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8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二 反右“阴谋”论
反右派，是不是毛泽东预设之谋？若就着这个问题征求意见，恐怕大多数人会持否定态度的， 就是说，不赞成“预谋说”，当然更不赞成是“阴谋说”了。这是由于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实在令人如醉如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关于“放”和“收”的讲话，简直令人心花怒放；在天安门城楼上共商整风，又熏熏然令人如沐春风。总之，大家对于双百方针的心领神会是，春天到了，毛主席要让百花都开放，不能是只有几种花开放，另有几种不让开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鬼话连篇，施行了催眠术，营造出一种心理状态：心花怒放、眼花缭乱、鬼迷心窍。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毛的目的是让毒草出土，便于锄掉。
不堪回首忆当年。毛在一九五七年施行催眠术之前，在所有关于形势问题结合知识分子问题的对党内高干的讲话，都是杀气腾腾地在论证：“反右派乃当务之急”，并把右派其人、其观点对号入座地向党内高干作了交代。他要反右的紧迫感，与刘少奇真心实意要整风的紧迫感，两个紧迫感是大异其趣的。兹举一例以明之：
毛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特别要注意时间，这是关键之所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一场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反右运动在中国大地上雷厉风行地展开之后，毛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说：“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毛这两次讲话，可以说是前呼后应，同时也说明反右运动是有的放矢，“的”是在前一次讲话中明确地预先定好了的。诸如此类，毛在反右之后的种种讲话、指示，几乎全可找到“前呼”，因而全可被称之为“后应”。我将在下面逐步地、具体地加以展开，这里先举出的这一例，已能透露出，反右是毛的预谋。毛本人也持“预谋说”，在这一点上双方没有分歧。但是，预谋可分为阴阳，“阴谋’也算预谋，“阳谋”也算预谋。李慎之说：“最为平实的说法是：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总之都是预谋、是蓄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炎黄春秋》一九九九年第一期第七页。）这是应该被肯定的、然而却为官方讳莫如深的一个基本点。
毛把从延安到今天的“整风运动”，总结成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如果你没有让鬼迷了心窍，不从他说的词句而从实际生活出发，这个公式便应该理解如下: “从分裂的愿望出发（国共分裂，与党外右派分裂，与党内右倾分裂……），经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分裂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分裂（党内毛林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裂，毛林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与林彪分裂）。”我是为了一方面揭穿毛泽东的鬼话，另一方面套用毛泽东的这个公式，得出他反右的公式：“从反右的愿望出发，经过施展阴谋诡计，达到反右的目的。”简化为：“反右——阴谋——反右。”
毛泽东承认是“预谋”，但不承认是“阴谋”。他说：“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毛泽东选集》五卷：页四三七）
看来，判定是阴谋还是阳谋，关键在于：“事先告诉了敌人”什么?
（一） 阶级敌人与党外朋友
他当时并不是把告诉的对象心口如一地、就像现在说的这样，说成是“敌人”，或者说像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八届二中全会和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背着党外人士咬牙切齿地说的，是乌龟王八、是鲨鱼、是代表反动阶级，是放屁有利论；而是相反，伪装慈祥地、挥洒自如地、嬉皮笑脸地称他们为“党外朋友”、“同志式的合作者”、“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给这些人散布幻想，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自作多情地觉得他在毛的心目中还是“蛮可爱”的、“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的志同道合者。
（二）同是“舍得一身刮”
当他当众、而不是在背后讲到“毒草”的时候，不但不是预警，明白说出让它出土是为了“便于”锄掉，而是刻意掩盖这一图谋，解除人们这方面的顾虑。凡是听过他讲话或录音的，都可以从语义到语感上觉出，他所说的“毒草”这东西往往是尚未被公认的新生事物。如马克思、孙中山、哥白尼、路德等，这些革命家、科学家、宗教革新者；特别是他强调指出，“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如上，页四三八-四三九）返回“草”的本意，他举出营养丰富的西红柿一开始也是被当作毒草的。他为了证明这次不是撒谎，还搬出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为证：“是布尔加宁告诉我的。”为了鼓励大家鸣放，不要怕打成毒草，他怂恿说：“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另一方面，他又向大家保证“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如上，页四三八-四三九， 四， 页四一二）
这简直象是党内右派在煽动党外右派，要以“舍得一身剐”的精神向党猖狂进攻、闹事……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如果党内有人也学着毛这样向党外人士说话，是绝对地要划做右派的。
你别看他谈笑风生、心平气和的样子，其实他早已暗藏杀机。一个多月前，他已给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作了交代：除了上述“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继而又说：“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毛泽东选集》五卷，页三三三-三三四）他后来号召大鸣大放，其实就是引发这些乌龟王八都来“吭声”的。
他已做好了“要准备出大事”；甚至“再到延安去”这样“呜呼哀哉”的结局都假设了。再往前推，在上一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就说：“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前后两个“舍得一身剐”，其精神是相反相成的。他是先下定“舍得一身剐”的决心来镇压“文化人”的“复辟”、“闹事”，架起了机关枪；然后才骗诱你要“舍得一身剐”，敢于鸣放，敢于冲锋陷阵，投入‘帮助党整风’的这个陷阱，跳进这个火力密织的火海。然而，你却自多情，受宠若惊，庆幸逢上“当今”这个知识份子的“知心”人。于是百鸟就都扯起嗓子“鸣春”了。
那些为毛打圆场，胡说毛是诚心诚意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人，有必要郑重其事地回答如下的问题；而如下的问题却与诚心诚意请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是绝对地南辕北辙的：“为什么毛先前对党内高干讲话时，把问题说得很严重，其内容是这些文化人反对共产党，捧波匈事件，要复辟，毛要让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要对他们“后发制人”，态度是对敌斗争：咬牙切齿，充满杀机；随后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却鼓励文化人对党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要保证“言者无罪”，而其态度又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嬉皮笑脸，笑容可掬呢？前后一个月竟产生如此天差地别的巨变，这是为什么？”解释不了这个“巨变”，你就不要对他后面的翻脸（也是巨变），再涂脂抹粉。
探索这个“巨变”产生的原因，我认为答案可能有如下几个选项：
一，是文化人在这个极短时间内，有了脱胎换骨的质变，不再搞复辟了:
二，是毛对一贯敌视文化人的态度，有了转变；
三，文化人没有“质变”，毛也仍“敌视文化人”，毛之所以产生这个“巨变”完全是伪装，是为了把刀藏在笑里：如他五月十五日对内部最高层秘密布置的那样：“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消灭它。”（《事情正在起变化》）如果也把这话向“敌人”直说：直说锄毒草，毒草便不会出土；直说钓鲨鱼，鲨鱼便不会上钩；直说打蛇，蛇便不会出洞；直说歼灭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便不会出笼。所以早在四月三十日，他约集各个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就如此这般地“事先告诉了敌人”: “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当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页六十二）啊！原来“有言在先”说的是：“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而不是后来密谋的：“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消灭它。”你可以看出，事先的和事后的，隐秘的和公开的……毛泽东都搞了些什么鬼名堂？他搞的这是“阳谋”吗？根本不是那回事！夫“阳”者正大光明也；只能说是“阴谋”，“阴”者暗也，暗中捣鬼，恶毒地谋算人也。
（三） 鸣放就是“放屁”
“一九五七年, 毛泽东谈大鸣大放，说鸣放就是放屁，越臭越好。刘少奇后来发挥说，大家都闻到臭味，自然清醒。毛说，反右就是引蛇出洞，不是阴谋是阳谋，有些人三天不打屁股，就翘起尾巴了。刘加以发挥说: ‘贱嘛！’刘少奇并说，他本来是反对大鸣大放的，认为鸣放的后果不可收拾。后来也觉得放屁放得好。”（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页五五七。）
我再提供两组相映成趣的镜头，以资人们领教，毛所谓的“阳谋”到底是一种什么玩意儿？
一组镜头是，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作报告曰：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居其 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发展文化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五卷：页三三三-三三四）
请看毛泽东在此提供的这幅民主、自由的“愿景”是多么诱人啊！其实，他讲话的原稿比这个修改稿更诱人，更亲切，更可爱！比如他说，胡风的文章还是可以写的；住班房是因为他搞反革命秘密团体。修改稿上就删去了。这么美好的方针政策，用“放”一言以蔽之。不过，毛泽东说出口的、欺骗世人的“放”，你道它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说出来会大煞风景的；原来他装在肚子里或只说给高干而要暗中保密的“放”，竟是“放臭屁”的意思。谓予不信，请看第二组镜头。时间则在前（!）一个半月。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注意日期！），毛泽东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
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得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同上，页四一四）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他又在《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说：“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通过以上这些不同时间和空间的镜头，我们看到了毛阴一套、阳一套，左边是人，右边是鬼。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