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5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你只用看看毛泽东在会上会下，以及会后的所作所为，就要佩服王若水真是有见地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 ‘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两顿干饭，一顿稀饭），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一零一九）
可在会下呢？“他（毛）有一天跟我说：‘应该改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三七三）
刘少奇在会上说：“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位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三三七页）又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同上四二一页）
“毛为此很不满意。毛在会议后跟我说：‘开会不讲阶级，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些，讲什么天灾和人祸。我看这种讲法的本身，就是灾难。’但许多干部都同意刘少奇的看法。”（《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三七二）
彭真说：“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百分之零点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次日， 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的回顾》，一零二六页）
“林彪说：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在就修改林的讲话致田家英、罗瑞卿同志的信中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同林彪的讲话相反，少奇同志在讲话中，用‘一个大的马鞍型’来批评‘大跃进’，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过五年十年后‘再来总结经验’，‘作出结论’；他还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等。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同上，页一零四五）薄在另一处说：“我认为，这是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同上，页一零三七）当时把林彪、陈伯达、柯庆施这类干部称为“风马牛（看‘风’驶舵，拍‘马’屁，吹‘牛’皮）干部”。
“林讲话以后，毛从主席台走回一一八会议室，一路走一路说：‘林彪的话讲得多么好哇。要是党内的领导人，都有他的这个觉悟，事情就好得多了。’”（李志绥《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页三七五）
在会上，“毛主席还诚恳地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的回顾》，一零三零页。）
胡乔木说：“毛主席并不是不了解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比他熟悉，比他谨慎，可是毛主席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简直把他当做所谓党内的右派，这好多同志都是这样讲了，也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这样讲。”（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页二三五）
毛在陈云的财经小组报告上面批道：“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在毛有生之年,陈未再在政坛上扮演要角。直到一九八零年，邓小平复出后，陈才重返政治舞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三七八）
毛在会上说：“犯了错误，就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对于那些被错误处理了的干部，一经发现就要甄别平反， 向他们赔礼道歉；而这些干部也要从逆境中受到益处和锻炼。”（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一零三四）在后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又申斥彭德怀‘要翻案’。彭在六月份交了一份申诉书，说明自己没有组织反党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彭‘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类莫须有的罪名’。毛指控彭不但里通苏联，还勾结了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反动势力。于是全会跟着毛的指挥棒转，对彭进行缺席审判，说彭和国际反动势力一起搞反华反共大合唱。”（《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三八一）
也就是在这次全会上，毛大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大反“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正如：七千人大会让“出气”，相当于反右倾前的“神仙会”；也是反右派前的“大鸣大放”；十中全会便等于拉开了“反右派”的序幕；直至文化大革命，才彻底打倒那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所有“出气”者。
在为通向文化大革命铺路的时候，毛泽东对文学艺术作了一系列的批示，开展了马头接着马尾似的批修性质的整风运动。“在向文学艺术猛开火的同时，康生等人很快就把批判的烈火烧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等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 修正主义利润挂帅’论；历史学界批判了吴晗、翦伯暂的‘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等。其中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自始至终由康生亲自策划操纵，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指令，因而颇具代表性。”现在让我们继续介绍《毛泽东与康生》一书中“制造‘哲学罪案’”一节的叙述：
一九六四年夏，理论学术界批判“修正主义”进入高潮。康生正瞪大眼睛搜索批判对象时，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康生看过后，认为：“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是对立的。“一分为二”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用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的，现在冒出来一个“合二而一”，这不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吗？当得知文章作者艾恒武、林青山是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员时，他便认为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 “找的代言人”。于是一方面责令中央党校追查“合二而一”的后台，另一方面则与他的亲信“反修哲学写作组”负责人关锋密谋，布置人写了一篇题为《“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在六月五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发表的当天，康生把有关“合二而一”的两篇文章，交给江青，让她拿去给毛主席看。毛泽东当即批示：“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接着六月八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时说道：“‘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毛泽东不能容忍和他的‘斗争哲学’唱反调，所以一下子就给扣上了严重的政治帽子。
原来“合二而一”的观点，是杨献珍在讲课时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可以用“一分为二”来表达，“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可以用“合二而一”来表达。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一分为二”与“和二而一”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艾恒武和李青山由于受到杨献珍上述观点的启发，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写出了《 “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文章，事先并未同杨献珍商量过。
康生得到了毛泽东的上方保剑。喜出望外，立即行动起来，他召集各报刊负责人布置刊登关于 “合二而一”正反两种意见的文章，以引起“学术争论”。然后单独接见《光明日报》负责人，面授机宜：“你们报社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主张‘合二而一’论的，一篇是反对‘合二而一’论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学术争论的局面。很显然，‘合二而一’论是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不过，你们要先引发大家讲话，把观点都亮出来再说。”接着康生就把“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一套战术亮出来：“在安排版面上，也要讲究一下策略，可以轮流坐庄，今天把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排在重要版面上，明天再把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排在重要版面上，使人琢磨不透这样才能把那些拥护‘合二而一’的文章放出来。等放个差不多了，再聚而歼之。那时候，‘合二而一’的人想溜也溜不了啦，大功便可告成！”从此以后，康生就忙起来了。中央党校是他的专有“领地”，他要把杨献珍作为毛泽东所说的“修正主义”典型揪出来，因此他要亲自指挥中央党校的批判。同时，他还要控制报刊上批判的进度情况。从一九六四年六月以后的三个月内，康生九次召开会议和召见有关人员，具体布置把“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批判。康生自己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得明白：“六四年,‘合二而一’的斗争……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思地搞一下（学术讨论），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康生举起了屠刀，杨献珍只有挨宰的份儿。一九六四 年七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的文章，首先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这篇文章是康生责令《人民日报》根据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起草的。七月十五、十六两天，康生亲自主持，有艾思奇、范若愚等人参加的中央理论小组经过反复讨论，逐字逐句地修改完稿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点了杨献珍的名，而且以至高无上权威的口气定了性，哪里是什么“商榷”？实际上，它是向全国发起对“合二而一”的“进军令”。正如康生所说：“在党报上公开批判一个中央委员不是随便的，这本身就是对杨献珍在政治上的批判。”
康生始终紧紧地抓住杨献珍不放，仅仅把“合二而一”搞成阶级调和论，还不足以搞垮杨献珍，于是他祭起了“新帐老帐一起算”这把刀子。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打彭德怀使用的武器，只有用它才能置杨献珍于死地。七月二十四日，康生在钓鱼台，召集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他在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要以‘合二而一’坐庄，举一反三，联系其他问题，在政治上一定要联系杨献珍在一九五八年反三面红旗的言论、一九六二年翻案的问题、鼓吹单干风的的问题、办校方针的问题、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要往政治上发展。总之，就是要把杨献珍说成是“一贯反动”，才更有理由证明：这是一场严重的“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
接着， 根据康生的授意，《红旗》杂志第十六期发表了《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文章杀气腾腾地说：“杨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大势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 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红旗》文章所投射出来的猛烈的火力，标志着对杨献珍的批判又升了一级。如果说《人民日报》的文章是批判“合二而一”，是批判杨献珍的观点的话，那么《红旗》的文章则是批判杨献珍“有意识”地为反动势力提供“理论武器”，从而也就批判杨献珍其人了。
五月二十三日，康生亲自召集全国省市委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和报刊负责人会议。他在会上趾高气扬地说：“要看看各省市赞成‘合二而一’的是些什么人。”这次批判不是杨献珍个人的问题，包括的地区很广泛，从北京到穷乡僻壤, 从文化到工厂、商店，从党、政、民, 一直到军队……斗争很激烈，又很复杂。他们是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主席的。今后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还会发生。”接着，康生责成《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把赞成 “合二而一”观点的来信、来稿者的姓名、住址和单位登记下来，报送“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以便“通过各省市的有关部门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从此, 批判“合二而一”的运动又升了一级，不仅批判杨献珍，而且要批判赞同杨献珍观点的一些人，于是灾难降临在更多人的头上了。
在中央党校这个“主战场”，批判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小会逼供、中会审讯、大会批斗，集中火力猛攻杨献珍。一九六五 年三月一日，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报告列举了杨献珍的十大罪状：（一）反对毛泽东思想；（二）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三）攻击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四）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五）攻击历次的政治运动, 大闹翻案风；（六）同彭德怀一道反党；（七）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八）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九）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十）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且伸手到许多方面去。给杨献珍的结论是：“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全党。并撤消了杨献珍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文革开始后，杨献珍已经是“死老虎”了，但还是在劫难逃，被戴上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大叛徒”等政治帽子，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凌辱和折磨。一九六七年五月，杨献珍被囚禁起来，九月康生亲自下令将其正式逮捕，在监狱里关了八年之久。一九七五年五月从监狱里放出来，被逐出北京，在陕西过了三年多的流放生活直到一九八零年才得到了彻底平反，此时的杨献珍已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
在中央党校受“合二而一”冤案株连就有一百五十四人，他们被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迫害。其中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迫害跳入党校人工湖冰窟窿里自杀。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下放农村劳动，在文革中被迫害，跳井自杀。那两位写《“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文章的教员，一个被遣返到吉林省长春市，在一个菜店里卖菜，一个被发配大偏僻的山沟里劳动改造。
在全国，由于“引蛇出洞”而被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他们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海军航空兵学校有一教师，因写了一篇关于“合二而一”的稿子，寄到一家报纸，被报社转回学校，这个教师被打成杨献珍的“孝子贤孙”，遭到批斗，最后被开除军藉赶回农村。广东省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同意“合二而一”的文章，投到报社，被报社转回原单位，这个人就成了“杨献珍的黑干将”，被关押了好多年。其中最惨的一例，江苏省一个五好战士陈波，就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至被处死碎尸。凶恶残害，令人发指。事过十六年之后，杨献珍劫后余生，悲愤地对一位访问记者说：“历史上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效儒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九族加上他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而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这种人数多、时间长的大规模株连，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第四六-五二页）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