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第二,毛泽东精辟地阐明了“是”的内涵,肯定了物质、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他明确指出:“‘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毛泽东对“是”的这一科学界定,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在实际工作中,有的人常常把“实事求是”仅仅理解为“务实”,而忽视了“求是”,往往容易导致经验主义。“求是”的深刻涵义是要把握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
驳论之二:毛的“求是”,有甚于缘木求鱼
上面提到,实践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这当然是实事求的应有之义。否则,你“求”到的是不是“是”,是“真是”还是“假是”,由什么来检验呢?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导致中共高层的权力重组。据作者之一胡福明的回忆文章《真理标准讨论与解放思想》中说道:
“《人民日报》第二天转载了。当天晚上,就有毛选办公室的负责同志给胡绩伟打电话,指责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宣传‘不可知论’,政治上‘很坏很坏’,是‘砍旗的’。汪东兴尖锐批评了胡耀邦、杨西光、胡绩伟等同志发表实践标准一文。刚刚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面临夭折的可能。”
又据参与写作的孙长江回忆:
汪东兴说:“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机关威廉希尔体育官网单位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又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是毛主席肯定的,不能批‘四人帮’把毛主席也批了。”(在山东视察时的讲话)
《人民日报》原来的总编辑吴冷西打电话给当时的总编辑胡绩伟,批评这篇文章是方向性的错误,政治上很坏很坏。说毛主席思想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成其为真理,是根本错误的。作者的意图是引导人们怀疑毛泽东思想,目的是“砍旗”。林彪说“一句顶一万句”,难道一句顶一句还不行吗?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管意识形态,也是中共中央党校的第一副校长汪东兴,就说文章是对着毛主席来的,他们是代表哪个中央?当时《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则说,毛泽东思想只能维护,不能创新,不能发展。(孙长江:《我的一九七八》)
“诸公衮衮登台省”。这些舆论阵地的领军人物,都自以为是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高举者,说出上面那些话,显示出一种当年红卫兵“誓死捍卫”的气慨:“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它的狗头!”难道他们不知道“实践”派的论点是毛白纸黑字写在书上、红嘴白牙说出口外的吗?真是大煞风景!他们的“捍卫”还有啥意思?其实他们是充当了安徒生童话故事中说实话的小孩,但却把老娘偷养汉子的丑事兜露了出来。新编的童话把原来的故事翻了个过:皇上在众臣簇拥下,走在大街上,没穿内衣,空空荡荡只披了件外衣。是傻小子跑到跟前,给他剥了个赤条条一丝不挂。“外衣”就是皇上宣称的“实践标准”;光了身子就露出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这就是皇上诚于中的真理标准:“朕说了算”。邓小平心知肚明,他后来继承毛的衣钵、宣称的“实事求是”就是那件外衣;光了身子则是:“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可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始至终是欺人之谈,也是自欺欺人。现在邓小平用这个真理标准把华国锋赶下台,一朝权在手,真理标准就改成了:“我说了算,不争论!谁敢跟我抡起批判的武器,我就跟他来武器的批判。”
既然讨论真理标准之意不在真理,那你就别再具体分析谁在哪一点上有几分道理了。例如当时“凡是”派反驳说:“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难道你能说它不是绝对真理吗?”在一九五零年代初,我是在李达著述的《〈实践论〉〈矛盾论〉解说》导读下学习的“二论”。李达说:“人类社会都要到达于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在百年前认识人类社会所得到的结论。这一结论是客观的绝对真理。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努力,已经逐步接近于这一绝对真理了。”(页九)在今天,实践已经证伪了马克思的“绝对真理”;非但“绝对”,“相对”也不可得,实事求是地说,是罪恶滔天。可在那时,“凡是”派自以为抓住了洋理,是何等地为他们对“实践”派的将军而欢呼雀跃、自鸣得意呀!实践派在凡是派的挑战面前只好挂免战牌,“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两派,所有的共产党人,在不愿、不敢、不能实事求是这一点上是一丘之貉。他们,两派,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是在放弃“实事”的基础上“求是”的;放弃“实事”来“求是”,岂不是缘木求鱼吗?他们会求到“是”吗?而他们自称是求到了“是”,而且是“大是”,即不仅是“真理”,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而不变的“人类社会都要到达于共产主义……这一客观的绝对真理”。
返回争论的出发点。说来说去,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践”派、“凡是”派两军对垒,都是在争长子继承权,争摔“高举”的老盆。所以邓小平并不在应不应该“高举”上做文章,而是转移议题,提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邓小平文选》一卷,页一二一)
实际上不是四个字,而只有“求是”两个字。我前面说过,这是在缘木求鱼。我现在还要更进一步说:这是“尤甚于缘木求鱼”!为什么?孟子曰:“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孟子•梁惠王上》)
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由错误认识导致的最严重的、最惨烈的社会实践。这提醒人类:放弃“实事”、而来“求是”,认识不先于实践、重于实践,至少是穿插于实践,则“后必有灾”;这是必须记住的教训。如果好了疮疤忘了疼,有人再来用盲目实践忽悠你,叫你为实现无中生有的乌托邦而奋斗!你可千万不能再轻信,你一定要认识准了再干,并且在干中求证认识。总之是先“实事”而后“求是”;这样,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愤青是再也不能当了!人们要互相揪着耳朵问一声:“你忘记了共产主义带来的数以千万计、万万计的生命、财产和无法计量的精神的损失了吗?”这是二十世纪留给人类最严重的历史教训。
第三,毛泽东科学地阐释了“求”的基本内涵,肯定了人们在认识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指出:“‘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去认识世界,探索规律。里的“求”不是一个静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飞跃到实践的不断深化,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
驳论之三:毛是他一人在“求”,让万众盲从
就像盲从、迷信是认识、求真理的死敌那样,清醒、明智是愚民政策的死敌。毛以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号召天下。其实,他是心不照口、口不照心,坚决实行愚民政策的。他对臣下的要求是:“磨道的驴——听喝!”就是,驴拉磨,戴上蒙眼,听从吆喝:叫走就走、叫停就停。必须做到迷信、盲从,稍有不从,则施以鞭策。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是运动治国、运动治党,群众运动、运动群众;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乌有的。有是有,就是不让你知道。说“若驱群羊”,或比作“磨道的驴”,都是一个意思,都体现了他的愚民政策。还可以让比喻来个现代化,比作“电脑”。实践就是改造;对人改造就是洗脑;要删除净尽原存资料,输入新的文件,导师毛泽东的思想便是总的程序设计,继任者邓小平又是号称总设计师。从毛时代起,中国就成了电脑大国:那时是“八亿神州尽电脑”,之后是“十三亿舜尧尽电脑”。但脑里的软体——毛泽东思想是个宝,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场球赛打胜了,都要说是一支毛泽东思想的响彻云霄的凯歌。幸运的中国人,还用自己“求”什么呢?大家只用发挥受动性,由一个大脑来发挥能动性,“求是”就绰绰有余了。
因毛泽东赋予其崭新的科学内涵,这就使“实事求是”成为一个包含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的科学的哲学命题,成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见,毛泽东正是运用“实事求是”这条中国古代成语,科学地、简明扼要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把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升华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使它成为既具有科学的哲学涵义,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全新命题。这是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古代哲学与传统文化,对“实事求是”命题进行创造性的阐释,用“实事求是”来表征自己的哲学思想,使之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并应用“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形式去创造性地阐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毛泽东在哲学史上的重大的理论创新。
总论:毛的“实事求是”是实事求是的反义词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反义词”说,我就要请反面教员来给你上课,题目是“论大跃进——中国怎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伟大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今天(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上登的是‘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我看这个话好……我们不是狂人,是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者。”(罗平汉:《“大跃进”的发动》,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P三六,一五四)。如果你年龄太小,没赶上大跃进年代,就请上辈给你补补这一课。然后你再回味导师说的大跃进农业高产卫星上天、钢铁元帅升帐“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我们不是狂人,是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者”。恐怕你就会发出浩叹:我们的导师怎么能幽默到这步田地呢?年青人!这不是幽默。说大跃进是实事求是的,这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词典上的“实事求是”之真谛。他说的“实事求是”就是弄虚作假。世人皆知,大跃进是天大的弄虚作假,他偏说是“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又如,面对四千六百万饿殍,他却说:“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在反右中,他说:“人们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这里处处显示出毛主席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是天下之大勇者。我不知道除了他之外,还会有任何一个人会说:大跃进“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在文革中有“恶攻”的罪名。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这一句毛主席语录就是犯了恶攻罪,不过是他在恶攻自己。
《资治通鉴》,这部书毛主席看过十七遍,宋人司马光在书中引用旬悦的话说:“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这里说的“核其真”就是“实其事”,而“受其X”则是“求其是”,合起来就是从古到今常人所说的实事求是的本意。而我们伟光正的党及其领袖则适得其反。因为不肯首先“核其真”,所以所有“求其X”几乎是无有不错的,即以“受其刑”一项为例,你去调查吧!冤假错案率不能达到百分之百,就称不起是“实事求是”的。
由于毛泽东要搞反义词,并用来考核德、能、功、罪,所以当他用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党时,就造就出一班“风(跟风)、马(拍马)、牛(吹牛)”党乾和党员。群众对毛提出的党的三大作风,遂作出了拨乱反正、去伪存真的解读:“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根据“负负得正”的原理,这个解读倒是符合了真正意义上、不挂引号的实事求是。
什么是反义词?为什么会出现反义词呢?这不是一个语法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反义词就是与该词的表面价值适得其反的词,例如毛说反右是个“阳谋”,事实证明是个“阴谋”。
让我们分析:(一)挂羊头卖羊肉是实事求是;(二)挂狗头卖狗肉也是实事求是;(三)唯有挂羊头卖狗肉,才是弄虚作假——成了实事求是的反义词。羊头代表善,狗头代表恶,实事求是代表真,弄虚作假代表伪。(一)是真善,(二)是真恶,(三)是伪善。毛搞的是(三),是用伪善来推销真恶。又如,大跃进是善,果如他说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这就成了真善。大冒进或大跃退是恶。如果事实是大跃退而却对它宣称是合乎实际的大跃进,则是十足的伪善。属于(三)挂羊头卖狗肉。毛主席对挂羊头卖狗肉是深恶痛绝的。他当年为抵制国府的“统一”要求,曾说 :“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泼妇骂街,溢于词表。 我这里说的,只是指“行挂大跃进羊头,卖大跃退狗肉”。至于毛说的:“行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这该是“不识人间有羞耻事”的人的天字第一号的夫子自道。
搞反义词的根源在于,反面人物要讲正面话,假装正经,即婊子要树贞节牌坊。所以就只能口“正”心“反”了。这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已经不是一道风景线,而是凡事皆如此的普遍现象了,诸如,到处皆是的贪污犯大讲廉政建设。这是没法子的事情,因为能讲廉政的只有贪污犯,而廉政讲得越生猛的人,贪污量也越大,级别也越高。你没听说过“大贪污犯作报告、小贪污戴手铐”吗?
共产党把自己的篡政行为,美化为“解放”。什么是解放?《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道:“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特指推翻反动统治:解放区| 解放思想| 解放生产力。”谁不愿意追求“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呢?可解放后让人领教的却是肃反、镇反、剿匪、反霸、土改、三反、五反……绞肉机日夜隆隆盈于耳;挨整、被批、思想改造更是日日斗、月月斗、年年斗,没完没了;饥肠辘辘还要被逼着交余粮;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 。被杀、自杀、饿死的人无计其数。无怪当时香港人民拒绝解放,一定要“祖国”跟他订条约,保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即,保证五十年不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剥削、奴役下“解放”他们,他们才回归祖国。同样的原因,也难怪台湾人民宁肯选举主张“台独”的陈水扁当了两届总统。
这样,“解放“呈现的就成了它的反面现象:束缚、挨整、监控、监禁、被告密、啼饥号寒,恐怖笼罩、被杀、自杀、饿死……至于共产党所大事散布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在农民的心目中则彻底地失去了信仰,民谣为证:“社会主义好,天天吃不饱。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拉犁就拉耙。社会主义优越性,吃不饱也不敢吭;吭吭就是反革命。”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泽厚说:
我们是以社会主义作为目标的,我们是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用国家把社会“吃”掉了,“国家”把“社会”吞没了,一切都听命于官方,听命于官员!从幼儿园管到火葬场,从婚姻登记就开始管,而且管到火葬场以后,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政府还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后辈。在谈到他(她)的后代的时候,还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个什么人,真是荒唐之极。总之,国家代替一切。
什么叫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才叫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社会的繁荣,为了社会的自主,为了社会生动活泼地自主向前发展。我们反对过去的政权对社会的压制、统治、限制,所以我们是为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一群人。我们组成一个党,就是不满意原来那种国家对社会的统治、限制、专制!是为了社会解放,不为了社会解放,你搞什么社会主义啊?(李洪林:《朱厚泽的精神财富》,《往事》第一百期)。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也变成了它的反义词:消灭“社会”的“主义”。
毛泽东的所谓“实事求是”,经过考察而证实,适得其反。仅就反右派运动中所涉及的词汇,列举如下:
整风——虚晃一枪;群众运动——运动群众——炮灰主义;一人天下——党天下——人民的江山;阳谋——阴谋;言者无罪——无罪之人言之无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鸣大放——放屁有利论;香花——毒草——肥料;百家——两家;(文革中江青表述如下: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老娘的);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死硬派;人民内部矛盾——窝里斗:整人——帮助;摆实事,讲道理——胡乱捏造,上纲上线;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需要对你专政就划你是敌我矛盾;辩论——及物动词:声讨;右派帽子——紧箍咒——枪毙政治生命;思想改造——枪毙灵魂;劳动改造——折磨肉体——消耗生命;给出路——爬狗洞;坦白交待——自辱人格,痛骂自己,迎合上意,自我栽赃;丧尽天良——进步分子……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