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7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四）“错估说”与“上当说”互为因果
有人揭发章伯钧，说他说:“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出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闵刚侯：《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
所谓“紧急会议”即有名的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其中就窝藏着祸心：原本是章伯钧想了解一下北京教授鸣放的情况，可民盟北京市委不买盟中央的帐，以“此会难开”反馈之。后来，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隐藏在盟内的秘密中共党员闵刚侯（即上文作者，所指 “祸心”，即表现此）受指使，来电话说：“老金（金若年，民盟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章伯钧提议的那事，你不用管了，我们已做了安排。会议定在明天开，地点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你也得来。有一点现在讲清楚，这回不要当面做记录，可你得用脑子记，会后我们再搞份文字记录……”读者至此，该有阴森的感觉了吧！
这里章伯钧的估计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是毛早已估计到最坏的结果；二是毛至少在三星期前已采取了断然措施，根本不存在“进退失措”。并且此后；毛泽东在七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里，作了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回应：
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会自投落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便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
这是章伯钧的“错估说”。但，也有毛的“错估说”和“上当说”。李医生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一八八）
李是持“整党内敌手说”的，认为整民主人士不是毛的本意。其实，整两者都是他的本意。前者是避免中国出赫鲁晓夫；即反修。后者是避免中国出哥穆尔卡、纳吉或说避免出波匈事件；即反右。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是苏共二十大及中共八大及其反个人崇拜路线；其认识根源，脱胎于列宁关于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扫除两堆垃圾的论述和他自己在《矛盾论》中所说，不能掌握矛盾发展的阶段性，认识和处理问题便会如坠烟海。所以，先反右，扫除一堆儿“垃圾”；然后，用反右中的积极分子整党内敌手，黑旗事件，前已阐明，而作为扫除另一堆儿“垃圾”的大动作的文章，所依靠的是比林克等八人还要积极的反右急先锋邓小平（大跃进中是副帅，文革中又复出）、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辈。
李医生在书的上一页说：“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页一八八）下一页又说：“知识份子这下觉得上了‘当’。”（页一八九）到底是谁上了谁的“当”呢？所以，事实上不是毛，而是“右派”错估了，上当了。
作为例证，龙云直到五月二十二日，大家已嗅出毛要收网的气息，他还对毛表示了信赖，认为“收”是不可能的，说：“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人民日报》五月二十四日）好象这是不可思议的。
无独有偶。六月八日，毛泽东捕捉到骂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为虎作伥，无耻之尤”的匿名信事件这一战机，在《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地位，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向全国公布了要开展一场反击右派的轰轰烈烈大运动。工商界这天开了最后一次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章乃器提交一篇书面发言，反批评吴大琨、孙晓村：“这不是睁眼睛撒谎，便是健忘。这样的辨论作风正派不正派，是值得考虑的。”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面对中共发出反右派的歇斯底里号召，他于结尾处写道：
我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六月十日《人民日报》）
他们两位都是政治老手，竟然会上当受骗而至执迷不悟！有人评论他俩说这话，可以理解为他们对党信赖；也可以理解为他们预感到收的可能，故意说破，希望避免这种前景。我们说，无论对他们的话作何理解，都说明他们对毛的无耻、无赖的程度作了错误的估计，以致见了棺材还不落泪。
张戎作为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的女儿，根据自己的所经、所见、所闻，写了纪实文学《鸿》。关于反右的缘起，她写道：“一九五六年秋匈牙利发生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暴动事件——不久被镇压住了——也使毛大受刺激。他知道中国有一批受过教育的人都希望开放、自由。他想要防止中国发生类似的匈牙利事件，后来他曾对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表示，鼓励人批评等于是个陷阱……毛泽东不担心工人或农民。他坚信这些人会感激共产党让他们填饱了肚子，使他们过安稳的生活，他不相信这些人会起来造反。毛泽东从来不信任知识份子，他们比别的阶层更喜欢独立思考。匈牙利事件就是知识份子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仅右派上了毛的当，掉进他设置的陷阱，即便左派如陈其通等四人也掉进去了；可怜的马寒冰竟轻于鸿毛了。位至中央部长的李维汉，虽不能说“上当”，但是他也没有估计到“引蛇出洞”。当然，下面的党员就更估计不到了。张戎说她母亲——“一九五七年春，共产党邀请知识份子批评各级领导。我母亲听了毛泽东的一个一级级向下传达的讲话后，非常激动，整夜没有睡意。她觉得中国共产党真的越变越民主了，她为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而自豪。”到反右时，“她打从心底觉得此事不公道：先是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却把提了意见的人打成右派。”（ 《鸿》页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
毛泽东真的“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左派、右派都上当了！让党员、国人都上当了！甚至开到国际上，让苏联、美国也都上当了！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讲中苏关系时指出：
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
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无怪乎江青说：“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一三七）可见，如果真象他说的——是“阳谋”，能让这么多人上当吗？能把国人、洋人玩得如此眼花缭乱吗？当然，出河才见两腿泥。
赫鲁晓夫和许多中国人一样，终于看出来了：“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被他认为是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页四一七）
是的，一点不错，正是志在“搞掉”。“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
“搞掉”是目的，“阴谋”是手段；如此而已，再无其它。
但是，还有很多人，事后仍持“错估说”。例如，政论家凌锋说：“经过了上述恩威并施以后，毛泽东以为可以控制中国的知识份子，成为会说话的党的高级工具了。因此在一九五六年出现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年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及其后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毛泽东自以为中国的知识份子绝不会‘乱说乱动’，所以以退为进，在一九五七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大鸣大放，以缓和及改善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岂料却引来一大堆批评意见，包括一些相当尖锐的意见。毛泽东大吃一惊，一怒之下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加强对知识份子的镇压。而为了不失他的‘英明’形象，便诡称大鸣大放是他的‘阳谋’。”（《中共风雨八十年》，页一二四）
他又不接触毛泽东，怎能知道“毛泽东大吃一惊”和“一怒之下”呢？所以我猜想，他是受了待在毛身旁的李医生回忆录的影响。他得结论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自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乱说乱动’……以缓和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就错了。一是毛自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这班乌龟王八蛋不仅乱说乱动，而且乱放屁；二是毛早已做了最坏的准备，早已下了最狠的心。三是最主要之点，说毛有意“缓和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在本质上就误解了毛。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