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5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后记
要写的东西还很多。
可写的东西就更多了。
但是，真正完成这篇历史纪实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和全民族的努力。笔者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是一架照相机和一支录音笔而已。
切勿以为我的这篇历史纪实只是一个遥远的血的神话；切勿以为大屠杀的阴影已经离我们远去不再回来；记得某人说过：“世界上哪怕最荒唐的一个理论，在中国走上一圈，都能找到上千万的信徒。”虽有危言耸听之嫌，但也确实惊心动魄。
我在这篇纪实中，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这样的意思，我们反思道县文革大屠杀，更多地是为了生者，为了子孙后代和民族的未来。我们老了，无所谓，而我们的子孙还要繁衍生存，我们的民族还要发展壮大。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还会层出不穷，我们虽然无能预知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办法，但应当知道哪些办法绝对不能使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重蹈覆辙、重复灾难的例证实在太多了！哪一次没有付出沉重的代价？哪一次深受其害的不是下层人民？
从某种意思上说，道县大屠杀也是一份宝贵的民族遗产。关键在我们怎么对待它！拒绝承认和反思历史的社会，是无法建设起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感的，自然也难以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一个民族在被迫面对其历史上“最黑暗篇章”的时候，最能检验这个民族真正的力量。
当时光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越来越少地被人提及，电影、电视上偶尔出现的所谓“文革”镜头，也是如此粗浅和模式化，甚至成为某种搞笑的噱头。须知那背后全部都是人命和鲜血！真的一点都不可笑。年轻一代连“贫下中农”、“四类分子”、“阶级斗争”，这些三十年前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都搞不清楚了。把我在这篇历史纪实中记录的杀人理由讲给他们听，甚至可能被斥为“造谣”，笔者就亲身碰到过这种事情。须知这些理由在当年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和生命已经绰绰有余了。今天的中国在建摩天大楼，造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送卫星上天遨游太空，在快速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快速地遗忘着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双重堕落的深渊滑行。我们这个民族，曾在绝对权威的蛊惑下经过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残杀，刚刚遍体鳞伤地爬起来，还没有认真地治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伤痛，认真地检视一下残杀的真正原因，又一窝蜂地挤上了不知终点的欲望之车，将残存的一点道义、良知，乃至羞耻都践踏得一干二净。三十年前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国民性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舞台空间，表演得足够充分了，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恶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和脚注。然而，我们错过了疗治民族心灵创伤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中华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复兴的最好机会。
道县大屠杀期间，县委某些领导人说：“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补课。”窃以为，中华民族历史是悠久的，但缺乏民主传统和科学精神，人权匍匐在金钱下，金钱匍匐在权力下，（所谓穷不和富斗，富和官斗。）再不补课为时恐晚。
我在本纪实初稿时，曾写过一个类似后记的东西，此次补充修改时原拟删掉，因为那不过是笔者就事论事的一点肤浅的思考罢了，其中充溢了过多的激愤和不平，这不应当是一个历史记录者应持的态度。但一位看过初稿同时也看过本稿的朋友说：“道县大屠杀的杀人事件是历史，你们对这场大屠杀的采访也进入了这个历史之中，甚至成了这个历史的一部分，既然是历史，就应当尊重历史的原貌。”思之，以为然。故将这部分依然保留下来：
大屠杀已经成为过去，伤口在艰难而缓慢地愈合著。此次处遗工作历时两年，一千三百余名干部在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整个处遗工作分四步进行：第一步，开展宣传教育，进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法制教育，让党的处遗政策与群众见面。第二步，查清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此项工作进行了将近一年时，仅道县一县就成立了四百零一个专案，进行重点审查。第三步，安置被害者遗属，给数以千计的被害者和被杀者遗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以及相应的补偿金；第四步，对杀人责任人进行处理（全部都是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的）：一、对近二千名杀人事件策划者和杀人凶手做了开除党籍、免登、撤销职务等党纪政纪处分（道县一千多名）；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判有期徒刑；三、对那些谋财害命、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情节特别恶劣的，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成批组织杀人者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仍然有许多遗属不服，仍在上告。他们被侮辱被折磨，他们的亲人惨死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中，他们自己的人格遭到最彻底地践踏，甚至他们的一生都在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毁灭了。几十元几百元人民币和一纸“平反通知书”是无法抚平滴血的伤口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也是无法自园其说的；不公开的，象征性的处理是很难以拨乱反正的。那些杀人事件的策划者、制造者和实施者，至今没有谁公开地、发自内心地认罪、忏悔，更说不到向被害者道歉或为无辜惨死者的坟头添一坯黄土。（绝大多数的被害者至今尸骨未收。）
究竟谁是真正的主谋凶手，发生这场野蛮屠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受害者有权追究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这样，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类似的甚至更为可怕的事情发生？当政者也有责任对这场屠杀向社会向人民解释清楚，因为他们对民族负有更大地责任。
在这场打着西方马列主义旗号，行东方封建专制之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还有“工人阶级”）这个字眼就像上帝一样神圣，作为一个阶级被抽象化和神圣化，赋予了“领导一切”的权力，实际上，每个具体的贫下中农的实质性的权利和利益又在哪里呢？他们与那些“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一样，除了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之外 ，一无所有。毫无地位，毫无希望，任人摆布，劳累困苦，每况愈下……唯一可以做的即是充当专制制度的利刃，管制和虐杀那些比他们更可怜的同胞，来满足名誉上高人一等的虚荣。一位道县被害者遗属说得好：“可怜啊，他们就是一些只有一条裤子穿的奴隶，管着我们这些连一条裤子都没有得穿的奴隶。”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行得通，则是建立在国民的奴性人格之上。这种奴性人格是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生长于专制制度的土壤中，为专制者所培植，亦为专制者所利用。
应当承认，杀人事件的责任人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或出身贫下中农，他们与被杀者之间没有什么个人仇恨，然而是谁点燃了他们的心中仇恨之火？是谁打开了人的兽性之门？是谁发给他们刀枪，并赋予生杀大权？是谁灌输给他们那么多“你死我活”的理论？
这些问题都必须有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其实，我们一脚踏上这块血染的土地，便感到自己像贫血一样苍白无力。我们是在试图做一件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除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别无选择。这是一块见不得人的伤疤，是某些人的一块心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大耻辱！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个黑洞，把靠近它的一切统统地吸进，不论鲜血，不论热泪，甚至不论阳光。不怕你有多么勇敢，也不在于你是多么懦弱，靠近了，就吸进去，吸进去就永远永远出不来……
哪一天才能客观公正地将道县大屠杀的真正元凶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还数千无辜惨遭屠杀的平民一个公道，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永久的安慰；也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明确的交代。这一天，还需要我们等待多长的时间？
我在这段后记中，引用艾青的两句诗表达当时的心情：
“为什么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而且我也确确实实流下了滚滚的热泪。
本历史纪实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完成初稿。
一九八九年完成二稿。
二稿完成之后，被长期束之高阁，其中既有社会环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本人应当反省的问题。人在很多时候，其实很无奈，其实很可怜。但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关注和补充调查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它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与我血肉相连了。上天用它莫测高深之手把我安排成了一个窥视全过程的目击证人。同样，不是我选择地它，而是它选择地我。
公元二零零七年八月，道县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在众多朋友的帮助、支持和关心之下，我终于补充、核对、完善了本历史纪实，是为第三稿。
然而还有些话想说。
二稿完成后的这些年来，我思考的东西转向民族性、民族魂和民族复兴这些方面，不再囿于杀人事件的是非罪过、因果报应，只有这样我才感到能够从覆盖我的血瘀中，钻出来，喘一口气。
有朋友笑话我“居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大多是政治动物；北京市贫民窟里的老头、老太太，就着大白菜喝着大碴子粥，谈论的都是政治局开会研究的问题，我辈又何能免俗呢？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是有重大性格缺憾的民族，当然其他民族亦有自己的性格缺憾，但相对而言，我们民族的缺憾要更致命一些。对于这些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酱缸文化培育出来的民族劣根性，已述颇多，如一盘散沙、奴性、爱说假话，窝里斗，窝里横等等，窃以为归根结蒂一句话，重利轻义，缺乏追求真理和实践真理的勇气。这使得我们的民族经常重复过去的错误，而且很难以纠正。我们反复在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然而，我们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我们在历史中什么也没学到。中国历史，特别是现代史，充满了假历史，假事件，假典型，假榜样，只有把这些东西通通送进历史的垃圾箱，我们的民族还有真正的未来。
我们的民族魂多被解释为一往无前、百折不回、坚忍不拔、多难兴邦的伟大精神。这无疑是对的。问题是这种精神不能悬在半空中，它需要也必须有薪火相传的载体，这种载体只能也必须是一大批“铁肩担道义”的人文知识分子，而这些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则是一批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深邃而伟大的思想家，而不是一批御用的理论家。上个世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逝世时，在送葬的队伍里，有人打出了“民族魂”的祭幡，祭奠的既是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同时也是他这个人。一个民族，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无论人口多么众多，甚至无论经济多么发达，如果缺少伟大的思想家，都是比较渺小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人畏惧思想甚于世上万物——甚至死亡。思想具有颠覆性、革命性和破坏性，令人畏惧；思想对特权、陈规陋习毫不留情；……思想探视苦难之深渊，无所畏惧……思想是伟大的、敏捷的和自由的，它是世界的光芒，人类的首要荣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也是人类的思想史。倘若人来从来不会思想，我们至今还会在茹毛饮血的状态下，依靠杀戮和死亡的淘汰而挣扎于残酷的进化之中。一个民族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无疑是自取灭亡；然而如果着力于把读书人都培养成鹦鹉学舌的应声虫，那就是在阉割自己的灵魂。
世有千年粮，人无百岁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就像养猪一样，饲料搭配不当，囚坏了胚子，思想能力遭到重大削弱，但，思想的精神不能放弃，不论怎么说，都要把思想的火炬举起来，交到下一代的手里。我相信他们之中，一定会有伟大的思想家出现，因为时代在呼唤，家国在呼唤，民族在呼唤。
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在向现代化猛进，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世所瞩目。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曾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个口号被作为一种笑话在谈论。然而今天看来，这个口号好像并不是什么毫无根据的空话。但民族复兴的最终目标并非是纯粹为了追求物质的富有，而是要让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个人尊严和自身价值的实现。伟大的复兴必须包括两个层面的东西，一是精神文化，二是经济社会。仅有经济的发展，而无精神文化的复兴，可以成为一个富有的民族，而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更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我们碰到一个富有的人，可以很羡慕他，不一定会很尊敬他；我们碰到一个有权的人，可以很羡慕他，不一定会很尊敬他；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一旦丧失了财富和权力，会堕落成什么样子。然而我们碰到一个一身正气、品德高尚的人，可以不羡慕他，但绝对不会不尊敬他，甚至仰视他。一个独脚巨人能够承受起越来越庞大体重的压力吗？能够承受起历史巨浪的不断冲击吗？企图用牺牲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大发展，掩盖制度的困境，最终只能缘木求鱼。
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重铸伟大的民族魂。有了真正的民族魂才能保证经历风雨，愈挫愈勇，多难兴邦！
停下笔来，我不像当年二稿完成时那样激愤和心旌动摇，反而感到平静和如释重负。当年“告状油子”李念德在蚣坝桥上，与徐老师一席长谈，顿悟到道县大屠杀是一个整体的历史事件，个人冤屈的伸张必须要靠整个历史事件的平反。而我也早已在对道县大屠杀的几次补充采访中悟到，道县大屠杀其根深植于民族的劣根性中，若要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审判和全民族的痛切反思，须待整个民族的进步和历史的顿悟。
留下这些文字，为的是后人不会受到历史的欺骗。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类生活更具欺骗性，更变幻莫测。
窗外此时夜已渐深，宁静、美好，灯火璀璨，赋诗一首以抒胸臆。
当所有的苦难和渴望
如流星雨飞逝
当无数的血与泪
凝固成赤地千里的戈壁
我的心中只剩下了爱
我爱婴儿响亮的哭啼
和母亲甘甜的乳汁
我爱同桌的女同学
和美丽的女教师
我爱朋友们一起的欢聚
和欢聚后微醺的醉意
我爱孩子天真的笑容
和老人们爱打的麻将
我爱清晨新鲜的空气
和星汉灿烂的夜幕
我爱这块叫做中国的土地
和这土地上所有的姐妹兄弟
今夜我又回归于婴儿
依偎在母亲的怀抱
不要说话 竖起耳朵聆听
那激情的歌如曾经的青春在唱
不要声张 把心底的秘密
向亲爱的妈妈倾诉
这辈子下辈子都不敢忘记
的妈妈呀
天高地厚无以为报
只能像低头认罪那样
把头低下 再低下
感谢你遗传给我的忠贞良知和爱
尽管我是一个没有军装的战士
二零零七年八月
——全书完——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