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5日讯】 【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中篇：对反右派运动的探源溯流
甲：探源
一 反右“必然”论
我们事后通过对反右的前因与后果的内在与外在的联系的观察与反思，发现了反右运动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先从客观方面讲
旁观中共的历史，所谓的“革命”，实质就是“反右”。其表现形式是：用枪杆作为武器的“批判”，或用笔杆作为批判的“武器”。有人会问：“不是也有反‘左’吗？”但是这个“左”统统挂有引号，基本意思是“形左实右”，结果还是反右。尤有甚者，连挂引号的“左”，在毛泽东，也像阿Q忌讳说“光”、“亮”一样，极力护短、反对批“左”，例如对林彪，明明是“极左”，毛却只许批他的“极右”实质。这在共产党的词典里也是说不通的。
“右”的实质，在他们心目中的基本含义就是保守、落后、反动，现在的说法，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正。”（《邓小平文选》二卷一八二页）这就表明，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说：“现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并非仅仅与中共一两个政策相矛盾，而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君临一切之上是难于共存的，所以，一批倾向自由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之间的离异，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反右运动只是加快了离异的进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言纲要和作者简历》）陈彦博士从“意识形态专政”，来论证反右的必然性：
仅仅从共产党与知识人的关系来看，从拥护还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角度来讲，将众多理念上认同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知识人打成“右派”，也许是一场“误会”，从主观上看他们也的确是“无辜”的。然而，从意识形态专政的角度讲，这种专政的目的本来就是阉割独立精神、训练不能思考的思想奴隶。无论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批评建议多么善意、多么中肯，只要他们还在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就表明他们仍然保持着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从极权主义的逻辑来理解，知识人保持着思想能力与独立精神这一事实本身，其实就意味着极权机器的失败，表明中共建国后铺天盖地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未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丧失思想与判断能力。在当局眼中，这样的知识人自然就“其罪当诛”了。换言之，“反右”运动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一场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人士上当受骗、共产党翻脸不认人的卑鄙与冤枉互植的历史“悲剧”：“反右”的本质一方面是共产极权主义自我扩张进而全面控制社会、禁锢思想的全能逻辑的必然归宿，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建国后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驯化的伟大抗争。（同上）
这里指出，毛共反右是一种命定的客观必然性。
（二） 再从主观方面讲
毛泽东居心要把刚建立起的一党专政，即“党天下”，加以强化，加以巩固，变成共产党的铁打江山。面对当时国际反苏反共风潮，国内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知识分子求“解冻”的燃眉之急，他就动了“杀机”。
“杀机”说，是王若水先生提出的：“在这次会议（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看出（毛和刘，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训上，刘少奇强调搞好经济，关心人民生活，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毛泽东则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周恩来强调稳妥可靠，批判了一九五六年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则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错误难免。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来年‘反右派斗争’的杀机。”（就是这个“杀机”！特别要注意产生“杀机”的时间：与他所谓的“右派猖狂进攻”根本沾不上边，就连距他在下年二月末最高会议上讲话、布置“陷阱”也还有三个月的时间。——紫丹）；在第二个问题上，则为其后的批评反冒进和大跃进埋下了伏笔。“（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第二九三页）
毛的保健护士吴旭君说：“毛关心的是国家政权的稳定，而不是个人地位的安危。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看我们的政权能不能稳得住，会不会乱？”（林克、徐涛、吴旭君着《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六一页。）
到底是他先有了杀机，要反右，或说“镇反”，或说“肃反”？还是“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反右开始后,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肃反’，‘新式肃反’，是‘清党清团的好机会, 也包括各民主党派’。”（《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六二二页。）这一点，又可与毛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相印证:“ 镇压反革命,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二二三页）
所谓“造反”，是反什么呢？当时主要是反对共产党一意孤行地对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以及此前的各项政治运动中的倒行逆施和伴随而来的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
就毛这时所说的“反革命”的性质，郭罗基教授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评论道: “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这种社会主义叫做主观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的建立取决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一党专权既违反宪法，又违反马克思主义。
“一九五七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对党主，反对党主操纵的主观社会主义。共产党进一步以僭越了的国家政权的力量，来镇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得出的结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个正确的命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言纲要和作者简历》）在这个正确的命题面前，当时的反右派，和后来的邓小平的“反右必要论”，就不仅仅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方面，而且是倒行逆施，大开历史的倒车。
历史学家冯治军按着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讲：“毛泽东认为，在经济基础领域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统天下后，在上层建筑也必须实现单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一统天下。然而建国以来形成的一些民主人士占据国家机关（如民主人士罗隆基时任森林工业部长，张奚若时任教育部长，章伯钧时任交通部长，章乃器时任粮食部长等），以及知识分子把持了学校和各种文化事业单位的领导权，专家、教授、学者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都是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一统天下矛盾对立的。”所以他深刻地认为：“长期以来, 在人们的认识中，反右运动似是一起偶发的事件，许多书刊、文章将当时的国际形势——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波匈事件’以及国内形势——各地爆发了多起的罢工、罢课和上街游行事件这些表面现象，视为反右运动的起因，认为是毛泽东‘错误的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导致扩大化的错误。其实反右运动具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即这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发展，即使没有‘波匈事件’和国内的罢工游行，也是必然要发生、迟早要到来的。”（冯治军《邓小平与毛泽东》二一二-二一三页。）
一方面，民主人士的反对“党主”、“党天下”，是绝对不可能不发生的。而毛泽东施阳谋，发动他们大鸣大放，他们在心有余悸下仍是忍不住一吐为快。这便出现了一九五七年“不平常的春天”。右派鸣放（或以其他方式）争民主，与毛共违背诺言，要坚持党主、反民主，这样的两种思潮、两种运动、两种制度的冲突，或迟或早、或明或暗、或自觉或自发，绝对不出现是很难的。更何况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共产党（实际就是毛），对他们处心积虑、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正如胡耀邦所说，有人不赞成鸣放，没有人不赞成反右。毛泽东的阴谋，在维护“党天下”的旗号下，受到全党一致的支持。而毛要实现“得陇（巩固党天下）望蜀（建立毛氏一人的天下）”的狼子野心，则照此办理，在再一次反右派的运动中“请君入瓮”；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规定，走资派就是右派。这里预示了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和今天的反右一样，具有同一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