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7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王年一、何蜀、陈昭三位先生在他们的文章中说：
毛泽东习惯于以“打招呼”来强行统一思想。所谓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颁布“最高指示”，全党与全军干部只许恭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对毛的意见谁若想不通，就必须赶紧“转弯子”。毛泽东这一次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于一九七一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二十八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十三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要当主席”。然而，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三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如此作为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一九五九 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也不是一九六六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当代中国研究》总第八十五期 ）
邓小平从实施毛的阴谋，到对右派的残酷惩处，可以说是把“瓮”烧得火红，简直是做得断子绝孙。毛泽东却对他来了个“请君入瓮”。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其中就有两起两落是毛对他玩的猫吃老鼠。我们从最后的一起一落中，例举毛是如何对他施行“引蛇出洞”的阴谋的。
江青通过大反“经验主义”反周，旁及邓和大批老干部。邓告了状，毛在一个批示中敲打了江。邓在借贯彻批示精神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伙同叶剑英，猛烈地向江青开炮，历数她近年来所犯错误，除了这次大反经验主义之外，还联系她屡次违背毛指示，“另搞一套”。让四人帮尝到了邓的厉害。会后，王洪文向毛报告了江青遭到“围攻”的情况。毛警觉到邓说出周想说而不好说的话，与周合流，这样一来，党内的复辟势力将如虎添翼。于是，毛对邓就采用了他“引蛇出洞”的拿手好戏。
毛表态支持政治局会议对江的批评，随后又指定邓取代王洪文主持批江的会议，给他充分的表演机会。
邓在他主持的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围绕自一九七三年以来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帮结派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拍了桌子。王洪文、张春桥作了检讨, 江青则表示：“对问题还得消化一下, 再作进一步检讨。”（《晚年周恩来》第四六四页。以下多取材自此书）
毛通过观察，深为忧虑：邓的强势作风，如在他身后搞翻案，则是无任何力量可以堵挡的。所以，就进一步引他出洞：更委以重任，让他接替王洪文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
政治局会议后，毛特意让江青登门拜访找邓小平“谈心”。毛也找邓谈话，肯定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说：你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一再鼓励邓要把工作干起来，并表示：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
邓小平作风强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面杀“四人帮”的威风，江青也不得不检讨自己另搞一套所犯错误，承认她无组织，无纪律，自作主张，随便乱讲话，表示：“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同时也承认了“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一方面，邓大张旗鼓，快刀斩乱麻地进行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
毛冷眼观察，已觉察出邓要动摇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全面否定文革，但仍在表面上不动声色，大摆“扬邓抑江”一类的迷魂阵，诱敌深入。特别是，毛对轰动当时的《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玩了个假要离婚的鬼把戏。据传说，邓批：“同意离婚”。
邓打着“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加大整顿力度，两个钢铁公司对着干；声称“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毛不承认“三项指示为纲”，只承认“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何况邓心目中只是重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项?
又如，邓在政治局会议上，居然提出应该解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认为把登报《反共启事》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这个叛徒集团正是文革的 “重大成果”。尤有甚者，邓曾对当时在上海担任领导工作的老干部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对江青的批评，并点了张春桥的名，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企图挖《四人帮》大本营的墙角。后被马出卖，密报王洪文。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使毛泽东确认他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准备伺机予以歼灭。但为了稳住他，遂让他继续表演。毛对江青在大寨大谈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宣称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还故作姿态地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文革大年表》第三八一页）
在周恩来的生命名存实亡的时候，毛抓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给毛的一封信（信中批评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两人生活堕落，专断独行），大做文章。刘冰将信交邓小平转呈。毛觉得那封信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他的，而且觉得邓偏袒刘。
毛多次与毛远新谈：“邓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 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传达毛主席对刘冰信的批示，直接点了邓小平的名，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一场雷厉风行的“批邓, 反击右倾反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毛泽东如果再多活一、二年, 邓小平这条蛇恐怕就只有翻肚子了。在这里，真正是“你死我活”，毛不死则邓难活。
人们总以为，以周恩来的精明强干，毛决不会对他也来“引蛇出洞”这一套吧！事实证明，毛对周也来。
人们多听说毛批评周的四句顺口溜：“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周从毛抓住外交部内部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小题大作，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冲着他而来。惯于运用“败狗”战略的他，对毛坚持顺守，曲意奉迎，磕头如捣蒜，检讨如雪片。怎奈“克己从人人不谅”，终于，“毛泽东抓住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纰漏’，亲自出马为蓄谋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台锣鼓，指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如果苏联人打进来了，他要当儿皇帝！随后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的‘右倾投降主义’。周由此经历了晚年最大的一场劫难。”（《晚年周恩来》第四五八页）
所谓“引蛇出洞”，正是要引出“纰漏”。下面，我们要根据上书的资料，说一说，纰漏是什么？怎样引出的？怎么激化的？怎么收场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谈话的主题是“联美整苏”。事后基辛格写道：“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周当然更会注意到这一点，知道毛近来对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气是来自嫌他在外交上抢了锋头，因而在对基辛格会谈中谨言慎行，处处把毛放在前面。
会谈中，基辛格按照惯例向中方通报苏联军事动向，对外传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报道，探询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报、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战争的“热线”等内容。为人一向谨慎的周当然知道兹事体大，请示毛后答以：现在不谈，等打起来再说。
十三日晚，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同周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来不及请示毛，就谈了，但并未表态，只是表示报告中央，明晨基辛格上机前再予答复。奇怪的是，第二天早晨，周并未请示毛，擅自表态：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毛似乎正在等待着周迈出这一步，以便他出师有名，兴师问罪。他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基谈话记录。为了不让周这次滑过去，老于权谋的毛，授意王、唐二人不露声色地找周本人核实谈话记录。周还蒙在鼓里，以为只是技术性问题，并未在意。
随后，根据毛的旨意，王、唐二人四处散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
十一月十七日，毛亲自出马，对周及有关外交人员， 放出狠话：“当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 谁要搞修正主义, 那就要批呢! 你们要有勇气, 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主要是批周恩来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
周又是检讨，又是解释，又是送信，又是给自己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而毛却认为他是敷衍过关。
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周开炮，想趁机在政治上把他搞臭。她胡搅蛮缠逼周交代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按毛定下的调子，给周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弄得周连话都讲不下去。
周不大相信是毛的意思，还以为又是江青在无理取闹，所以尽量克制，希望毛能出面制止她的这种搞法。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根本不容分说。周对这种政治上的栽赃侮辱，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周的顶牛，正好给毛以大做文章的口实。毛随即下令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会议的名单，除了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飙参加以外，还有邓小平。这样，批周的政治局会议就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持人由周改为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担任毛的联络员, 毛通过她们遥控会议的进展。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五日，对周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为了给会议加温，会议一开，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传达毛的批周最新指示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小时，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外交方针， 因此要“甩石头”（此语是毛对林彪所用策略，意为发出警告——高文谦注）毛还危言耸听，说周要当苏联的儿皇帝！
周才猛醒过来，原来不是江青和他过不去，是毛本人的意思。行了，就按毛定的调子给自己扣帽子，泼污水吧！
会议的发言：“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等一类提法比比皆是。墙倒众人推。更有人乘机泄私愤，翻老帐，狠踹周一脚，江青提议并经毛批准，成立了批周帮助小组，由四人帮和汪东兴、华国锋组成——江青开炮，甚至于提到路线斗争高度，说什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已是见多不怪。问题是邓小平的发言，对周做了诛心之论，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周曾求见毛，当面做检讨，被一口回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周低首下心，唾面自干的姿态，再加上毛刚过林彪事件，形势刚稳，离不了周收拾这个烂摊子。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 。
怎么一个谨小慎微的，以“外交无小事”作为秉持的人，怎会作出胆大妄为、自作主张的事呢？简直不可思议！原来他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曾打过电话向毛主席请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毛认定他入睡后周是决不会打扰他的。周的警卫曾记载了他在办公桌旁团团转的情况；事急又不能等，于是，出于关心和保护主席的安眠，便“自作主张”地做了本属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不料中招而祸从天降。
阴谋的尾声更有意思，实际也是更可鄙。毛嫁祸于人，让王海容、唐闻生背黑锅。他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对此，王唐二人私下发牢骚说：“他做脸, 我们做屁股。”他这般卑劣鄙俗，连两位小姐都看他不起。
俗话说，“看了《三国》戏，低头就是计。”纵观毛泽东一生，一举一动尽是做戏，一颦一蹙全是诡计。这当然不能简单归结于他自幼就把《三国》当成人生教科书。而是更复杂的原因，造成毛又阴险又恶霸的作风，毛十六岁时写的狂言《七绝，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倒是毛个人专权，决不容他人在权力上染指；不容他人在政见上置喙的心态的活灵活现。
在这众多事实面前，阳谋说和变卦说（原无意反右派，后来才变卦的）再也无存身之地了。况且，持那些说法的人，也多是，说着说着就就变换了主题, 反而成为对“阴谋说”的论证了。
我以王若水先生为例加以说明。他说: 毛“在提出这个方针时，这既非阴谋也非阳谋。毛泽东当时确实是想走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诚然，毛开始时预料会放出一些毒草，但并没有想到有这种规模（这话不对。第一，毛想到的比这种规模要大得多，甚至想到呜呼哀哉重回延安；第二，毛在五月十五日告知高层要反右时，主要毒草都未出土，规模仍是小得很；第三，退一步说，如果规模小到只跳出一人，此人名叫胡风，又当如何？——紫丹）；他主要希望看到大量香花，他要保护这些香花。他自己也是一朵香花， 被那些教条主义者指责为毒草；他现在要保护那些新的香花不被误认为毒草而遭到践踏（?）。从整风以后，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批评的尖锐程度超过了毛的预料，当时干部的怨气也超过毛的预料，于是，他来了个急转湾（与文革时干部的怨气发展到形成“二月逆流”相比怎样？他为什么没来急转弯？），”（《新发现的毛泽东》第二七五页）且看他随后在第二九三页又是怎么说的？——“在这次会议（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看出（毛和刘、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训上，刘少奇强调搞好经济，关心人民生活，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毛泽东则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周恩来强调稳妥可靠，批判了一九五六年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则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错误难免。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来年‘反右派斗争’的杀机；在第二个问题上，则为其后的批评反冒进和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好一个“杀机”！先一年有“杀机”，“来年”动手杀，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哪里用得着“急转弯”呢？
由“杀机论”导致“急转弯论”，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而在事实上，二论则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只有毛先有“杀机”，后来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才会有“急转弯”，同时，这也才叫做“急转弯”。
我所以说王先生发现的这个“杀机”好，好就好在，这使我们看到，毛一九五六年怀有 “杀机”后，一九五七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宣传会议上以及天安门城楼上，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所表现的态度诚恳，开放开明，温柔敦厚，谈笑风生，活泼风趣，甜而且美，脸上堆着笑迷迷……这一切，是为中国人形容阴险毒辣，阴谋诡计的词语——“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作了一个血腥的表演。同时使人们反思到，如果不是出于阴谋，他的这番表现，与对梁漱溟的泼妇骂街，对胡风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极端反常的，也与他“哪个虫儿敢开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恶霸作风，绝不相容的。一脉相承，你看邓小平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如何把“杀机”变为血肉横飞的。王若水先生在《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读李洪林的〈中国思想运动史〉》一书中说：
关于“六四”，作者指出，当局如何一步一步为戒严和军事镇压制造借口，“显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战争解决问题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对手一网打尽。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有计划的阴谋’……如果广场上的绝食早日适可而止，拔腿走人，阴谋家们将极度失望，因为学生们没有落入圈套。而学运领袖的失策，正好对方的阴谋得以完全实现。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我多么希望那些身在海外的学运领袖好好反思一下这个教训啊。（《当代中国研究》总七十期）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