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还原一九五七》（十二）

【新唐人2013年6月21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注一）

人们都知道，匈牙利事件是毛发动反右运动的诱因之一，但较少人知道，据师哲回忆，毛要刘少奇告诉苏联：“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李丹慧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据此，寒山先生的分析是：当时应邀到莫斯科和苏共协商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态度最坚决，而在北京的毛泽东在同意镇压后要求苏联再给匈牙利的所谓“反革命”一点时间，让们充分暴露，再一网打尽。了解中共在镇压匈牙利事件过程中的出谋划策，也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不久在自己的国家会从鼓励“鸣放”转到全面“反右”了。（《纪念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搞“引蛇出洞”的阴谋，已成思维定势，既要“引”中国的反革命，又要引“洋蛇”。

中共掌权初期，镇反时，开始宣布“宽大政策”，把地方上的一些原先在中华民国党政军宪警部门任过职的，或是当过保甲长，或是地主老财的当家人，这些鸡飞狗跳四处躲难的人，招引回家，让他们“安居乐业”；当差不多都就范时，突然宣布纠正“宽大无边”，并且捏造是群众的呼声：“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结果一声令下，一夜之间，同时大搜捕，“滚水泼老鼠， 一个跑不掉！”杀几百万，关几百万；人们把这叫做 “欲擒故纵”。反右前的让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声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毛泽东和中共党的正式整风文件上都说过参加和退出都是自愿和自由的，随后一变脸，国务院作出硬性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整风和反右派运动。毛把它说成是“ 钓鱼”，“让毒草出土”，“让牛鬼蛇神出笼”，“让右派自投罗网”，“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三七页）可以看出，“引蛇出洞”，从事实和逻辑上讲，绝对是一个阴谋实施的过程。试想，如果是“阳谋”，明打明地说：“蛇你出洞吧！好让我聚而歼之。”蛇会出洞吗？

当然，即便耍阴谋，蛇如果仍不出洞，他也仍有更无耻的办法，请看郭罗基先生提供的例证《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我曾听到周扬透露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个重要情节，公诸于众，以存史实。”

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那么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这次整风，毛泽东说是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实质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我听到的是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传达稿）；方法和目的是“团结—批评—团结”。可他没有说也要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的“引蛇出洞”的谋略。

一九四三年八月，康生在一个训练班上讲话。他得意洋洋地传授经验说：“我们领导上的方针是，强调‘四三决定’的民主，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即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共产党是半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那时反革命的两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所以你们看一看，这个暴露阶段，暴露到什么程度！”（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第九十六页）总结虽是康生作的，但谁都知道康生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延安整风中“引蛇出洞”的知识产权，当然是属于主人的。

那时的墙报，和一九五七年的大字报一样，都产生了轰动效应，都落得个悲惨的下场。毛泽东去看了墙报，回来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几篇文章，事实证明，那便是他的死刑判决书。

毛泽东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毛选五卷第四四八页）实际上应该说是王实味，发源地在延安。

王先生之胆（有正义感，不平就鸣，有气就出）、之识（民主思想，科学见解，平等意识），堪称右派老祖宗。李志绥先生在《毛主席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说，他在伺候毛的 “一组”所接触到的情况，和《野百合花》里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

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中，毛如法泡制，丝毫不差地“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即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反对一党专政的党天下，提倡实施民主政治的政治设计院，清算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罪恶的平反委员会……诸多问题都提出来了。”毛泽东借口有人给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写匿名信，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这是为什么》，遂掀起了血雨腥风的钢刀直刺知识分子胸膛的反右运动。有人只知其表，不解“引蛇出洞”之里，便说：“都怪那个写匿名信的人。”其实绝对不是那回事。据参与其事的当时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回忆录中说 :

六月七日，毛泽东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毛泽东主席说：这封恐吓信好就好在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要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忆毛主席》，三十九页-四十页）

你只用玩味一番他说的“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这一句话，就可茅塞顿开，作出清醒的判断：“反击”，这一点是板上钉钉子，定死了的；产生任何幻想都是自欺；散布任何幻想都是欺人。你就认定吧，即便是躲过初一，你也别想躲过十五！历史用屡试不爽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残酷无情的真理。

至于阴谋实施的具体过程，我在其他文章里，都有论述，这里我单单只用指出一点：它与延安整风所采用的阴谋伎俩一脉相承，毫无二致。

郑振铎“反右”日记：感叹毛泽东“阳谋”用得妙，大家包括正被批斗和将被批斗的“右派”们，第一次看到“阳谋”这个词，无不感到新奇，叹其旧词翻新之妙，同时深感这个词内含的肃杀之气。然而早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三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已使用了“阳谋”一词。他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这份党内报告，至一九九六年方公开发表，所以一九五七年的人们还不知毛泽东早就创造了这个新词。“钓鱼”和“引蛇出洞”，似乎更为直露，但也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僚在反右时并不讳言的用词。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发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有名文章中写道：“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再次承认“钓鱼”，针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说了几乎同样的话。）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说：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惕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 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份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份子，是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回忆与研究》下）

如果说，这时李部长还不是为了“引蛇出洞”的话，随后他在引出全国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来却立了头功。对李维汉而言，章伯钧是他钓到手的一条大鲨鱼，自可邀宠于毛。但远非只此而已，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中还记载着如法炮制的其他陷阱：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到了北京的吴金梓，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

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彭真原是抵制毛的整风运动的，后来他心领神会了毛的“引蛇出洞”，便也踊跃地加入，助纣为虐。

戴煌说，他就是中了彭真的阴谋诡计而被划为右派的。我读他写的回忆录《九死一生——我的 “右派”历程》，感慨万分。他的历史能红得滴出血来，幼年当儿童团长，十几岁参加新四军，后为中共打内战，当随军记者，“建国”后到新华社，参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还受到胡志明的器重。

一九五六年到外交学院调干培训，他是班级的党支部书记。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反右运动。在这之前，他没有提过意见，没写过大字报。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遗臭万年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许多人大惑不解：不是信誓旦旦地反复保证“广开言路”，欢迎一切人帮助我们党纯正党风的么，怎么突然自食前言、反目为仇呢？

正当这节骨眼儿，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同志，奉命到广安门内白纸坊人民印刷厂礼堂去，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做报告。彭真这样高级别的人物而又表演得如此活灵活现：

彭真精力充沛，红光满面，音宏气足。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条心。他们装着响应我们党“欢迎发表不同意”的号召的样子，骨子里却要推翻我们党，或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我第一个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尽托。结论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任其发展，必将国闭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对其抑制与消除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胆批评，切实监督，改进选举；人民代表要讲话，人民说话要算数，确保和尊重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举国上下都应该讲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与制度；降低高薪者的待遇，削减过分优厚的福利拨款，以大力缩小国家干部与工、农、人民之间生活水平的悬殊。同时改变统购统销中某些过死过急的做法，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精简高等院校的政治课，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专业，等等。整个发言慷慨激昂，大有“为着众人去下海，不怕沾满一身泥”的劲头。

戴煌认为，就说美国人民吧！他们今天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车，去揭竿而起闹世界革命呢？

后果就悲惨了：挨批、挨斗、划右派、劳改……百般苦罪，概括为一言：“九死一生二十年”。

据时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后来回忆：“‘反右’开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议，听取各校关于民主党派、教师、学生帮助党整风‘鸣放’的情况，布置各校抓紧时间，动员‘鸣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的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你们几所大学‘鸣放’得还不够，因为党委力量强，党委书记要示弱……让他们敢于尽情‘鸣放’，无所顾忌。”（《六十春秋风和雨》）

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整风小组组长，就是在五月十四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足以证明和充分表明阴谋的筹划早在五月十五日之前已在进行之中。此一文件与毛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磨刀霍霍，阴险用心，是出于一辙的。文件称：“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 消除对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近来我们许多党报，对于一些反共的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

“以上各点，请即召集党报负责同志加以布置，至要。”可见邓在五月十五日以前就已经预得天机。而右派的“三大理论”及其他有分量的右派言论都在此后，都在六月初、五月下旬。指出这一点，可以说明毛泽东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搞“引蛇出洞”，而不是邓小平连“阳谋”那一把壶也不提了，径直地厚着脸皮三番五次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邓小平文选》二卷第三四五页）这句话可以表达为这样一个公式：“杀气腾腾（原因）——决定反右（结果）”可是这位以“实事求是”而香名昭著的邓大人，却在以“杀共产党人”而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葛佩琦的花岗岩脑袋上撞得粉身碎骨。他无法解释这个基本事实：是在毛决定反右半月之后，葛佩琦才“腾腾”的，其他，如所谓“右派三大理论”也都是在之后而不是在之前“腾腾”的。原因怎么会发生在结果之后呢？实乃咄咄怪事！怎么“结果”竟然捷足先登，而“原因”却姗姗来迟呢？这是什么逻辑？邓小平以“腾腾论”作为“当时反右的确有必要”的根据，实在是蛮不讲理地撒谎！也许，毛泽东冲着邓小平的这类逻辑，才说:“那个小个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邓小平是“引蛇出洞”最重要的施工者，据知内情的陈伯达说，邓小平主持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陈听到“很惊讶”，他认为，人总会说错话的，这样收集，牵涉太多，“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重新审视陈伯达》，《开放》杂志二零零五年三月号第四十二页）

注释

【注一】 关于右派的人数，我们没法确定，但据我亲知，就有五个同学、同事当了二十多年右派，到时一查档案，原来不是右派：一个是朱秀洲老师，他到老家河北省农村接受监督劳动；一个是冯和璧老师，他由中学下放到小学；一个是华瑞甫同学，还有一个是朱庭秀，两人都是劳动教养；第五个倒真是右派，但他的右派身份却不被承认，所以也就没被统计进去。情况是这样的：他叫阎竟鑫，在兰州大学中文系划的右派，毕业后分配到农村中学教书，他偷跑回城市老家自谋出路。到“改正”时，农村中学不管给他落实政策，城市没有他的档案。连他的右派身份都成了问题。我来美国前，他已瘫痪，家人和朋友还在为他跑 “落实政策”呢。类似的情况，我听到和在报刊看到的就更多了。我还知道有好多右派根本就不是知识分子，是文盲。其中有一个穷光蛋让你哭笑不得。我不了解他的身世，每到月头他就到街道办事处去领救济。所有右派都是“资产阶级右派”，他自称是“无产阶级右派”。街道给他发救济时教育他要牢记党的恩情。他说：“我咋会忘了哩？每到月头就会想起的。”还有一个是我在高中上学时校长的警卫员，自幼是搂腿队长、儿童团长，长大是革命队伍里的红小鬼，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后来调进百货公司，大小算个干部。当我们一块劳动教养时，他说他划右派的结论中有一条是“借了五百元外债。”他说他根本就没有，“连一元也没有，我就没有借债。”解除教养后，一直上访，要求平反，所有回答都是：“不予受理”。又去找已居高官的革命老上司，得到的安慰是：“这是老人家定的案，谁也不敢翻。你只有等等，看看将来的政策。”后来他得了癌症，等不及便去世了。他进城后娶的聪慧、漂亮的妻子，早已离婚。他孤身一人，死后便一切销声匿迹，烟飞尘灭，真到落实政策时，他已是阴间一鬼。仅仅是我一个人就接触到这么多不在五十五万多”，这个统计数内的；在全国，该有多少呢？可知五十五万多, 那个数是绝对靠不住的。但五十五万多，作为被一九七九年前后， 落实政策到身的右派数目，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从下面报上来的。它没有必要浮夸或缩减。至于解密档案暴露右派分子数目为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那是包括了各色 各类右派在内的。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