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7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座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四】敌欤？我欤？试析毛泽东实践中的“两类矛盾”
夺权和保权自始至终是毛泽东在政治上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内在尺度，对外（即毛所谓的“敌我矛盾”）服从于对内（内部矛盾）。因为夺权的关键是取决于在“窝里斗”中取胜，所以谁跟他到一个“窝里”、他就跟谁斗。
（一）在国共结成“抗战的内部”时，他就要假日灭蒋、让日本多占地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拚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他（毛泽东）认为日本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幸胜之理。前此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
他（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该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我的回忆》一二九六页，明报月刊出版社，一九七四年）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主动出击日军是帮了蒋介石。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百团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军对我们力量的注意；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一八六）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这可使毛泽东假日灭蒋、又假蒋灭项，表现了驾驭“两类矛盾”得心应手的高度艺术。（项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是毛泽东视为异已）需要补充一笔的是，国军为江北行动中陈毅（黄桥战役）和刘少奇（曹甸战役）的二次行动（经毛泽东批准的）所激怒；这是皖南事变发生的最为直接的原因。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弗拉基米洛夫作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被派驻延安。在他死后，其子整理出版了他的《延安日记》。他的日记里记载着对毛泽东较为真切的就近观察。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他写道：“我看，中共领导人希望得到武器，并不是为了向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而是为了同国民党闹摩擦。这使东京的人感到多么高兴呀！”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其占领区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
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是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弗拉基米洛夫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对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了如下的比较，认为他们“都为权欲迷住了心窍”，但两人仍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一个是在重庆公开这样干，但至少他还在抗拒外国侵略；而另一个却忘记了自己国家的荣誉和苦难，欺骗了党，毁了受到爱戴的党的领导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中共毛泽东搞分裂是日军获胜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国军的战斗力问题。这种分裂是中国不祥的现实。而且这种分裂显然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毛泽东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无异于为日本侵略中国如虎添翼。
无论如何也要削弱蒋介石，这就是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政策的实质。让日军占领中国的土地、烧毁中国城市去吧！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的投降使中共领导感到沮丧，在他们看来，日本应该还能防守好几年（无论如何，起码是两年）。
可以互为印证的是，毛泽东的谈话与此如同出一辙：“（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一九五七-一九六一）》第二六零页，清华大学，一九六七）。
再者，与此前后、遥相呼应的是，毛泽东曾屡次亲口向日本政界领导人士说出不胜“感谢”涕零之至一类的话。
（二）在共党内部，他还曾利用国军消灭张国焘
我们来看毛泽东是怎样借国民党的军队来消灭张国焘的军队的？司马璐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中写道﹕
张国焘原来打算西进，红四方面军遇黄河对岸大雪封山，只好北上。九月十三日，“毛派”中央电张国焘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十月一、四两个方面军在贵宁会合。周恩来赶到同心城局“欢迎”张国焘，随后就挟持张国焘于旺堡，再转保安。毛周又以张国焘的名义调动四方面军，直接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继续“西进”，待九军、三十军相继渡河后，毛又电令其余部队留原地迎敌，因此，已渡河的红军陷于孤军苦战。十一月十日，中央军委将河西红军正式命名为西路军。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新疆，连接苏联，原是张国焘的构想，为毛周所反对。现在这个张国焘的“西进路线”却成为毛周用来消灭四方面军的手段。一九三七年三月，渡河的红军从两万两千人，打到只剩几百人逃到新疆。张国焘留在陕北不断接受批斗，毛周连手打倒张的目的总算达到了。（页五一三-五一四）
司马璐还说，组织上对我们说﹕“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数据。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页一二六）
（三）过河拆桥，恩将仇报：昨日的功臣，今日的祸首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失败，决定上井冈山。山上有两支以王佐、袁文才为头目的土匪队伍。毛对他们做工作，山盟海誓：“上有天，下有地，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毛某如违此誓，天诛地灭。你们今后有什么问题，我毛某赴汤蹈火……”
一九三零年二月二十日，王佐、袁文才被通知参加军事会议，就被扣押、审问。王佐说：“要整老子啊，我要找毛委员。”审问员说：“毛委员说你们目无组织。”袁文才说：“你们过河拆桥啊。”审问员立刻拔出手枪，袁文才应声倒下。王佐逃出，才发现桥已被坼了。他大叫一声：“毛委员，你好狠！”纵身一跃，淹死在河里。因他两的牵连而被杀者有五百多人。毛杀了他的恩人也是心腹之患的袁文才、王佐以后，就成为闽赣苏区的最大力量。（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页四三七-四三八）
下一个是枪杀江西红军最早的创造者李文英。毛泽东说：“我早就知道，AB团就在共产党内，就在江西省委，AB团的头子就是李文英。”（同上，页四四五）这个事件，我在《〈矛盾论〉与论矛盾》一文中已有详述。共产党的党史专家承认，死于共产党窝里斗的同志远比死于敌人手里的为数更为巨大。
至于彭德怀、刘少奇、陶铸、林彪、周恩来等的下场，已是人们耳熟能详，无须赘述了。唯张戎在《鸿》一书中记载她父（中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母（中共区委宣传部长）的一席谈话，表明老干部的彻悟；毛的神龛在他们心目中倒坍了，颇有意思：
“文革是用血腥的手段来扩增毛泽东个人的权力。”父亲说这番话时说得很慢，字字斟酌。
我母亲问：“毛主席不是很宽宏大量吗？他都能容得下溥仪，为什么要把那些与他一起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战友置之死地呢？为什么他对这些人就如此狠心呢？”
父亲很激动，但却平静地说：“溥仪吗？他是个罪人，早已被老百姓唾弃了，留下他，他能复辟吗？但是……”他停住了，意味深长地看着母亲。母亲理解他的意思……不过她仍不解地问：“为什么让我们这些下面的人受大罪呢？为什么要害这么多无辜的人呢？又为什么要造成这么大的混乱呢？”
父亲说：“可能毛主席觉得他不把整个世界翻个底朝天就达不到目的……”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他为了个人权力，让国家和人民遭受这么大的灾难，肯定是错的，简直就是犯罪！”（页二六六）
这里还需稍加说明的是，毛用癌细胞让周死在他之前，说明毛不仅要在生前抓权，而且打好了死后抓权的如意算盘。
（四）“反右派”算是“窝里斗”还是“窝外斗”？
如果说《矛盾论》是斗争哲学的结晶，那么，《正处》就是“窝里斗”的结晶。后者是专为反右而量体裁衣的。右派作为一个群体，是知识分子，包括共产党内的，但主要是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他们在政治上的特点是维护民主，具体说，拥护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和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治。他们都钻进了“反蒋统一战线”这个窝里。他们在反蒋斗争中为中共夺权火中取栗，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立下汗马功劳，有的人（如李公朴、闻一多等）献出了生命，可毛泽东却在谋划解散民主党派，对其成员（包括李公朴、闻一多）都归类为“民主个人主义者”。毛在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中就曾说道：“他们的头脑中还残存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毛泽东选集》四卷本：页一三七四）
“右派”是“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所以处理右派的原则是所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所谓“两类矛盾”者，竟是这样一种鬼把戏也。无怪乎有的老帅对反右表示愤愤不平，认为这是过河坼桥、卸磨杀驴，对不起朋友。其实，毛泽东何曾对得起任何人！别说朋友，也别说同志，甚而至于也别说亲密战友，就连自己的一个个亲人，他都是冷血以对。如，杨开慧为他在政治和爱情上作出壮烈牺牲，他却在她就义前二年半就冒着重婚罪与十八岁的贺子珍“由同志的爱变为夫妻的爱”了。这就是毛为什么拒绝开慧上井冈山，也拒绝营救她的原因。毛和杨的共同同学萧瑜在《和毛泽东一起行乞》一书中更是明确指出：“是润之杀了开慧。”（《毛毛虫害花——毛泽东害死了杨开慧》）贺子珍悲惨的下场是，在生理、心理双重糟蹋下变成了神经病；江青的下场也不妙，最后在政治上毛把她当成一只恶犬，叫她咬谁、她咬谁。由于毛坚信“权中自有黄金屋，权中自有颜如玉”，于是在全国大修行宫，遍找妃子，江青就过上了“共产共夫”的美好日子。毛泽东以身作则，把对矛盾原理的运用，可以套在《中庸》上的、对“中庸之道”所说的话，并改述如下：“两类矛盾，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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