧依靠历史的客观进程。这里有个基本事实，国内、体制内、党内的许多学者都已明确指出：毛在五月十五日决定要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这个“猖狂进攻”（也如立凡的上述）就根本不存在。海外学者丁抒提出一张时间表如下:
有一种说法，谓毛泽东本欲接纳对共产党的批评，只是在鸣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转而决定反击。这与事实不符。这里不妨列一张时间表：
北京大学第一张鸣放大字报于五月十九日贴出，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后四天的事。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五月二十一日提出。
龙云的“反苏谬论”，五月二十二日。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五月二十二日。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五月二十三日。
葛佩琦的所谓“杀共产党人”（见本章稍后的叙述），五 月三十 日。
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五月三十一日。
储安平的“党天下”，六月一日。
有些中共事后用以证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恶活动”，全是在毛泽东五月十五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通知党内高层准备反击右派之后，在不知中共幕后部署的情况下，为中共反复邀请而“放”出来的。
该以事实为准了吧？不哩！真亏有共产党久经训练的诡辩家能挖空心思来圆谎！据他说：《事情正在起变化》，“从文章内容看，从五月中旬开始，毛泽东就对反右作了具体部署。这大概是西方学界一直鼓吹所谓‘引蛇出洞’的由来。国内学界大多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并没有拿出具有说服力的文献证据。
尚定先生说：“笔者以为，此文所定之著作时间似有误，不应是现在一般人认为的‘五月十五日’。认定这一点，对于纠正所谓‘引蛇出洞’之说，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年》页一八五）这个与“现在一般人”不同的“二般人”的尚定先生 ，“更确切地说，将其定在五月底六月初，似乎更合理、也更符合实际情况。”（页一八七）这样一来, “对于纠正所谓‘引蛇出洞’之说, 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与“似乎更合理、也更符合实际情况。” 却相去十万八千里！正是：“理屈词穷疑无路；强词夺理又一村。”自以为得计，岂不知，事情并非孤立的存在，而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于是漏洞百出：这首先涉及到你有没有蛮勇、去篡改载此文的“圣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二，五月十五日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毛传反右密旨于高层的日子。要想篡改历史，还需要对其它档案存件同时篡改，如：
五月十四日（注意日期：五月十五日的先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近来我们许多党报，对于一些反共的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
五月十六日（注意日期：五月十五日的后一天）毛泽东代中共中央写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最近一些天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这些反右密旨是传给“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从发出两个文件的日期是五月十四日和五月十六日，看来，《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写作日期定在五月十五日，该算是天衣无缝。尚定先生反而用这两个文件曲意来为篡改这个日期当作论据，实在是撒谎撒得有点儿抓住鼻子不顾腮。作出连中共都觉得是理亏气软的事，虽然是邀功心切、余勇可贾，但确实为毛泽东出了一个算不上是好主意，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和“掩耳盗铃”的馊主意。对毛的行奸只能是欲盖弥彰。而事实竟是如此无情地撕破骗子们的嘴脸。这样做，无法解释的事还多着呢！
其一，毛的秘书林克于五月十二日（注意日期！）在《日记》中所载：“毛主席在同我谈话时说，目前全国已经争鸣和齐放起来，知识界争得最响。民主党派不那么响，工商界最先神气，章乃器、罗隆基、章伯钧、陈铭枢等人发言有取消党的领导（！）的味道。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争名夺利的本质也有所暴露，像定息二十年。自一九五六年算起可以说是一种典型。有敌视社会主义（!）的情绪的某些人也有所表露。春天来到，各种蛇（!）也开始动起来了。民主党派某些人及资产阶级某些人的鸣放，并不增加他们长期存在、共同监督的资本，相反某些言论会使它（他）们在群众中丧失威信，这样就不是长期共存而是短期共存了。”“ 关于反社会主义（!）言论，可以多登一些，这有利于我们。”（沈志华《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派运动的》——其中的“！”是紫丹加的。）
其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五月十八日晚（注意日期!）通过电话告诉邵荃麟，邵荃麟随即向在他家的黄秋耘转告：“周扬来的电话，哎，转了！”
其三，中共中央委员、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写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注意日期！）。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归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让他们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希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
你以为只要篡改一个“日期”，就可以给毛泽东的极端邪恶和阴谋诡计的嘴脸上涂上一层正义与正大光明的厚厚的脂粉或油彩吗？“事实”会把不管是多么厚的脂粉或油彩都给冲刷掉的！这才“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言归章立凡的话题，以令尊章乃器先生为例证，来作研究。毛泽东在反右之前，背着章先生的面，向高级党徒们点着章先生的名骂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实际是声讨——紫丹），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在发动反右前三天，六月五日，对民主党派二老，陈叔通和黄炎培示密，说：“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就是说，在反右的锅里早已下了令尊的米； 而在反右之后，又封他为右派的老祖宗。从章先生身上，我们寻不出一丝一毫你说的，毛要“竭诚邀请”令尊帮助整风的“竭诚”在哪里。倒是看到了一场鸿门宴。于如今，反右档案已解密，很多真相已大白：毛泽东是自始至终居心叵测，贯穿着一连串的预谋——阴谋，却没有发现你说的“整风失控”。
章乃器先生可是非凡的历史人物。在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对共产党是恩重如山的！应当说是共产党欠他帐；是共产党不仁。先生这么伟大的人格，竟遭毛泽东这号卑鄙小人的政治愚弄，历史玩笑开得可谓太残酷了！他的伟大人格，为千万人所敬仰，我也是其中一个。直到我的右派“改正”，还留了一条尾巴：“同情右派言论”。这是因为我划右派的条件之一是赞扬右派，宣扬右派言论。具体内容包括在人面前赞扬章先生人格伟大、有知识分子的骨气，记忆犹新的是他说的那句“心安理得”……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