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2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 外星球的“刘邓阴谋论”
【我对此论的点评，放在方括弧内，好与原文的小括弧区别。】
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即刘邓】要先走一段时间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认为党内右倾思想是受到了党外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在整风运动初期，资产阶级右派发动对党进攻的时候，毛主席趁机发动“反右斗争”想清除党外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也就是说，毛主席把“反右斗争”当成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但不会把“反右斗争”搞成“反右运动”去转移整风运动的斗争方向。【意即毛的阴谋是通过鸣放“想清除党外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并非诚意请他们帮助党整风，只是不要把“斗争”搞成“运动”。说这话有根据吗？】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用扩大化“反右斗争”（即反右运动）来转移“整风运动”的斗争方向。个人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国外出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还不足以能够鼓动中国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共产党。而且国内的经济建设搞得不错，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威信也是相当高的。即使中国资产阶级想反对共产党，也不会挑共产党声望如日中天的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所说共产党这个错误、那个错误在一九五七年一概没有。“整风运动”斗争的焦点是在党内，“反右运动” 斗争的焦点是在党外。“延安整风”再怎么整得厉害也没有整到党外人士身上去。“五七年整风”到后来，完全被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转移到打击党外人士身上了。一九五七年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为了帮助党整风，号召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多数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许多会上发表的意见，都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可以说，开始【所谓“开始”，就是直到五月中旬。】气氛很正常，效果也很好。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然而，在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 的蓄意操作下，【谁“然而”？不是在“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 的蓄意操作下，正是在毛泽东的蓄意操作下。】整风运动慢慢的变了味道。本来，既然是党内整风，报纸上刊登一些批评建议也很正常，但报纸上为何要刊登谩骂、讽刺、挖苦共产党的言论呢？而且，只看到一方错误的言论，看不到正确一方对错误观点的批评？又如何能够提高广大党员对党内错误思想的认识呢？又如何能够促进党内整风运动呢？广大党员看了这些谩骂、讽刺、挖苦共产党的言论，都十分气愤，希望不要再刊登。可是报纸仍是照登不误，而且号召大鸣大放。有人说这是毛主席搞的引蛇出洞。我倒是觉得这是党内“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在蓄意激怒毛主席，然后借毛主席的怒气把整风运动的斗争方向从党内转向党外。现在看来，“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很成功，五月十五日毛主席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时候就正是所谓“开始”的时候。气氛很正常，连著名的“北大五•一九”都还没有发生；三大右派言论，更没有发生。是毛自己按着预谋，向党内发密令。】六月八日毛主席发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七月一日毛主席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七月九日毛主席发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八月毛主席发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针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整风运动”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变成了针对党外资产阶级的“反右运动”。【是毛太幼稚、太单纯了，被“蓄意激怒”、很轻易的就上当了。不是知识分子上了毛的当，而是毛上了“生产力水平决定论者”的当。这样解释反右派运动的发生，倒是颇具创造性。不过，这个“创造性”的定义是无中生有，异想天开。】
一九七八年九月，邓小平上台之后，党中央决定摘去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五十多万右派分子经过摘帽子后只剩下几个右派了，但仍然不敢否定“反右”运动。当然不敢否定“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一否定，那他们用“反右运动”来转移“整风运动”斗争方向的阴谋岂不是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简直胡扯得没有边沿了。实际情况是，毛、邓这两个罪魁祸首，发动的这一场毁灭科学文化及其载体——知识分子的运动，一经否定，必将接受历史法庭的审判。说“反右是正确的”，就是逃避罪责。]“反右运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敢于同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中坚力量打下去”。为刘少奇后面破坏农业合作化、破坏落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形左实右”行动扫清了障碍。【谁要是不知道什么是胡扯八道，请读此文。】（《人为祸害的“三年困难时期”》，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九月十五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谁也不敢得罪主管党务的刘少奇——“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明知“浮夸风”、“共产风”不对，但只要刘少奇坚持，就谁也不敢违抗。这才是“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的真正后果，所以说这是阴谋，是“借力打力”，借反右暗算毛泽东，架空毛泽东，自己乘机夺权。“第二司令部”就这样悄悄形成了。[本来对共产党内部这种“狗咬狗、两嘴毛”的滥事，根本不值一睬，但是，因为它涉及歪曲反右派运动的历史真相，所以需要澄清。但愿毛泽东的哭丧妇节哀，不要哭得昏迷不醒。]（《毛泽东扭转乾坤，胡锦涛继往开来》）
四 “半阴半阳”说
到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间整风鸣放期间，清华学生中提出的主要是针对学校领导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作风问题，如批评一九五二年学苏搞院系调整，使清华沦为单纯工科大学，要求实行“理工合校”；对党的干部作风不满，贴大字报要求罢免？选举？团委书记；反对党委领导干部享有特权，要求取消对他们的“优待证”……等等。属于政治性的则有“庶民社”及其系列大字报《庶民报》，批评在学生中搞肃反，侵犯人权，其中有云：“清华党委是如此找敌人，残忍呀残忍，没有人权，没有宪法，没有常伦，必须以法律制裁肃反中的真正罪人”；其杂文《神、鬼、人》中说：“人之所以敬神（隐喻共产党）是因为神能给人带来吉祥……畏鬼情有可原，但畏神却令人费解！”表示“愿：人里不再出‘神’，而‘神’永在人间。则庶民万幸！祖国万幸！”还有的大字报要求“还政于民” 、为胡风翻案…… 等等。这些言论当时被认为大逆不道，实则都是公民言论自由，而且反映了人民的民主要求。
至于政治方面，则多集中在肃反中的侵犯人权问题，物理教研组被错批斗的教师诉说肃反中“完全失去人权，把喝水的杯子、香烟全拿走了，不能受到人的待遇。我只能忍气吞声。我曾准备跳楼自杀，但我想，要死只需要几秒钟的勇气，而活下去要更大的勇气。我要活下去，看他们是否代表真理。”他们批评校党委主持的肃反是违反宪法，肃反案件应该交法院审理。他们还举出一九五四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为自己和他人在肃反中所受冤屈辩护。（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第一九零期《新清华》） 这表明当时教师具备相当的宪法意识和人权观念。而党中央及基层干部则为了搞所谓的阶级斗争，而不顾刚通过才三年的宪法。
这种对潘光旦教授的特殊对待，并非清华党委的自作主张，而是根据北京市委指示行事。我到市委统战部长李乐光同志（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友）家里汇报。我说潘光旦已经在系里和文法学院检讨了三次，还不让他过关，是什么原因？李乐光说了一句：“这个你就别管了。”当时统战部干部吴维成直接联系我。他后来说，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当时唯一能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资本，他们反国民党是有功的。我们党中央也担心这股势力强大了，成为一个对立面，所以解放初就说要对他们敲打敲打。思想改造运动中是借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是给民盟“右翼”一个警告。后来潘光旦第四次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才勉强通过。为此市委还先后布置清华党委宣传部编印了《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和《欢迎潘光旦先生开始的进步》两期专刊，在校内外（ 特别是民盟中央 ）散发。
现在看来，这实际上为后来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整民盟“右翼”留下了伏笔，这是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个决策。如果说，反右早有预谋，以上毛泽东对待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的谋算和整潘的做法，就是可说是“阳谋”的序幕。
循此轨迹，不能排除毛泽东当初想利用整风来整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他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实际也恐包含了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把“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矛头引向整党内高层人物。但这个想法，因“右派”（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出人意料的大举“进攻”，矛头反而对向了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郭先生应该清楚，即便所谓的“猖狂进攻”，也全部无一例外地发生在毛决定反右之后，而不是之前，这怎么能作为他决定反右的根据呢？——紫丹）
当然，毛想利用双百方针暴露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中的极少数“右派”，确如前述是早有预谋的。但对大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鸣放实施阳谋，则是自五月十五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党内指示才有此创意。正是出乎意外地发现，事情并非他原来企望的那样，把群众的矛头引向他要排斥的高层异己势力；相反却直接冲着他本人和党的执政地位而发，所以才说事情起了“变化”，实际上是他主观估计和谋略上起了大变化。（郭道晖:《“阳谋”背后的权谋——以本人亲历论析整风反右运动》）
吴国光算把这个问题看透了，他从反右这个阴谋中，看出阴谋的连环套，说道：“所以我感觉呢，反右是阴谋中的阴谋。一套阴谋是整个要反右。然后这里面又套了一个小阴谋，就是要反他政治局里的这些经济务实派的同志们。”（BBC 中文网《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毛泽东与反右》）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