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6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刘少奇，但是，是从《海瑞罢官》开的刀。吴晗搞的是遵命文学，毛曾赞扬过演海瑞的马连良的演出和吴晗的剧本。怎么到后来又成了“要害是罢官”，要为彭德怀翻案呢？吴被置于死地，原来他在反右时是冲锋陷阵的英雄，有名的大左派，现在他才噬脐莫及，咬破自己的舌头，写了四个血字？“悔不当初”。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也是一个“引蛇出洞”的连环套。从开始，署名不用张春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不在《解放日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发表都是为了避开官方色彩，便于讨论（钓鱼）。叶永烈的《江青传》写道:
江青不断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指示”，以求“扩大战果”：“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会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上海《文汇报》刊登各种反姚文章，为的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
于是，“向阳生”出动了——向阳生，也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
于是，“方求”出动了——方求，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写作组（第三零一 页）。
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马达在他的自述《是阳谋，更是阴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中写道：
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夕，阴谋就已经施行。我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为市委起草向中央的工作报告，并随市委第一把手去中央参加会议，起草发言稿和会议传达稿。一天中午，我到张春桥的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是相连的），看他正埋头修改文件，我问张：“你修改什么文件？”张诡秘地说：“我在改《文汇白头情况》。”我听了一愣，我怎么没有看到过什么“白头情况”？我回到办公室问秘书，秘书说要问一室主任。当时规定，凡中央下发的电报、文件及上海各部委上报的情况，都要交正副秘书长传阅。一室主任告诉我：“《文汇白头情况》是张春桥亲自安排的，连标题、样式、字体大小都是由他定的。共印十二份，其中十份交‘客人’（江青的代号，她正在上海）专送在杭州休息的毛主席和她控制的北京写作班子。上海只发张春桥、写作组两份，陈丕显发过两期，后来停了。据说连周总理也看不到。”说着，他把刚从市委印刷厂保密车间印好送来的《文汇白头情况》让我先翻一翻，我眼睛扫了一下，主要是批《海瑞罢官》的反应。
原来，江青、张春桥一伙利用《文汇报》作为他们控制的工具，由当时《文汇报》负责人为首成立一个三人小组。张春桥每天和《文汇报》负责人碰头一次，传达“上头”的精神，布置采访对象的名单和要求，要报社在上海和驻北京办事处的十多名记者逐个去访问他们要访问的人。名义上是让记者征求对评《海瑞罢官》一文的意见，实际上是摸底，了解对方的思想动向，把采访对象的心里话掏出来，还规定“只听不说”，“谁泄密，要追查”，然后详细整理出一份份情况上报。同时，由姚文元拟出二十多道选题，要市写作组和报社针对采访对象的观点，准备批判文章。姚文元还特地交代，“批判时要用吴晗本人文章及为《海》剧捧场及辩护的论点，作为展开论战的对立面”，要“揭露它（指《海瑞罢官》）是为反社会主义势力说话的毒草”，要说明“这不是学术论争，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张春桥、姚文元事先已定下调子，准备打棍子，进行围剿。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见报后，当时并未引起读者关注，因为姚文元的名声不好，他的文章又强词夺理，因而青年学生中无人响应，知识界更不予理会。在二十天内，《文汇报》仅收到三篇来稿。张春桥本想在《文汇报》抛出这一黑文后就可以撒网钓鱼，可是只有马捷等几位作者发表文章，批驳姚文元不讲史实、任意扣帽子的文风。张春桥看了以后认为没有知名人士的文章，成不了气候，于是布置《文汇报》在上海、北京分别召开文学界、史学界等知名人士座谈会。会前说：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账；会议结束时，却突然宣布：要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到会者目瞪口呆，惊呼“上当”。张春桥、姚文元又布置报社“捉刀代笔”，“组织”了四封所谓的“读者来信”，张春桥还特地加了个“编者按”，假惺惺地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为了引起读者注意，张春桥指令报社将这个“编者按”连续刊登了六天。暗地里，他们派记者去了解参加座谈会的人发言的动机和思想状况，把没有讲出来的话再挖出来。同时，按照论点排列归类，凡是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都被列为“右派人物”和“右派言论”。善良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料到：他们以坦诚的胸怀，以史实为据，发表评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反对压制学术讨论，却一个个坠入了张春桥一伙预先设计的圈套。当这些知名人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后，一份份按人头整理的所谓“右派言论”的《文汇白头情况》接连上报，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所谓批判“右派言论”的选题计划也一一布置下来。在座谈会开完以后，一场以“百家争鸣”为幌子的闹剧刚刚鸣锣，就草草收兵，而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战场却已经摆开了。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对《文汇报》记者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人，吴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翦还公开声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不久，他便遭造反派揪斗，含冤而死。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在座谈会上说：“目前报纸的做法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一、戏剧艺术和历史科学是两个问题，两个路数，戏剧和历史有关系，但关系究竟怎么样，可以讨论。二、清官评价问题，清官屁股坐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这对史学界来说似乎已经清楚。以前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的问题，这一点还可以讨论。这样说，那么，在蒋匪帮时代，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呢？”他讲了大实话，可是被张春桥定为“坚决打击对象”，几次被揪到山东曲阜批斗，造成全身瘫痪，从此卧床不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因不同意姚文元文章，发表了实事求是的意见，被姚文元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李平心临死之前，在病中对人说：“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想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他满腔悲愤的话，是对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有力控诉。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按照周扬建议，创作了京剧《海瑞上疏》，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一九五九年八月就上演了，比吴晗《海瑞罢官》早两年，跟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包产到户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而江青一伙硬说《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一“骂”一“罢”，南北勾结，向党猖狂进攻，周信芳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遭受无休止的批斗，隔离，坐牢，直到被逼死为止。张春桥正是在编审《文汇白头情况》中，给一个个所谓“右派分子”、“右派言论”划框框，定调子，造成遍及全国的文字狱。“文革”初期，张春桥在上海把贺绿汀、周谷诚、周信芳、周予同、李平心、李俊民、瞿白音、王西彦等八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在批《海瑞罢官》中蓄谋已久的阴谋。
一石激起千层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论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通过打吴晗，对彭真来说就是引蛇出洞，这叫做“打了孩子娘出来”。果然，彭出来讲什么“学术问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云云。他要中央出个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要他制订，并且毛也不要看。这便是铺向被打倒之路的大毒草《二月提纲》的出笼。整个发动文革，就是这样一个引蛇出动的过程：吴晗——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四家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邓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毛躲得远远的。刘邓派工作组，前去向他请示。他不但不事先阻止，反而心怀叵测，“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刘邓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张派遣工作组。电告毛泽东，毛复同意。当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到不可开交时，刘少奇、邓小平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在文革汇报会上指示李雪峰、吴德：打右派学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十三日，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和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斗争和戴帽”。（《文革大年表》第一二零页）他们把毛泽东对右派“引蛇出洞”的恶毒阴谋，来了个东施效颦。他们在“引”学生的“蛇”，却不知道，这样一来他们本身这条“蛇”正好被毛“引”出了“洞”。古人有言：“螳螂方欲食蝉，而不知黄雀在后，举其颈欲啄而食之也。”火候一到，毛宣布派工作组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无毒不丈夫的大巫斥责小巫：“又何其毒也！”
毛对刘的检讨说好，特别是后半更好。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他一面要稳住刘，要他坐以待毙，直到要他的命之前，还好言相劝：“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另一方面，是要看清中央其他人对刘的态度。结果，陶铸把鬼话当作人话，顺竿而上，便当上了“全国最大的保皇派”。
毛对他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林副统帅怎样施行“引蛇出洞”的毒招呢？他以“不设国家主席”刺激他跑出洞外，作出反应。因为这不是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是废除他当接班人的问题。闹腾了半天，捞了个陈伯达当替死鬼，进行“批陈”整风。毛泽东的难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把林捧上了天，把林接班人的地位，写进宪法和党章里。仅凭他说过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如今，“我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一句也不顶，等于零。”就可以废黜他吗？就可以昭告天下吗？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即便国人不敢巷议，也恐难免于腹非的。
毛南巡，对各大军区政委、司令员进行吹风，透露林的问题，又是唱《国际歌》，又是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像一个丑角演员，装腔作势，作出破斧沉舟之势。但作为阴谋家，他却达到了目的。他是为了敲山震虎，让林彪听到风声，就会感到走投无路，作出过度反应，甚至狗急跳墙。这正是他为他设计的一条自取灭亡之路。当然不能设想如折戟沉沙那么样地神机妙算。而是，只要林作出过度反应，毛便可变被动为主动。事后证明，毛对林真是做到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