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1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九）李洪林的“两难说”
那些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中共感召下正在‘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大祸已经临头了。
在鸣放高潮中，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了一篇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题目叫做《事情正在起变化》。
事情是在起变化，整风运动要变成反右派运动了。
还没有材料证明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在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之初就预谋“引蛇出洞”，然后来一个反右派运动。事实上除了卑鄙的政客以外，任何政治家也不会出此下策，对被领导者玩弄阴谋。
现在研究者所肯定的事实：中共确实要整风，准备虚心听取意见，并没有计划“反右派”。（李洪林先生的讽刺真够辛辣！他指出的这个，正好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共官方对反右派的档案已经解密所披露的，当初的的确确就是“引蛇出洞”。谁是“出此下策”的“卑鄙的政客”？读者就按着事实来对号入座吧！——紫丹）连当时主持党外高级人士座谈会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都说，毛泽东开头并没有说要反右。”（ 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页九十八）
部长的原话是：“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阴谋就在于“并没有提出”；毛不是说“有言在先”吗？怎么部长说“没有”呢？讽刺的辛辣更在于下面两点:
一，毛是怎样“阴谋变阳谋”的？
“遍查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共的‘八大’决议以及《整风指示》，都找不出反右派的理论根据和政策规定。于是只好求助于别的办法了。”（页九十九）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了。人们吃惊地发现，六月十九日的文本和二月二十七日的文本已经大不相同了。除语句上按照‘反右派’的需要刻意修改甚至重写以外，最重要的是新增加了两处‘反右派’的武器。
“一处是讲阶级斗争的……
“另一处是划分‘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即划分敌我的标准，也就是划右派的标准……
“增加了这两处之后，反右派就有充分的根据了。你们不是埋怨我没有早说吗？我在二月二十七日就说了，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你哪里是给我提的意见？分明是在进攻。你说你不是进攻吗？那么用六条标准衡量一下吧： 你的话‘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你是想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毒草。因此，你就是敌人，就是右派。这是我二月二十七日‘已经说过’的。”
“总之，毛泽东的讲话经过这番修改之后，反右派斗争就成为‘有言在先’了。也就是说，不是我‘不教而诛’，而是你‘明知故犯’。活该！”（页一零零-一零一）（把事先没说过的话，事后加上去，这就叫做“有言在先”。领袖之无赖，举世无双。——紫丹）
二，毛是怎样陷入两难之地的？
“一个堂堂的执政党，那么‘诚恳’地请人来帮助整风，而且信誓旦旦地许了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结果人们提了意见之后，却发起突然袭击，把自己请来的人打成‘右派’。这不是骗人吗？这不是故意陷害人吗？而且那被骗和被陷害的是自己的臣民，这些臣民是忠心耿耿来进忠言的。难道还有比这更不可原谅的行为吗？ 毛泽东深知这一层道理，所以他反复说明自己没有玩弄阴谋，而是在耍‘阳谋’，反右派是有言在先，早就定好了的。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摆脱困境，因为这是一个两难的命题：如果真是早就定好了整风当中要反右派，为什么不明说？ 为什么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只字不提？这不是诱人上钩吗？一个领袖人物，一个执政党，对自己的人民设陷阱还有资格当领导吗？还有资格执政吗？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说，原来没有打算反右派，而是半路上被一些批评意见所激怒，因而改变主意要来一个 ‘反击’，那就是说，这个党说了不算，言而无信。这样一来，执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也就跨了。孔子说: ‘民无信不立’。失去信用，就失去起码的立身依据，这个伤害是极其沉重的。”（页一零七）
李先生这番义正词严、逻辑井然的论述，即便说歪理成性的毛泽东复活，量他也再没有法子把 “阴谋”说成 “阳谋”了。
那就无怪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先生曾给过反右派运动一个一针见血的评价了：“一个堂堂执政大党，不敢光明磊落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竟然鬼鬼祟祟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段，实在太不成话了！”（岩石《支持胡星斗：难道能回到毛时代吗？》）
（十） 吴宓教授也有先见之明
知识份子是用他的知识、智力，秉持良心作出科学的判断，以显示其力量，创造社会文明，推动社会前进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都是如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越来越被承认其价值。毛泽东对马寅初的打压批斗，说明他不仅是个暴君，而且是个昏君，弄得民不聊生，还坚持“宁要原子，不要裤子”。如果听了马寅初的话，今天的孩子就不会有那么多被排斥在幼、小、中、大各级学校的门外了；今天也不用宁舍孩子，也要神州五号升天了。
我深深感到，一个正确的论点，你就想象不到它的社会作用是多么大！反之，一个错误的论点被强行贯彻，它的负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还原反右，可知对它的起因做出正确的论断是何等必要！到底是知识份子借党整风向党——如毛所说“向党猖狂进攻”呢，还是如邓拓一眼看穿的，毛心里有一个“引蛇出洞”的鬼呢？先知先觉者所见略同。让我举出吴宓教授和张紫葛教授在反右前后的言谈遭遇来说明之。当时, 吴宓谈到这次大鸣大放，问张：“其旨意你有省悟否？”
张说：“看不出什么言外之意。”
“伤哉！”吴叹息，“你简直利禄在心而思虑俱蔽。这也看不到？古人说过又说过：言甘而币厚，其必叵测。今要开门整风，下一纸文，表一下态就够了，何用如此盛词大噪，千呼万唤，言之恳恳，促之谆谆。而其鼓动对象，厥为民主党派与知识份子……毛公将有事于天下书生矣！”
张惶恐问计，吴沉吟久之，说：“惟有三缄其口。”迟疑一会儿又说：“当然，不发言也不是万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数百儒生，谁出过一言半语呢？”
张以为，拒绝发言，只怕办不到。
吴说：“正是，有这么一个逻辑，不发言，不表态，就是抵触，就是对党离心离德。那么，反正你牢记，万一要发言，只能歌功颂德。”又说：“歌功颂德也不一定免祸。君不见，颂明太祖‘光天化日’、‘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者，竟被论为讥讽朱元璋做和尚，刺光头，乃是‘为世作贼’！”
张大为烦恼，说：“你向来运筹进退，步伐周扎，果断肯定。怎么今天这么上下两可之词？”
吴两掌拍膝：“情势使然也！我再高明，也只是塘中之鱼，但能察知在投饵张罟，却无法料定网究竟有多大。网小，但网趋饵之鱼；网大，则不趋食香饵者亦将难免。设或竟是拦河网, 则全塘水族将无遗类。所以，问题要看网有多大，设或你刚刚处于网缘，还可望三缄其口或歌功颂德而幸存。设或你处于网内，那就在劫难逃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初，院长胡光和党委书记刘佑东一再到张紫葛办公室和宿舍拜访他，动员他在鸣放会上发言。“你是有影响的教授，务请和我们合作，带头把鸣放搞起来！”
他仍未发言。刘佑东邀他到他家吃茶、密谈。“你太不够朋友，鸣放会上一言不发。”
张说：“我确实对你们非常满意，没有任何意见，总不能无病呻吟嘛！”
刘痛心疾首：“什么话！毛主席说过，只有两种人没有缺点，没错误，一个是没出生的人，一个是死人。你咒我们是死人？！你要知道，如果鸣放搞不起来，我这党委书记就得垮台。你哪怕胡乱捏造，指着我们鼻子臭骂一顿，也是帮我的大忙，我也会无限感激你的。”
张无奈，在当晚的座谈会上说了十来分钟，全是歌功颂德。而第二天出版的院刊《鸣放每日刊》上所载他的发言记录却颠而倒之。他的原话是：“我认为党群之间没有鸿沟”，记录改为“大有鸿沟”。原话：“我认为院党委办大学很在行。”颠倒为“很不在行”等等。通篇无一句不如此。张气得不行，去找刘书记。谁知他倒打一耙：“是我叫改的。象你那样说。我能下台吗？叫我动员鸣放，是提批评意见，没叫我动员表扬我们！”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西南政治学院贴出了第一批反右大字报：
“张紫葛是个口蜜腹剑的大右派！”“揪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张紫葛！”
他去问刘佑东：“凭什么把我定成右派分子？”
刘答：“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党的驯服工具。那会儿叫我动员鸣放，我就动员你鸣放，这会儿叫我划右派，我就划右派。你不当右派我当？我给你交底吧，这右派是有指标的！在市委分配指标时，各校党委书记争得面红耳赤，都诉说：我那里政治条件好，划不到这么多右派！市委书记恼了，叫：放下指标，先反掉你们的右倾思想再说！我差一点儿回不来！……总而言之，你这右派当定了，除非你是毛主席的好朋友, 毛主席出来保你。”
刚开始划了右派，尚未限制人身自由。张又来到吴宓家，吴说：“估计当如此。”转而安慰道：“勿怪勿恼，在劫难逃也。这回是拉开脸了……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既甘且美，翻手为云倡鸣放，恳请大鸣大放，帮我整风。不过两月，把脸一拉，嘿！尔等乘我整风，猖狂进攻！发表关于内部矛盾之光辉著作……面目全非，语言迥异，还创造了铲除毒草之六条标准云云。于是覆手为雨，掀起反右之恶浪……尤有进者，以神州普天下之主，亲自援桴急鼓，进攻一小小之《文汇报》，且对准其中之一女兵——女记者浦熙修，声嘶力竭，冲锋陷阵……我举此数端，意在提醒你：在劫难逃者多矣。汝罹此难，万非汝之德行有亏，举措失当。既无愧于心，就不用戚戚于怀。天降奇祸，复何言哉！且而，我已再四演算，汝虽有不测之祸，却是绝无性命之忧！”
说罢，叫他“赶快离去，善自保重。”握手时又叮嘱说：“处今之时，惟有达人知命，听之任之。养浩然之气，存万全之躯。切切不可忧伤愤激，自暴自弃。否则，古有贾谊，今有李源澄！老李气愤填膺，已经疯了！”（李是历史学教授，已划右派）（张紫葛《心香泪洒祭吴宓》页三二六-三三零）
我等后知后觉，当时只是毛说的“有人说这是阴谋”中的“有人”之一，身经了反右的整个过程，今昔对比，又看到如许“出土文物”，方始对其阴谋的认识由直感到达论证。吴、张两位教授的见证，既对阳谋说予以揭穿；又对变卦说予以指迷；面对这种阴险毒辣、无耻无赖的阴谋，甚至用“该缩头时便缩头”的乌龟法也不能自保了。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