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丙：认清反右派运动本质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钱理群教授在前几年提出建立“一九五七年学”。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开始取得丰硕的成果。我认为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对推动下一步的研究是有好处的。为此，我想就写作拙著《还原一九五七》，谈一些心得体会。在我所运用的所有方法中，总结出三个主要的方法论原则，加以介绍。
一 掌握总、分原则：
知“分”不知“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知总不知分，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知总又知分，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对掌握总、分原则的运用，就是在对从“现象”到“本质”，从“部分”到“总体”的认识基础上，再利用对“本质”与“总体”的把握来理解“现象”与“部分”。作为具体方法叫做“总分法”。
前些时台湾举行毛泽东的影展，据说他“微笑”的魅力倾倒了观众，甚至于有的认为，他还是有人性的，过去不应该把他妖魔化为杀人魔王。这使我认为，是蒋中正先生实在对不起这些（仅限于“这些”）台湾人，使他们没能亲身领受足毛主席的“微笑”。我已读到领受足毛微笑的大陆人倾吐的自己的血泪控诉。但我希望人们都来分享右派的感受。著名作家、右派分子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说：“张沪（张沪是他的也划了右派的自杀未遂的爱妻）和许许多多知识份子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之中呢！”（第八十七页）用总分法就会看出“微笑”滴沥着的亿万人的血泪！台湾这部分观众就是一叶遮目，缺乏对毛的总体认识。被毛泽东钢刀直刺胸怀的右派分子，是不会对“笑里藏刀”产生“魅力”感的。
言归本题。经过五十年的研究，我们得出一个对反右运动的总体认识。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郭罗基教授指出：“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这种社会主义叫做主观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的建立取决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一党专权既违反宪法，又违反马克思主义。
“一九五七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对党主，反对党主操纵的主观社会主义。共产党进一步以僭越了的国家政权的力量，来镇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得出的结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在这个正确的命题面前，当时的反右派，和后来的邓小平的“反右必要论”，就不仅仅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方面，而且是倒转历史的车轮，开历史的倒车。
至于说发动反右的手段是阴谋，是阳谋，或是没有预谋，那祇是临门一脚的问题。方励之教授已从总体上对此问题作了科学的论断：“现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并非仅仅与中共一两个政策相矛盾，而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君临一切之上是难于共存的，所以，一批倾向自由主义的青年知识份子与共产党之间的离异，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反右运动祇是加快了离异的进程。”这个“难于共存”，就是共产党所说的“与右派是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学”就是要研究右派前瞻性的大鸣大放是如何推动历史前进，和共产党发动反右派是如何开历史倒车的。这是一个总的大前提。古人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当然，也不能忽略对某一部分，甚或某一微小细节的研究。比如说，我在书中第二篇“反右派运动的归因研究”和两篇论文《毛泽东“引蛇出洞”考》和《中共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前后后》中，论证了“阴谋论”，否定了“阳谋”和“没有预谋”的说法。但在我读到胡平先生的文章中说：“作为毛的医生，李志绥能够观察到毛的情绪的起落。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后矛盾的讲话更能说明问题。李志绥观察到在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胡平是擅长于讲道理的，包括这次，都很令人信服。这倒引发我深思：如果我的“阴谋论”成立，这时候毛何以会情绪如此呢？这的确是如胡平所说：“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后矛盾的讲话更能说明问题。”经过研究，澄清情况：一，这并不完全是李志绥的观察，而是“林克的看法，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一八七）；二，林克在《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中说：“当时毛的确因为患感冒而身体不适，并不是李志绥捏造的我所说的‘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而形体衰弱，精神忧郁’。”（页五十八）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谁说得对，但也不能确定谁说的不对。这就成了“原告一张纸，被告就该死；被告一张纸，两下都有理。”
总分法是正确认识毛泽东和中共的科学方法，别说中共一向是黑箱作业，即便将来档案解密，不用此法，仍可置你于烟雾之中。俗话说：“问路问来人。”司马璐就是过来人。他说：“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最大困难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经过权力斗争，或路线改变的影响，时时被否定或篡改。甚至毛泽东本人的著作，经过一再删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说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鉴定一份中央文件的真伪，足够的原始资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关中共的全面知识，以及阅读的判断能力尤为重要。”（《中共历史的见证》，页四一八）这就充分说明了运用“总分法”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果你认清了毛极端自私自利的恶劣本质，他是一个自私到“家”的人，对他的妻子们都可以翻脸不认，难道你还指望他对你比对杨开慧更有情意，更有爱情，更有亲情，更有友情，更有同志之情吗？认清这一点，就请你放弃一切幻想吧，包括投机心理在内！
如果你认清了毛泽东从来就是品质恶劣，性格暴戾，作风专横跋扈，从大杀AB团、延安整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破口大骂梁漱冥、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革——从肉体上消灭意见相异者李文林、袁文才、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直到小人物田家英，可知，他是决不许可“哪个虫儿敢开口”的。难道他会许可他早已认定是美帝国主义第五纵队、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知识份子在艺术上百花齐放、科学上百家争鸣，并用鸣放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即把鸣放同时引入政治领域吗？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真的是一场阴谋。
实际上，除掉毛一九五七年春季为了“引蛇出洞”而抛出“双百方针”，对知识份子好到反常的程度外，你把他的骨头砸碎也是砸不出真正的“雅量”呀，“宽容”呀，“开明”呀，以及“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因子来的。
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邓小平文选》二卷第三四五页）如果国人把握住邓小平的双手沾满右派的鲜血这一基本事实，和李锐说他和毛泽东一样左这一总体评价，以及国学大师牟宗三说他和毛泽东“是一丘之貉”：“共产党耍的那些文字魔术，都是没有意义的话，你听他那些话干什么呢？偏偏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去捧叶剑英、邓小平，你捧他作什么呢？其实，说穿了，还不是一丘之貉。当年邓小平作副总理的时候，还不是顺着毛泽东的话转，还不是一样地拍马屁。根本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的本质即是彻头彻尾的摧残、斫丧人的廉耻。”那么国人对邓的胡言乱语，就自然会认为：“你听他那些话干什么呢？”
毛泽东冲着邓小平左得过人，才说：“那个小个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所谓“还原历史”，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地还它以原貌。就着总分法来说，就是有总有分：有分无总，祇见树木；有总无分，祇见森林。在拙著中，我是怎样把握这一点的呢？可以从我区别对待邓小平与柯庆施作为例子。
许多写关于反右的文章，涉及到上海，都写那一位“毛主席的好学生”如何如何紧跟，好象他表现得最恶劣。总的来说，我对他的左也是恨之入骨，但我认为，对坏人也不能冤枉。柯在反右中，还真是没有实行他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他还真比不上邓小平、彭真坏。请看我所了解到的他在这方面的某些表现：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报批时，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替他们几位解释了几句。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这些人还是可以用的。”当时在场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柯老的这些话都是最关键的一些话。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是柯老讲了这样的话，石西民一个人是保不下来的。”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问过我。”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科委系统的科技人员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上海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准。柯老把这两个人的材料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让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一整天，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时，柯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他们为什么回来？说他们反党，不过是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绝不会反党。柯老的这种倾向性意见启发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不划右派为好。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在这两个“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终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过关的情节。在反右派斗争四十五年后颇为诧意地回忆说：我一九五七年提出“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得罪了领导，引来了麻烦，但是没有把我划为右派。”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没有划一名右派。
还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柯庆施的著名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里有这样一句话：“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这是何等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续到一九五八年。有一部分“五七”战士实为一九五八年的兵。身为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在那种形势下能喊出这么一句，是有千钧之力的。这个报告是公开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这次党代会前后，不祇上海一地在开党代会，与此同时，各地都有人在做报告。我粗粗对比了一下，更加体会到柯老这句话的来之不易。此说一出，虽不能力挽狂澜，但挡住了一大批优秀人物被划进中国五十五万右派之中。由于柯庆施坚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虽然划了一万五千四百一十九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邓伟志《如何评价柯庆施》，《党史纵览》二零零三年第九期）比如说我们河南省，官方数字是七万零八百六十九人。
同理，陈伯达是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贯地“左”，自不用说，但他在反右中就没有胡乔木表现恶劣，起码他没为《人民日报》写过一篇反右的社论，而胡乔木却是反右社论写得最多，最恶毒的一个！
我们既然认为，对坏人也不应该冤枉，那么，对毛泽东也当然不应该妖魔化。实际上，毛泽东之凶恶，之邪恶，之丑恶，之罪恶滔天，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直到现在，有关资料仍大量密封于黑箱里，只存在估计不足的问题，尚不存在妖魔化的情况。相反，对毛认识的错误，大多是发生在对他的妖魔性缺乏认识；尤其是面对着官方的、民间的、政论的、传记的、散文的、诗歌的、戏剧的、影视的，充斥着无耻的编造，肉麻的吹捧，无限制的美化与神化，兴“热”作浪；缺乏抵制。总分法要求从总的倾向与个别表现相结合地看问题，而不要抓住芝麻丢掉西瓜，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最后我还要提醒一点：如果毛本身就是妖魔，并且是妖魔中最恶最恶的恶魔，超过了斯大林、希特勒，那么，当人们提到毛泽东这个恶魔时，难道还用得着妖魔化吗？妖魔化论者就是对总体情况缺乏明确的认识。为什么德国和俄国就没有人出来说“妖魔化”斯大林、希特勒呢？中国人呀中国人！刘宾雁生前曾气愤地说：“活该受统治！”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