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4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 追踪前、后原则
瞻前顾后，前因后果，宜细不宜粗；既顺藤摸瓜又顺藤寻根，弄清脉络，描述轨迹，阐明真相，揭示真理。
右派老祖宗章乃器先生说：“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李洪林先生写他那部《中国思想运动史》时，深有体会地说：“事情都是事后看得更清楚。”（页二八零）他这番感慨是出自如下背景：胡耀邦要发动一场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遭到胡乔木的阴谋反对。后者找到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华已领教过真理标准讨论的滋味，当然不喜欢这个“生产目的”的讨论。况且他在这两个讨论中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他正是旧经济体制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主要决策人，“要搞十来个大庆”，就是他制定的。他知道这个讨论将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所以他自然不赞成这场讨论。胡乔木又到邓小平那里，说华国锋不赞成“生产目的”的讨论。邓小平固然不维护旧的经济体制，但他不能不考虑旧体制后面的人，而且，“生产目的”问题又不像解决“两个凡是”那样迫切，出于政治权衡，就采纳了胡乔木的意见。胡乔木又把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意见端给胡耀邦。这样一来，讨论只好停下来了。《人民日报》为此专门给胡耀邦写信，要求继续讨论下去。胡耀邦把《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找去面谈，希望报社照顾大局，也照顾他的困难。就这样讨论中途夭折。李洪林事后想，如果那时（一九七九年），经过讨论摸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规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步子，大约会提前十几年。他说：“在一九七九年，人们自然不可能一下子看清这一点。”
李洪林就着另一重大事件（邓小平废黜胡耀邦），还说：“有些事情，当时未必清楚，过些时候回头再看，就清楚了。”（页三零六）当然，他这些话，是属于无甚高深的经验之谈。正是足够的经验，使它便也具有了哲理性。
我在《反右派运动的归因研究》和《中共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前后后》中用的方法主要也是逆推法，顺瓜摸藤，顺藤寻根，由果推因，由终返始。如果我们没有把握预报明天的天气；难道我们凭借时空优势，以后见之明，还不能“预报”昨天的天气？站在今天看昨天，我们就能够看得一清二楚，例如有人说，毛发动整风是真心要除“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右派的猖狂进攻破坏了整风，经过反击，打垮右派这个阶段之后，再回到整风，即进入整改阶段。这是当年中共召告国人的。当年怀疑者甚少；而至今相信者仍大有人在。要使历史真相大白，只能在反右之后看反右。反右之后看到了什么呢？大跃进。大跃进不是整掉了“三害”，而是“三害”发了疯，“三害”成了精！有人说毛是真心想通过整风克服政治弊端，不是右派进攻，文革会提前十年。好吧，文革过了，我们总算从革委会中看到毛克服了什么样“政治弊端”。这中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饿死四千六百万人，受迫害的人，以亿为单位。从文革看反右，从大跃进看反右，我们看清反右不仅是卑鄙的阴谋，而且是毒谋，而且，盖棺论定，毛耍阴谋的手段是无与伦比的，浑身充满了阴谋细胞，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阴谋的化身”。
再从反右往前推，毛以出奇的诚恳，笑容可掬，信誓旦旦，号召“知无不言”；而且猴不上竿直敲锣。再之前，在党内却对匈牙利事件定性为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对中国出洞的蚂蚁，要采取后发制人，并要左派要做好准备。再往前推，坚决要苏联出兵匈牙利进行镇压，而且让反革命多闹闹，人民看清了再镇压。这里突现出毛反右的思路。再再往前推，批改刘少奇在八大上的政治报告，说共产党主要靠工人农民监督，提意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多是从右的方面提的。这里的两个问题是：一，帮助党整风为什么不主要号召工农鸣放，甚至于连次要也没有呢？ 二，难道毛居心唯一地要听一听从右的方面提的意见吗？在之前……今天，中共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使这个“阴谋论”结论，更得到确凿无疑的证实。
这三个是关于关于我进行论述的主要原则，也即方法论：总分法、内外法、前后法。还有一些是具体的但也为我所常用的方法，例如：引证法。
我为了让读者有所明断，就大量引用了正、反两方面的言论。就大量引用正面言论而言，我自己的想法是要证明，这不单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而是有众口一舌的基础，是群言堂。从这个动机出发，我也很重视“转引自”的运用，如《龙陈联盟, 胎死腹中》一文，我本可以引自原发资料，但那样，就缺乏了胡平先生的参与。又如在《毛泽东本质》中，关于毛在“富田事件”中大杀异己，和后来的大反“反冒进”，这原是众所周知的著名事件，我可以直接叙述。但我还是找了挂靠的文章和作者。其原因就是证明吾道不孤，更不是姑妄言之。
再则，因为我是一个平头百姓，其实连“平头”都说不上，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五类分子，贱民一个。我每说一件事或一句话，耳边就会响起一个质问：“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是我在大陆听到读者对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和京夫子的《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二书的不同反映而受到的启发。所以我力求我的书要像几何证题那样，每推演一步，必有理论根据，或根据公理，或根据定理，或根据定义，或是根据几何原理而添加的辅助线。总之尽可能地作到事事有所本，句句有根据。而后方能做到：“一分材料一句话，没有材料不说话”。
三则，大量引用正反两方面的言论，旨在把一些资料，如右派的代表性言论和毛泽东及其打手们的罪恶行径，公之于众，留存青史，向当代人和千秋万世的人们，特别是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的读者，通过接触这些资料以明真相、辨是非、别善恶、定功罪，从而达到能当好历史法庭陪审员的目的。
再如：穷举法和点睛法。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一个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
仅从我挂一漏万，所举出的右派言论所涉及，就涵盖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这难道还是“攻其一点或几点”吗? 应该说是面面俱到，几无漏网。历史证明，正确方面和真实方面是属于右派一方的；历史同样证明，共产党方面，如登在《人民日报》上赫然在目的右派言论的标题，所指出的那样：“罗隆基说：共产党处处是错”。所以，实事求是的“指头论”，正如后面以批驳毛说的“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为例，以数学的精确性，算出烂掉九点四个指头，没烂的是零点六个指头。就算如此，这个百分之六的所谓“正确”率，也是相对于中共中央肃反十人领导小组所定肃反政策说的，而这个残暴不仁的政策是正确的吗？何况这个十人小组又是个非法存在呢？
远的不说，单说共产党篡权后，在大是大非方面，有没有人敢对人民，对历史负责地说：“我担保毛泽东做的某一件事情里没有包藏祸心和罪恶行径？”是土改？是镇反？是剿匪反霸？是批判《武训传》？是抗美援朝？是三反五反？是批判《红楼梦》研究？是反高饶？是统购统销？是逼农民买余粮？是农业合作化？是反胡风？是肃反？是反邓子恢“小脚女人”？是反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拥护斯大林主义？是反周恩来反冒进？是反右派？是屠杀西藏、新疆人民？是大跃进？是人民公社？是土法炼钢？是反右倾？是饿死四千六百多万条人命？是反三自一包？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李慧娘》……？是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批三家村？是批《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这本身就又是一个母题……）是在援外项目中挥金如土？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请中国的良心、共产党的忠诚（虽因是“第二种忠诚”而给划了右派）的党员刘宾雁先生来作出通盘答复：“仔细回顾一下的话，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各个方面的决策几乎全是错的，包括外交政策——没干一件好事。”（《谁是反革命？》）
二世邓小平、三世江泽民、四世胡锦涛，各有各的账，都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举不胜举，难于穷举。所谓“穷举法”也者，意在看问题务求全面，立论坚挺，无懈可击者也，你毛泽东不是擅长于诡辩吗？穷举法就是专门解除哪怕像毛似的，无理辩三分者的全副武装，给予歼灭性打击。也就是常人说的“关起门打狗”。穷举法就是“关起门”；狗便再也无法逃遁。
再则，我非常重视别人的点睛之笔，有选择地引而用之，说出我心中有之而笔下无之之意。有些点睛之笔份量较重，由有份量的人，例如刘宾雁说出，较易令人信服，因为一则他是著名右派记者，消息灵通人士，二则他是中国的良心，宁屡受迫害也绝对不说假话的人。如果由我说出，上前读者会想：“你这个人是老几啊？”当然，也还有一种情形，尤其是对反面的材料，只用别人画的“龙”，我来由表及里，作出“点睛”，揭示本质，达到让其原形毕露之目的，
穷举法和点睛法结合起来，就可以避免瞎子摸象，而达到摸着全象，得到真象（truth），即通过真相，得到真理；也即共产党当作谎言总包装的带引号的“实事求是”，却被我们不带引号地实事求是地做到了。
总之，广泛地引证正反两方面的东西，尽量做到穷举而又重在点睛。点睛的要旨在于还原历史，具体到本书，则是：《还原一九五七》。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