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4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八十二章 天意从来高难问
一九六八年七月某日，驻道六九五零部队突然悄悄连夜撤走了。走得非常仓促，甚至跟他们一手筹建的革委会的其他成员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关于六九五零部队撤走的原因，在道县有种种说法，但没有一种有权威性。有一点可以肯定，撤走的原因在上面而不在下面，和上面的路线斗争有关。在当时，路线斗争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
黄义大早晨上班，看到空空如也的办公室，惊呆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他连忙与其他几位革委会主要成员商议了一下，认为四十七军的人走了，我们还是要坚守岗位，六九五零部队很多没有做完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继续把它做好，特别是要倾注全力把生产恢复好，农民不比城里的干部群众，端的是泥巴饭碗，田里没得收，嘴里就没得吃。
这时，道县人武部的原领导也调走了，换了一批新领导。人们注意到，原来的几个领导不是因为犯错误而撤了职，而是平调甚至是升迁了。改组后的县武装部重新接过六九五零部队的支左领导权，原来支持“红联”的干部和武装部原班人马，再次执掌道县的党、政、军、财大权。像人们说的那样，饼子又要翻过来煎那面了，“革联”那班人又重新受到煎熬。不少的人被列为清查对象，进行审查。
但，黄义大还是县革委的副主任。
此时，省城（长沙）里面，梁春阳出问题了，据说是“炮打三红”，企图“毁我长城”，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尚春仁的省委领导干部，统称“梁尚者流”。道江镇贴出了“打倒黄义大”的大字报，说他是“梁尚”伸向道县的“黑手”，说他赴省汇报杀人情况是与“梁尚”挂钩，进行“黑交易”。大字报称黄义大是“炮打‘三红’的黑干将”，道县阶级敌人的总后台，‘四类分子’的孝子贤孙。
黄义大虽然感到强大的压力，也深知这些大字报都是有来头的，但心还是大的，稳稳地放在肚子里面。他仔细检查了自己文革开始以来的所有言行，认为没有任何大的错误，都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都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大字报上街没有几天，武装部副部长刘×、副政委樊××到黄家登门拜访，军人办事痛快，寒暄之后，直截了当就话入正题：“最近我们举办了一个区、社武装部长学习班，布置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任务，大家的情绪很高，但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前段时间，各方面都反映他们与杀人有关系，这个问题，我们了解了，与他们根本没有关系。大家要求你去讲讲话，表一下态，说明杀人与他们没有关系，要他们放下这个包袱大胆地工作。”黄义大说：“这个态我不能去表，根据前段揭盖子会议揭发的材料看，道县的杀人明显与其中的某些武装部长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态我怎么能去表呀？我表了也不算数啊！”
第二天中午，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刘宽又来找黄，说：“昨天刘、樊两位同志来找你商量，请你到区、社武装部长学习班上去讲讲话，听说你不肯去。我的意见你还是去讲一讲有好处，一是可以给他们放下包袱，大胆工作；二是可以加深相互之间的感情，以利于今后的工作，于己于公都有好处，你今后还要依靠这些人在下面工作的。道县今后的工作担子，主要还是你来挑。我们武装部介入支左也是暂时的，长远的还是要你们搞……”但黄义大仍是坚持说：“刘政委……这个态我不能去表呀，因为全县的揭盖子会议刚开不久，无数事实表明，杀人确实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有关联，而且有的人问题很严重，将来必然是属于追究的对象。我要在这个会上去说与他们没有关系，这一方面我说了不算数，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违心地去讲这些话呀……”刘政委见话不投机，没有再说什么，很不高兴地走了。
黄义大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县武装部和县委县政府部分干部的极大愤怒。杀几个“四类分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你小子就要揪住不放，还想运动后期处理我们。岂能让你的阴谋得逞！你小子刮“五风”的时候，犯的错误还小呢？“三死两荒”，死了多少人，还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组织上都给你担了担子，我们杀几个“四类分子”你就死揪住不放了？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你小子富裕中农出身，实际上就是一个漏网富农，跟我们贫下中农就是不一条心。这就是真正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你是个笔杆子，会整材料，我们就不会了？
于是以道县革命委员会和支左领导办公室的名义，迅速地总结一份“关于黄义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事实”的材料上报零陵地区革命委员和湖南革命委员会。
在这个材料中，总结了黄义大的四大“错误事实”：一、隐瞒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二、为社教下台干部和国民党余孽翻案；三、虚报浮夸，造成‘三死两荒’；四、在革委会内部拨弄是非，制造分裂，把斗争锋芒指向‘三红’。
这四条在当时，哪一条都不是小问题，可谓刀刀见血。看起来这班人搞这些事比黄义大这班人强多了！黄义大套路全懂，但心慈手软；刘香喜心狠手辣，但套路不足。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日，道江镇街头挂出好几幅大横幅：“经上级批准，撤销黄义大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等一切职务!”
横幅标语一上街，整个道县为之轰动。“革联”的末日到了。
接下来就是一场场的批斗大会。后来这些批斗会几乎开到下面的每一个区社，当时喊出的口号是：黄义大把毒放到哪里，我们就把毒消到哪里。
据黄义大说：“这些批斗，比原来斗‘走资派’凶多了。运动初期，我也被打成过‘走资派’，开过批斗会，不过是喊喊口号，让你弯腰低头认罪，或者跪一下子，最多不过踢两脚打几拳。这以后的批斗会，上去首先就是‘五花大绑’，然后一顿拳打脚踢，打得死去活来。尤其是那个绑人，就是成心要把你的手捆断，用脚踩住你的身子勒紧绳子，捆紧了，还要拚命地往上拉……双臂痛得像断了一样，接着就麻木了，心脏好像马上就要炸开一样，打得胸口嘭嘭地响，血一下子全都冲到了头顶，太阳穴像打鼓一样的跳，两只眼睛涨得向外爆了出去，整个人像一只虾公钩成一团……他们就是成心把我斗死！”
刘香喜当然也是在劫难逃，他是和黄义大同台批斗的不二人选，所受到的待遇，比起黄义大来说没有最凶，只有更凶。
两只虾公在批斗台上第一次见面时，刘香喜说了一句：“心慈手软害死人！”
黄义大一言不发，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十一月十四日，天气开始转凉，黄义大已经穿上了棉衣，刚吃过早饭，就来了几个人，把他押到了道县一中后面的大体育广场。县革命委员会在此召开全县城干部、职工、城镇居民万人大会，宣布道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对黄义大等人执行拘留的决定。这天大会，声势特别浩大，戒备森严，会场四周都有持枪的武装民兵站岗。主持人点到黄义大的名字后，几个民兵将他反剪双手，压着头推到台上，在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黄义大被‘五花大绑’，直接送进了看守所。
道县公安局看守所，就在县人民政府的大院里。过去黄义大当县长时，坐在办公室就能听到看守所里犯人喊操的声音，但一次都没有去过。看守所的领导曾经几次请他去检查工作，他都婉言谢绝了，实在是不想去这个不祥之地。这一次被‘五花大绑’送了进来，老所长欧××看到他双手已经发紫，一动也不能动，一边解绳子一边说：“黄义大，这下好吧，原来我找过你几次，要你来看守所视察一下，你总说没有空，这下有空了吧，你要整天坐在这里了。反正够你坐的了！……早知道自己会坐进来，当时多批点钱，把牢房盖大点，多好。进去以后好好地看一下监规吧，千万不要违反了。”
黄义大原来以为不就是拘留嘛，坐不了多久就会出去的。听老所长这么一说，心里一惊，感到了情况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与黄义大先后被抓进牢房里的还有当时的县委书记石秀华（他的罪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蜕化变质分子），公安局长宋××，检察长阎××、副县长刘××、刘××等人（这些主要是因为站错了队）。
刘香喜也被抓进来了，这是任何人都能够想象到的事情。
没想到的是，郑有志也被抓起来了，贺霞也被抓起来了，贺霞的罪名是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资本家的黑管家、阶级异己分子。
公安局长宋××被揪出来，关进牢房以后，县公安局进行了改组，由下面调上来一位新局长×××。另外教育部门也从下面调上来一名青年干部钟昌斌加强领导。钟昌斌与×局长两人原来同在一个区里工作，关系一直很好。调到县里以后，因为人地生疏，家属一时没有过来，下班以后两人经常一起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喝点小酒、谈谈天。这一天，两人喝酒谈天时，钟昌斌看到办公室墙脚边堆了一大堆材料，出于好奇，捡起一份看了看，大吃一惊，原来竟有这样的事情！他叫过×局长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局长说：“这是六九五零部队走到的时候留下的文件，没什么用的。”钟昌斌说：“哦，哦，可不能说没有用的。这件事将来迟早要追查的，你在这个位置上，脱不了责任的。”两个人找来一个文件柜，就是那种木制的老式两门柜，把材料收拢来，装进去，然后找了几块床板，用钉子把柜门钉死，又打上一张封条。
十六年后……道县处遗工作开始，钟昌斌被任命为道县处遗工作组组长。时过境迁，千头万绪，处遗工作怎么开始呢？钟昌斌想起了当年的那个文件柜。但是，这么久时间了，它还在么？他急急忙忙跑到县公安去找，一看，大柜原封不动，立在原处，照样子用木板钉死，封条上的字迹还依稀可辨，打开，除纸张变黄了以外，所有的资料都原封不动躺在里面，十六年来竟没有任何人动过它们……
钟昌斌以手加额道：“天意啊，天意啊……”
第八十三章 牢狱生活
砰!身后传来一声沉重的钝响，铁门关严了。黄义大抬起头看了看墙上贴的“监规制度”，白纸黑字，一共六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不准交头接耳，不准高声喧哗；不准带火柴硬器入监房；不准抽烟饮酒；一切服从看守人员的管制；所有情况都要向看守人员报告等等。
从这一刻起，黄义大开始了人世间的另一种生活。
尽管所有的人从来都没有告诉他，为什么把他送进这里来，但“监规”上写得明明白白，送你进来就是要你“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
这个陈旧的看守所，共有十二间监室，每间约十平方米，原为住四个犯人设计，现在大约要关三十人左右。监室里只有靠外墙三米高处有一个很小的通气铁窗，小到把所有的铁栏杆弄断，也难容一个人爬出去；地面是水泥地面，非常潮湿，特别是春夏之交，一发“水南风”，墙上、地上均是湿淋淋，伸手一摸全是水珠。只要在看守所里住上一年的人，手脚都会患上关节炎。县广播站站长唐厚文是一个文人，文革初被打成“小邓拓”关了进来（注一），在里面坐了不到一年，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膝盖肿得很大，白天、黑夜“哎呦”地叫个不停，吵得众“牢友”无法入睡。牢房里面又潮湿又阴暗，白天黑夜都要开灯。每天“放风”的时间只有五分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看到天日，看到太阳从云层中洒下的金光。放风的时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呼吸，抓紧时间、集中一切精力拚命地呼吸。唐厚文已经痛得走出去放风的能力都没有了，众人可怜唐厚文，每到放风时，便分头搀扶他到外面去见点阳光，吸吸新鲜空气。
犯人们睡的床，是四边用砖头砌有一尺高的一圈，中间搭上几根木料，用长木板并排钉成的一个大统铺。犯人进来从外面依次挨着睡，像摆咸鱼条子一样，床的对面有五十公分宽的空间，供犯人上下床和通行，里面的档头放了一个大便通，前面的床位被先进来的老犯人占上了，最后进来的只有靠里边睡，脑袋边上就是便桶。刚进来的人，不说别的，光是便桶浓烈的臭味就能让你马上晕倒过去。
因为每天只有五分钟放风时间，而且是一个号子（监室）一个号子地轮流放风，放完一个号子，关好了，再放第二号子，所以必须跑步前进才能解完大便，即使没有解完，五分钟时间一到，武装看守铃声一响，就马上必须提上裤子拚命地往回跑，稍有迟缓，就要在外面的地上罚跪。夏天不管太阳有多毒，冬天不怕下雪下雨有多冷，露天中一跪就是一两个小时。所有的人都特别害怕，不敢有丝毫迟延。
由于号子空气龌龊，卫生条件十分恶劣，每天都有几个犯人“拉稀”，没有办法，只能屙在便桶里，在那个窄小的空间里，那个臭气可想而知。黄义大刚进去的几天，闻到那种熏天臭气，就想呕吐，头昏脑胀，根本吃不进任何东西，送进的囚饭甚至一连几天不碰，眼睁睁地看着别的犯人狼吞虎咽地把它吃个精光。
对于每天放风上厕所，他也非常难以适应。当县长时，坐办公桌的日子长了，习惯了慢条斯理地上厕所，从从容容地方便，像很多搞脑力劳动的人一样，把上厕所看成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时间。为了适应这种崭新的方便程序，他真的没有少吃苦头。
号子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新进来的犯人首先要先倒七天便桶。就是在放风时，负责把便桶里的屎尿到进厕所。黄义大住进的那间监室，共关了三十一个人，黄义大一进号子，就有人说：“哎呀，义大书记，黄县长，你也进来了？”经他一说，大家都知道了这位新进的犯人的身份，因着这个特殊的身份，加之一看，双手捆得发紫，连筷子都提不起来，于是决定法外施恩，免了他七天倒便桶的“规矩”。
这间监房的三十多人，有因“派性斗争”遭报复抓进来的；有参与宗族械斗的头子和基层干部；有因长期外出云南、新疆等地区搞副业谋生的所谓“流窜犯”；也有个别偷摸扒窃的人；还有在外面打死人杀了人的刑事犯。这些从农村被关进来的人，最难受的是吃不饱、饿得发慌。有一些关得时间长了的人，因为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了，更是饿到了贪馋的程度。每人每餐十六两一斤的秤，只有二两八钱米（按规定是三两米，因为每人要抽出二钱米的饭加给在外面挑水或搞其它劳动的人吃），饭菜分别用两个小木桶送进来，每人一个铝制钵子，大家推选出两个分饭菜分得均匀的人来分饭菜，饭菜分好以后，统一摆在那里，喊了钓（号）再依次按顺序拿。菜里根本看不到一点油，吃的主要是萝卜、白菜，早餐就是几块酸萝卜。喝的水每个间子一天一桶子，大约二十斤，每人只分得一小口杯，天气再热，渴得难受，也只能留着这点水润润喉咙，从来不敢大口喝水；一身再臭，不到一月，不得放你出来洗一次澡。大家只好每天早上送进的那十来斤水，各人用自己的洗脸巾浸湿拧干，擦一下脸，余下的水按每天三人轮流擦擦澡或洗洗短裤。所以凡进来的人，都希望早一点判刑到劳改场去，不管怎么样，劳改场总可以吃得饱一点，活动面也宽一些，宁愿判重一点，也不愿意关在看守所里，受这个阎王罪。
刘香喜也被关进了这个看守所，他受的折磨比黄义大只多不少，可以说整个看守所三、四百号犯人中，第一个遭罪的就是刘香喜，黄义大只能屈居第二。比别人稍有不同的是，他从关进这张铁门的那一刻起就下定了必死的决心，这也是性格的使然，他对自己说：“进来了就别想着活着出去，出去了就要把这帮‘杀人犯’送进来！”他的这种态度，理所当然地使他遭到比别人更多的打击。对于自己的牢狱生活，刘香喜写了一首刘氏七律《死牢》：
春来大地鸟无声，
铁窗惊梦桔花闻；
勒索捆打催人命，
老君炉里整七年。
后来成了“告状油子”的李念德也在这前后，被送进了这个看守所，他没有和刘香喜关在一个号子，也没有和黄义大关在一个号子里，而是关在劳动号子里，这里关的都是罪行稍轻的犯人。
显而易见，李念德对于牢狱生活比黄义大、比刘香喜这些人适应多了。首先关在劳动号子这边本身就要轻松很多，而且还可以见天日，每天还可以多吃得几两米。即便是不安排劳动，关在号子里的日子，李念德也显得游刃有余。仅以放风为例，每天铃声一响，他第一个走出号子，到院子里溜一圈，伸伸腿，吸吸气，然后慢腾腾地走进厕所，解完手，系好裤子，走出来，晃晃悠悠朝监房里走，收监的铃声一响，他的一只脚正好踏进号子里，什么都不耽搁，时间一点都不浪费。他年轻，身体壮，劳动力好，做事又机灵，为人又强霸，当时牢里面也是“阶级斗争为纲”，不像后来有牢头、牢霸这些现象，若不然很可能成为一个牢头或者牢霸。
李念德的这个号子关了也有将近三十人，其中有两个重要人物，都与杀人事件有些牵连，一个是“红联”副政委贺霞，一个是“革联”司令张福山。
贺霞的主要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对于一贯认为自己“根正苗红”的贺霞，这一点打击最大，试想一下，一个阶级立场最坚定，阶级斗争觉悟最高的人，突然一下变成了“阶级敌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贺霞就像受了宫刑一样，身体的损伤说不上很大，但在心灵上比死还难受。但即便是在号子里面，他还是很坚决地与身边的这些人划清界限，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监督身边这些“阶级敌人”的活动。据李念德说：“这个人最喜欢打小报告了。”而李念德也确实是一个不老实的角色，不老实的人到什么地方都不老实，李念德在号子里面经常干一点点违反“监规”的事情，大错误不犯，小动作不断。这一天，李念德又做了一点违反监规的小动作，被贺霞汇报了上去。结果，从号子里拖出，跪到坪子里足足晒了两个多钟头的太阳。这是李念德自进牢房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平日挨骂、挨打、挨跪、挨罚，都是别人的事，从来没有搞到他身上过。他跪在坪子里被火辣辣的太阳把脑筋晒出了毛病，心想：屌你老母亲个“阶级异己分子”，比起老子还要低人两等（注二） ，敢打老子的小报告，老子不活了，老子跟你拼了。
体罚结束以后，回到号子里，李念德走到贺霞面前：“你这个畜牲养的，敢打老子的小报告！”“我没有……”贺霞刚要辩解，李念德的双手已经卡住了他的脖子，这双拿惯了锄头把子的手，铁钳一样，掐得贺霞脸也涨红了，眼也翻白了，嘴巴张得老大地拚命抽气……监室里的人看到要出人命了，喊了起来：“报告武装……”
武装看守听到喊声，跑过来，把贺霞解救出来，又把李念德用铐子铐上，关了整整四十天的小号子。
张福山的罪名是“反动组织坏头头，打砸抢分子”。他入狱以后非常紧张，表现得极度惶恐不安，对自己的前途非常悲观，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差。李念德看在眼里，对他很同情，利用自己身强力壮的优势经常帮助他，慢慢地两人成了朋友。在李念德准备出狱的前一个晚上，张福山趴在李念德身边悄悄地告诉他：“小李，我求你办个事，我有一本材料，关于杀人的事的，放在我老婆手上，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都是证据。我自己保管不了啦，放在我老婆那里也不安全，你出去以后，到盐业公司找到我老婆……就说我叫你来取的。你千万要把它保管好，这个东西迟早是有用的……”
李念德出狱之后，信守诺言从张妻处拿到了这本材料，这本材料就是“揭盖子学习班”的材料汇总，李念德一看，知道是朋友的生死相托，连忙带回去找到一个妥当的地方藏了起来。后因生活漂泊动荡，又先后换了十个地方保管，直至一九八二年才拿出来。李念德写给邓小平的“告状信”就是根据这份材料写成。
关于黄义大的牢狱生活，笔者想用黄义大本人写的一段申诉材料说明之，非亲身经历者无论如何写不出这样入木三分的文字。
把我拘留审查以后，对我的人生摧残，那就更残酷了，因为这个牢房是（县）武装部军管的，他们把我看成了不共戴天的大仇人，认为他们杀“四类分子”是“革命”行动，我身为一个共产党员，当时又是道县的县长，跑到省里去四十七军和省革筹的领导汇报，是为“四类分子”说话，是道县“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是“阶级异己分子”。他们依此上报了我与刘香喜两人的死刑（刘香喜：复退专业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原县革委会常委，坚决反对杀人，并为此而斗争），而且已经得到零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即原零陵军分区的批准同意，并盖上了大印上报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求处以死刑。因为我当时是省管干部，地区还没有权处死。后来，据说是华国锋同志知道了此事，说：“这个人我知道，道县大屠杀时他到长沙来找过我，为解决道县的严重问题出了力，做了很多工作，有什么问题叫他检讨检讨就行了……”判死刑省里没有批，我这才从死亡线上幸存下来。
但是像我这样手中掌握了他们杀人证据，而且又准备清算他们罪恶的人，倘若不能除掉，岂不是要留下无穷的后患吗？他们岂能轻易放过我呢？因此他们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企图把我关死在牢中。
他们摧残我的第一个手段是，严格禁闭，不准我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同我关在一起的人，他们的亲属，甚至已判死刑犯的亲属，都可以送点吃的东西进来，而我则不行。他们把我爱人孙美姣（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流放到僻远的小甲公社，几个小孩也不准在县城念书。把我的家庭搞得支离破碎。当时是低工资制，我每月工资九十元，在县一级来说还是比较高的，爱人工资每月四十多元，由于物价低，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每月有一百多元钱，养活四个小孩，只要节俭一点，一般还可以过得去。把我抓去坐牢以后，他们把我的工资也停发了，每月只给三十元生活费，还要扣出九元钱交坐牢的伙食费，剩给家里的只有二十一元，爱人以及帮我带着四个孩子的大姨，六口人，每个月只有六十多元钱，生活非常困难。几个孩子每天向妈妈闹着说：“吃不饱，饿得作难！”我爱人只能是含着眼泪，无法解释。大姨这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见着这个情况就带着我的大孩子（年仅十二岁）每天去挖土方卖，小女孩子年仅十岁，就去检一点铁矿砂卖……弄几个钱维持生计……
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爱人听说我在牢房里身体很不好，千方百计省下一点钱来，在乡下买了一些药，并买了一点猪肉，煮好后送到看守所。当时不准她请假，她顶着风浪，硬着头皮送回来。没有钱买车票，只能一个人走几十里山路，徒步赶到看守所。她到了看守所，找到老所长欧春林同志，将东西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对老所长说：“老黄已关了这么久了，身上又患有多种疾病，听说他近来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我这里给他送了点吃的东西和一点药来，你行行好，给我转交一下吧！”老所长说：“老孙啊，不行啊！武装部对他看管得很严，每天都死死盯着他，军管小组也经常给我们打招呼，不准他出来搞劳动，不准他与外界接触，坚决不准接受他亲属送来的东西。我怎能给他送进去呢？万一被武装看守人员知道了，他会被整死，我也下不了台。他们说黄义大是反革命……现在只有慢慢地熬，看以后怎么样吧。”我爱人没办法好想只有含着眼泪，拿起那些东西，痛苦地回去……
开始进牢房半年多，我不怎么觉得饿，甚至吃不下东西，半年以后肚子里的油水没有了，饥饿成了一个让人难受的恶魔。我感到胃在痉挛、在萎缩，但有一只手从里面伸出来，伸到喉咙口，想要向里面抓东西。再脏再臭的东西，吃到嘴里都又香又甜。在这种近乎贪婪的食欲面前，人的尊严几乎都丧失完了。牢里一年到头只有春节的大年三十，每人才能吃三、五点像螺丝肉般大小的肉丁和一点点粉丝，汤里可以见到一点油星子；平时的菜里是尝不到油味的。
一九六九年的春节，也是我到看守所以后的第二个春节。我心里盘算着，今年的春节怎么过？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可求的，因为这里天天饿得慌，就想过年这一天非要吃一顿饱饭不可。于是，在春节前七天，我就开始作准备，每天从我分得的老秤二两八钱饭里留下手指大小的一坨饭，储存在口杯里（冬天不会馊），准备大年三十晚上吃一餐饱饭！我想在这三百多犯人的看守所里，也只有我一人有这个创造和发明。谁知过年的头一天，又开始“清笼”了。“清笼”就是清理监房。这一天乌云密布，北风刺骨，整个看守所戒备森严；武装看守、军管小组的人员全部出动，一个一个监房清理，清到哪个监房，监房里的所有被关押人员带着自己的衣物用具，全部站到监房门口的坪子上，一个个地进行搜身检查，裤子上有皮带的一律脱了丢了。到检查我的时候，武装部的科长、军管小组成员，还有看守所的武装人员全部围拢过来，特别凶象，一件件的衣服要我脱下，被子抖了又抖，一个个衣服口袋翻了又翻，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这时他们突然看到我的口杯里有些剩饭，武装部的一名科长高声叫道：“黄义大，你这饭是怎么来的？”我说：“是我昨天不舒服，不想吃，又舍不得倒掉留下来的。”他们把眼睛鼓鼓地看着我没说什么。可另一个军管小组的人走上来说：“他妈的，简直扯淡，牢里还有饭剩？跪下！交代你究竟搞什么鬼！”一脚将口杯踢起，滚出好几步远。我处心积累的过年饭，被他们踢得撒了一地。多么痛心啊！叫我跪，我偏不跪，我昂首挺胸地站在原地。这时欧所长过来低声地说了一句：“你捡起杯子进去吧 !”待我进去以后，他“咣”的一声将门锁上了，我才没有吃更大的亏。
第二天，大年三十，下午六点钟，各个监房的门锁均在响动，送饭的人来了，大家分完了饭菜，都在不声不息地各自吃着。这时外面的爆竹声响彻云霄，我家离看守所也就是二百米远，我将饭菜放在床头，心里想着：我的小孩子是最喜欢放鞭炮的，他们今年还会放鞭炮吗？我爱人带他们回家过年来了吗？他们能吃些什么呢？大年三十讲的是过年团圆，可他们的爸爸却不能同他们坐在一起过年，他们能吃得下吗？我爱人这时会不会哭？我希望她不要当着孩子们的面哭，无论如何要带着孩子们好好地过一个年，告诉他们爸爸是无辜的，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的……一旁的牢友，见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有的过来劝我，给我端起饭说：“老黄，吃吧，等一会饭菜都凉了……”第三天是大年初一。我从小在家，爸爸妈妈每次过年都要说，这一天是新年的开头，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全年的吉凶祸福，小孩子不得乱说话，要讲也得讲那些吉利得福的话。可以说，人们对大年初一这一天是很迷信的。我一早起来，从监房的小窗户往外一看，白皑皑地下了一地雪，感到很兴奋，随口就念起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恰好看守“武装”就在外面，被他听见了，大喊一声：“黄义大！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没说什么，念了一下毛主席的诗词。”他说：“什么诗词不诗词的，你就是故意捣乱！出来！”把监房门打开，把我叫了出去，命令我跪下。我说：“我又没有违反监规，跪什么？”他更凶恶了：“你跪不跪？再不跪下，我拿根绳子来捆死你！”这些人是说得出做得到的，捆人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是受上司指使，特意躲在我的监房门口监听，等着要找我的麻烦，我真怕在这个“大吉大利”的大年初一里，就被他们死死地勒一绳子。只好在雪地里跪了一个多钟头。其它监房的人看到这个情况，都在悄悄地说：“黄义大一大早就被弄出来拜年了，我们可千万小心点。”
我们对我狠下毒手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对我进行死捆狠勒，这对我的身体摧残是最严重的。我自一九六八年十月被抓入牢房后，以批斗为名，对我进行勒捆不下百次。每次都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大体盘算了一下，批斗会开了一百多场，一般是我和刘香喜同志二人一起去的。每次把我们两人喊出去，先弄到看守所的一间小房子里，早有六、七个拿着绳子的人等在那里，我们一进去，就叫我两跪在地上，然后他们就用新棕绳将我们的双手反捆到背后，又在我们的身后放一张木凳椅，他们一只脚站在木凳椅上，一只脚踩在我们肩背上，双手用力拚命地勒，拚命地往上提，勒得绳子“咯咯”发响，有时新棕索经不起力勒断了，又重新换一根接着勒，捆得我们双手乌紫，血在手指头上变成乌黑，心脏“咚咚”地跳到嘴里，最后不知疼痛昏厥过去才放手。就这样先在看守所内死死地勒捆以后，再“五花大绑”拉去批斗会场。到了台上，又是一阵凶狠的捆勒，加以手脚上的“动作”，整得死去活来。上午从看守所拉出去，折腾一整天，傍晚才能回到看守所，那时已经是面目全非、不成人样了。双臂红肿紫胀，浑身疼痛难耐，脸也肿了，嘴唇却干渴得裂开了口子，眼皮像铅一样沉重，麻辣火烧，像有人拿着烧红的煤球烤着我的眼睛。走进监房，同监的牢友都围到我身边，问今天怎么样？我只有摇摇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他们把分给我的那一份已经凉了的饭菜端来给我，我尝了尝，哪里吃得下啊！有时吃几口，吞咽的痉挛使喉咙像刀割一样难受，只好躺下不吃了。就这么被折磨得饥不能食、寝不能安。可是一到第二天黎明，牢门一响，照例又来了几个手持绳索的暴徒，一边吼叫着我的名字，一边架着我出去，拉到斗争会场上，昨天做的一切今天又重新来一次……如此循环反复地拉到各乡、镇、场和一些重点村去进行批斗，使我的血管、肋骨均受到了严重的内创，把我这样一个过去身体很棒的人，摧残得左手残废不能提重东西，以及心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缠身。现在一到冬春之际，浑身的骨骼均痛得难受，常常是夜不能眠。
特别是一九六九年春，在道县一中大礼堂，有武装部的刘××副部长和周××科长以及县革委副主任王安生等人主持召开的以乡、镇、场、厂的武装部长为骨干、全县每个村民兵营长参加的一次所谓的“贫下中农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打算不把我整死，也要把我整成一个废人。这一天，整个看守所的早饭比平时提前一个小时送来，监房里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有的人预测，今天准有大事了，可能是要召开枪毙人的宣判大会啦！大家均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等待着，突然七号监房的门响了，我的心“咯噔”一跳，难道今天是我要大难临头了？果然是把我喊了出去。接着九号监房的门也响了，把刘香喜同志也喊了出来。仍是像往常一样，先把我们两人拉到看守所的那一间小房子里，照例又是他们站在板凳上，将我们两人死死地捆勒一阵以后，给我们训话说：“今天你们两个在会上要老实一点，否则要你们的命！”上午八点钟，我们两人被拉进了大会场，在一阵呐喊声中，把我们架到了台上。根本还没有人发言批判，就上来一群人就对我们紧勒死捆，把我们捆得脸青手紫。这时候台上有人提出，要把我们的衣服脱光了再捆。从会场的气氛和指挥这场斗争会的主持人的情况看，我感到今天的事态特别严重，是一场生与死的博斗。当时我想，我死不足惜，没有什么可怕的，但那数以千计含冤被杀的无辜生命，没能得到平反昭雪，那些指挥杀人的犯罪分子还没能清算，我不能这样不清不白地被他们整死！我一定要爱惜自己生命，保卫自己的生命，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这时有十多个人围着我，按头扯头发，用脚踢要害部位，剥我的衣服……这天外面阴雨绵绵，室内很寒冷，他们把我的棉衣扣子全部撕脱了，毛衣扯烂了，扯着衣领“哗哗”地往下拉。我口喊着“暴徒！暴徒！”双手紧紧箍住衣服，护住胸膛，躺在地上不停地滚动。他们则拚命得拳打脚踢剥衣服……他们把我踩在地下毒打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疼痛的感觉，只觉得天黑了，一个巨大的声浪在我身边滚来滚去，当时我好像只有一个意识还存在着：我还没死，我还没死，我还没死，没死……这时候台下有的人站起来高喊：“不能这么搞！黄义大犯了什么罪？你们干脆拉出去枪毙他算了……”台上的人则高呼：“打倒保黄派！保黄有罪！罪该万死！”台下的人也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主持会议的那几个人，原来装着什么都没看见，现在看到这种混乱局面，对着麦克风大声喊道：“大家不要乱动，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是整个会场大乱了，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斗争会显然无法开下去了，他们只好宣布散会，把我和刘香喜押出会场送回看守所。途中经过我家门口时，我看到我爱人流着泪站在那里。她见我一身衣服撕得稀烂，被打得鼻青脸肿、嘴角流血，气愤地跑到县武装部，找到了新调来的政委兼革委会主任陈凤国同志质问：“黄义大究竟犯了什么罪？是不是构成了死罪？即使构成了死罪也要依法判决才能执行！怎么能这样把人家整得死不死、活不活的呢？今天在一中的批斗会上，就是想把它的手搞脱，刚才拉起从街上经过，镇上的人哪个不议论纷纷，根本看不下去，今后就是要劳动改造也要有一双好手嘛！”陈政委听后说：“今天的事我不知道，我再查一查吧！”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拉我们出去批斗。
他们摧残我的第三个手法是企图把我关死在牢中。
关在看守所，比在劳改场更受罪。每天吃不饱，见不到阳光，空气污浊，整天要你坐在窄窄的木板床上，不准下地走动，不准与人交谈，有一段时间就连在监房内解小便均要事先喊一声：“报告武装，解小便。”才能下床，否则也要拉出去罚跪挨打。
我在看守所内，睡的地方只有二尺一寸宽？每天喝的水只有不到一市斤。
我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入牢起，到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止，四十个月的牢狱生活，等于下了一次长时间的地狱。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一个人来找过我问话和提审；也没有要我写什么交待材料。我曾两次向道县军管小组写信，质问他们：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不经任何手续，也没有逮捕证和拘留证，我本人从未在任何一个证件上签过名，画过押，就将我关押这么久？我要求你们当面审讯我，最好是公开得审讯我，有罪就判刑，无罪就释放。
一九七二年四月，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这一伙杀人的指挥者，感到再也无法一手遮天了，才与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将我从看守所放了出来，押送到距县城三十多公里的一个叫做洞尾煤矿软禁起来。此后我开始过着比看守所稍好一点的软禁生活。军管小组专门派了两个人跟着我，并给我划定了活动范围，规定“四不准”：不准接见外人；不准接见家属；不准寄信、打电话等任何形式与外联络；除劳动和吃饭，不准离开反省室。
王安生这时已当上了县革委副主任、军管小组组长，他亲口指示看守我的两个人和洞尾煤矿矿长周××同志，要我下煤井去挖煤。周矿长见我身体已极度虚弱，又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不用说下矿井去挖煤，恐怕走不到矿井底下就会摔死。他跑到县城，找到武装部政委兼县革委主任陈凤国同志说：“根据黄义大目前的身体状况，绝对不能让他去下井，如果一下井，马上就会出事故。”陈政委答复说：“那就安排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给他干吧，不能下井，就不要勉强了。”以后才改为养猪和种菜。
在洞尾煤矿的软禁生活，整整过了一年，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深入揭露，很多问题逐步清楚，我才被宣布恢复自由，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注三）
注释
【注一】文革初期道县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比照着北京的模式进行的，全国各地也基本如此，北京揪出一个大邓拓，道县就要挑一个小邓拓；北京揪出一个大彭真，道县就要揪出一个小彭真；北京揪出一个大刘少奇，道县就要揪出一个小刘少奇……
【注二】在李念德的心中是这样分等级的，四类分子子女在四类分子之上，四类分子在“阶级异己分子”之上。
【注三】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共道县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黄义大问题进行复查，经零陵地委和湖南省委批准，推翻所有诬陷不实之词，予以平反并恢复名誉。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