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30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七十七章 道县周边十个县市文革杀人概述
道县大屠杀无异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文革术语），冲击波四下扩散，受影响最大、照样画葫或有创新的是道县周围的几个县市。我们对这几个县的采访跑马观花，不细致，不深入，也不完整，但依然可以说明问题。
宁远县
宁远县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开始杀人。最先杀人的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四人。
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与道县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一山之隔。郑家大队杀人后，一些四类分子（子女）害怕被杀，跑到宁远这边山上躲藏。小欧家大队的一个社员上山打柴，听到冲里有人说话，走过去一看，没有人，却看到地上有人坐过的痕迹，还有几颗“喇叭筒”的烟蒂子，赶快回去向大队支部报告了，很快流言四起：
“道县黑杀团在我们县里开会了，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
“道县的四类分子和我们这边的四类分子串联，准备‘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八月十八日（农历七月十三）是鬼节的前一天，小欧家大队一个在外面做手艺的外流人员（非四类分子）回家过节，带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大队党支部和造反派（宁远“红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对该外流人员和地主分子欧涛玉等四人采取革命行动。大队贫协主席说：“七月十四日鬼门开，八月十五砍高粱，正是动手的时候。”当晚便将四人杀害。
自此，杀人风从道县刮到了宁远。
接着，麦地公社路田大队，以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为首，把三十八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推下废红薯窖，放火熏死后，盖土掩埋。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当时在晓睦塘大队蹲点，听到杀人风声后，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大队干部问他怎么搞，他笑而不答，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以掌代刀，做了个砍的姿势。但下面有人还没有理解深透，又问了一句：“李书记，你是说……？”大队会计有点文化脑子活接了一句：“死蠢，这都不懂，李书记是讲斩草除根。”李远生高兴地在他肩头拍了一巴掌：“聪明！”当即分工，全大队按照自然村分为两片，均由支委负责，分头行动。农历八月二十二早晨，以召集地富分子及子女分萝卜田为名，将其骗至预定地点，突然袭击，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家小共六十八人被推入地窖活埋。从而一举夺得全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比道县的跃进大队还要多杀五人。
弯子里大队是宁远杀人最血腥的一个大队。可以说山涧溪水泛红，杂草树木泣血。这个村子不大，村民多数姓郑。一九六七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仅仅一个早晨，小小山村就有五十多人（主要是地富及子女）被大队干部指挥民兵用乱刀砍死，抛尸地窖。被害人中，身材高大的郑工金被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人凶手用锄头将其挖断成三段，塞进窖里。十二岁的少年郑山壮为了逃命，跑到山上，爬到一棵树上躲起来，结果还是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拚命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牛做马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十七岁的少女郑翠云，因为长得秀气，被本村的几个人拖到大队小学里面轮奸后，活活砍死。十二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寒气逼人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总算留下一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致使行走都困难。村里三个私心重的光棍汉，趁机将三个有点姿色的地富家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堂堂正正”地娶回家来。其中一个女人，已怀孕九个月，因肚子太大，一时不便娶回家，准备生产之后，再娶，后设法逃脱，在外面重新嫁了人，总算逃脱了刀口嫁人的命运。
该县杀人的特点是：一家家地杀，男女不分，老少不留，杀光杀绝。当时宁远县流行一句话：（四类分子）北瓜崽崽，扣子那么大一粒都要搞光。
因隔河较远，河汊分布不及道县丰沛，杀人方式多为刀砍和活埋。
该县文革杀人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开始至十月二十五日结束（也是全地区杀人的结束），共杀一千零九十二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华县文革杀人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始至十月二十五日止，历时五十七天，共杀八百九十八人。
八月下旬，道县洪塘营公社地主（子弟）杨铁桥全家五口被杀四口，仅杨只身逃脱，逃跑到江华县湘江公社苗子园大队亲戚家避难。洪塘营公社多次派人前来追捕，同时散布道县杀人情况。苗子园大队干部开会讨论，认为“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道县杀得，我们这里也杀得。于是在八月二十九日把大队上一名有男女作风问题的富农子弟拖上山投了天坑。在全县首开杀戒。
此后，谣言四起，杀人风迅速蔓延。
贝江公社贝江大队，有人提出“阶级敌人全杀光，从此天下就太平”的口号，把全大队所有的地富分子及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全部杀光。
大石桥公社妇女主任在回公社的路上，看到几个地富分子坐在路边抽烟、谈白，认为是四类分子开黑会、搞暴动（实际上是出义务工修路，工间休息，农民称之为歇烟气），立即到公社报告了。公社领导马上组织民兵将人抓来公社，刑讯逼供。连续吊打三天三夜。其中一个名叫江光芳的富农分子熬刑不过，瞎编乱造，供认参加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同时供出成员一百三十一名，其中竟然包括公社书记、社长、文革主任。大石桥公社立即顺藤摸瓜，严刑逼供，大肆追查，并成立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审判。开始准备杀三人，后来会上提出杀七人，最后杀了十四人。曾参加过桂东游击队、担任过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在其中被执行了“死刑”。
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懃（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兄）被反复批斗，刑讯逼供，逼他供认江华是叛徒、假党员，虞因不堪凌辱被逼自缢身亡。
该县杀人起步稍晚，动手时六九五零部队已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封刀时已到是年深秋，数量上虽然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行使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些操持全县生杀大权的人接到沱江区鲤鱼井公社杀人情况的汇报后，召开核心成员会议，县武装部政委、抓促领导小组组长王宏词在会上批发了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现全文抄录如下，看看这些县太爷是怎么制止杀人的。
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九月十日，该意见在全县部分政法干部中传达，遭到其中一些人的抵制，虽未能全面贯彻，但对全县乃至整个地区杀人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此意见绝非个别现象，其立场观点也不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党政军领导的专利。
江永县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开始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该日上午，桃川公社石砚大队下放知青王××在江永县城被杀。同日晚，江永县铜山岭农场跃进大队召开全场职工大会，枪毙两名老“地主”和两名“地主狗崽子”，并吊死一名丧失阶级立场嫁给“地主狗崽子”的青年妇女。农场数百名职工和近百名知识青年被通知到队部禾堂看处决，“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
将该县文革杀人事件推向高潮的是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杨修玉系道县祥霖铺人，大屠杀期间，他回道县探亲，沿途看到河里飘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又到道县的同僚那里取了点经，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公社后，于八月二十五日召开全社各大队“五巨头”会议，把在道县看到的一些情况和道听途说的一些谣言，向各大队的“五巨头”们吹了吹风。所以这次会议又被称为“八•二五杀人吹风会”。
第二天，公社又召开各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即贫协）负责人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正在开会，文革大队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领一些人，敲锣打鼓进了会场，向公社报喜：
“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文革大队贫下中农，粉碎了一次阶级敌人的暴动阴谋，镇压了六名阶级敌人，特向公社报喜！”
会场顿时开了锅，人们再也坐不住了。
“还开什么啰，文革大队走在我们前面了，我们落后了。”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干一干！”“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还等在这里干什么？赶快回去行动哦。”
一轰而散。纷纷赶回大队部署杀人。三天之内，全社共杀一百二十六人。
紧接着允山公社公安特派员张文德为首策划，趁允山赶闹子的时机，以“允山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枪毙了该公社的三名四类分子，围观者数以千计。张文德亲自起草杀人布告，布告的落款也很值得玩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贫下中农
副院长 造反派
这张布告，张文德命人抄写几十份，从允山一直张贴到江永县与广西搭界的龙虎关，沿途六十余里，经过允山、回龙圩、夏层铺、桃川、粗石江、源口六个公社，整个江永县为之轰动。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三百二十五人。
双牌县
双牌县文革杀人事件共杀三百四十五人（其中被迫自杀四十八人）。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
双牌县是一九七零年以后新建的一个县，文革“杀人风”时期叫潇水林业管理局。一九七八年行政区划调整，原属道县的理家坪公社、车头公社的双峰大队划归双牌县。该县文革“杀人风”主要集中在理家坪和江村两个公社。潇水林业管理局开始杀人的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最先杀人的是现已划归永州市管辖的何仙观村（大队）。相传该地为何仙姑修炼得道的之处，现为零陵地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杀人情况与道县类似。
由于采访任务的需要，我们每到一处都特别关注那些没有杀人的公社（农场，林场）或大队，在道县如此，在其他县也如此。在双牌县我们看到了一只十分值得解剖的麻雀——阳明山林场。这里山深林密，社情复杂，外流人员多，一直是潇水林业管理局狠抓阶级斗争的点，也是阶级斗争抓得最得力的点。文化大革命中，该林场派性斗争十分激烈，抓的人最多，批斗的人也最多，但是在四面八方都在杀人的情况下，却一个人也没有杀。为什么呢？原因也跟道县杀人最少的仙子脚区差不多，就是林场武装部长和党委正、副书记在杀人问题上意见一致：他们杀他们的，我们这里没有上级的指示，坚决不动手。
当时有一个问题笔者没敢问：“假如上级来了指示的话，你们杀不杀呢？”
新田县
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以召开万人大会著称。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开始杀人，动手较晚，但声势浩大，全县二十一个公社有十八个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会。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杀人就要开会，开会就要杀人。
与道县不同的是，新田最先开杀戒的地方是城关镇，即新田县城。是从城镇杀向农村的。九月八日，新田造反派组织“联总”在城关镇召开全镇革命群众大会，枪毙了五名“阶级敌人”。“联总”总指挥王雄宏在大会上说：“我们城关镇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在这里杀几个坏家伙，将对全县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总的估计非常正确。这种开大会杀人的方法很快便为下面各区社效法。
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革命亮相干部”肖德雯在他的讲话中没有直接表明对杀人事件的态度，但特意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城关镇万人杀人大会之后，“联总”下属的一个群众组织新田县“湘江风雷”的头头肖邦久起草了一份《紧急倡议书》，在全县范围散发，鼓吹杀人。另一个头头副司令兼县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长雷玉荣，专门组织了一个手枪队，哪里杀人就到那里去支援。
掌握政府实权的县武装部负责人对杀人事件明不反对、暗中支持。八月二十八日，武装部负责人召开全县各公社骨干会议，传达四十七军关于制止杀人的有关文件时，只传达文件中讲杀人情况的前半部分，有关制止杀人的后半部分则拖到七天之后的九月十五日才另行贯彻，此时新田县已经杀成一片血海。
冷水滩市 永州市（零陵县）
这两个市文化大革命时期尚未建市，统属零陵县。
冷水滩市文革杀人事件，除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外，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的一起刑事案件也起到了某种导火索作用。该日，现属冷水滩市的郝皮桥公社庄冲大队尹村生产队队长雷付生与邻居地主子弟郑荣垒因小孩玩火引起纠纷，发生斗殴。打斗中，郑荣垒失手将雷付生打死。郑撞下大祸后，惊慌失措跑到山上躲藏，被大队民兵搜山抓获，当场用石块棍棒打死。八月十六日，郝皮桥公社召开群众大会隆重追悼雷付生，声讨四类分子的滔天罪行，要为阶级兄弟报仇雪恨。会上提出“阶级敌人要翻天，我们要坚决镇压”！要求各大队贫下中农行动起来，对郑荣垒这样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采取“果断措施”，打掉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追悼会后，各大队开始杀“四类分子”，并迅速地引发全市性的杀人事件。
永州市文革杀人事件应当说是从富家桥杀开的。虽然此前，早在七月二十三日，已经发生了黄田铺公社双江桥大队支部副书记胁迫三名地富子弟将地主分子蒋德生父子三人沉河的事件，但该事件一开始并没有被认为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而是视为报复杀人的刑事案件，因而对全市性的杀人事件几乎没有影响。八月下旬，富家桥区富家桥公社永兴桥大队受道县“杀人风”影响杀了该大队三名四类分子。区武装部长唐××接到报告后，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讨论制止滥杀的问题。于是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区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但是会议的气氛与原来的设想有些格格不入，大谈阶级斗争，大谈各种道听途说的敌情，谈到激动处有的干部甚至捶胸顿足、热泪横流。湖南一带农村干部有个好喝几口小酒的习惯，当年的会议餐不像后来安排得这样周到，一般不安排酒水，所以休会的时候，一些干部打平伙买酒喝；酒买了，没有酒碗，就跑到区供销合作社去借。站日杂柜的营业员是个地富子弟，说：“我们这里的碗不能借，只能买。”借碗的干部不高兴了，说：“你一个地主崽子神气什么！”该营业员仗着自己是吃国家粮的，不把农村人放在眼里，态度十分恶劣地说：“不能借就是不能借，这是国家的财产，借给你用过了，还怎么卖？”结果激起了与会干部的愤怒，把他从柜台里拖了出来，拖到旁边的河边上，从二十多米高的桥上扔进河里，淹死了。
这件事如一粒火星落到一大堆干柴上，立即引起一场大火。“屌他老母亲的，一个地主崽子都敢欺负我们！”与会的社、队干部议论纷纷，越说越气，会也不开了，一声喊，纷纷赶回各自社、队布置杀人。三天功夫杀了一百五十八人，占全市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蓝山县
蓝山县是整个零陵地区开始杀人最晚的县，（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才开始杀人，整个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一百四十五人。该县杀人的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该县最典型的杀人案例发生在清水大队。该大队杀人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派了村子里一个“蠢子”（脑筋不太灵活的人）去执刀。因这里杀人也跟道县一样有“手续费”，就是给钱或给谷子，这个“蠢子”杀了十九个人后，找到大队干部要分谷子。大队会计说：“十九个难算，干脆再杀一个凑个整数。”于是这个“蠢子”又跑回去，找到本村一户地主家，把地主家的小孩子随便捉了一个杀掉，凑齐二十个整数。
祁阳县
祁阳县是湖南省著名的地方戏祁剧的发源地，民间素有“唱不过祁阳”之谓。
该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一九六七年文革杀人事件中，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用捆绑吊打的办法，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等人扩大战果，组织深挖广查，很快将该组织成员“发展”到六百多名。其他各公社积极响应，追查风扩展到全县三十三个公社，其间共杀二百一十八人，刑讯逼供致伤致残一千余人。
东安县
东安县是全国闻名的武术之乡，与祁阳对应，有“打不过东安”之谓。该县距道县较远，位于京广线上。一九六七年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出现的文革杀人事件中，仅杀十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的“杀人风”平息八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因审查一名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审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在县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从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到九月十三日，九十五天中，挖出了一个有二千二百五十八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刑讯中，打死一百四十一人，被逼自杀二百七十八人，致伤致残一千一百三十二人。
当年的“铁案”，文化大革命后复查，竟无一例是真。
如此说开，还真不好界定那场文革大屠杀的时间段和被杀人数。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