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0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8月6日
远东的战争接近结束，这就是说，我不久就可以回家了。…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哪！
很快我就可以拥抱我的孩子和玛丽亚了。我离家时，尤拉还很小，才六岁。他还认识我吗？
四年中，我只接到过一次家信。
1945年8月7日
所有的美国电台都报导说：昨天已向日本投了第一枚原子弹，相当于两万吨TNT。杜鲁门总统说，整个日本行将成为废墟。
原子弹扔在广岛。爆炸后，全城笼罩在一片浓烟烈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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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那些理论水平低得可怜的发言，不禁使我回想起我在1942年“洗脑筋”高潮时所作的结论。
中共干部的文化水平离要求还很远。谈不上受过什么基础扎实的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只是在形式上被接受。这不叫教育，而是一种非常肤浅的速成的理论训练。大部分工作人员满足于简单的学童式的训练。在这同时，则是有组织地、自然而热心地接受 “毛的思想”。因为，这是盛行于这个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精髓。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国际的活动，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可是，后来共产国际经常受到各种小资产阶级朋友的激烈的反对。当然，这里有社会经济的原因。可是，帝国主义把它变成了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处于文盲状态，很多世纪以来，国家是落后的，这种情况，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于说到中国共产党，它是软弱的，思想上动摇不定，而且绝不是统一的。
这里的人们背诵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把它们当作抽象的教条来背诵。党内只有几个人，有权阐述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革命”。对其他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好比是赞美诗。结果，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与民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溶成了一体了。
中国不像俄国，缺少一批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的党的知识份子。
大、中、小学的教育还带着中国封建落后的痕迹，充满着过去那个时代的残余。中国几百年来，按照传统的做法，凡属有生命力的思想，统统都为教条所扼杀。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一切。使他们误解了并进而歪曲了共产国际的活动。
深深扎根于中共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是由中国和整个世界形势发展的特点造成的。日本对中国的长期侵略，与当前的世界大战，给共产国际的活动造成了极大障碍；相反，却使各种机会主义理论得以蓬勃发展，降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功利主义的理解把它庸俗化的现象。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