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28日讯】【导读】《血的神话》是一本描写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发生在中国湖南发生的一段被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作者谭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了深入地调查。被调查者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保证提供了大量真实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五十多万字作品。由于人生际遇，作者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记录者和民间采访者的双重身份，能够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真相。尽管这是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但是为了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七十五章 遭遇被害者遗属堵门告状
随着采访不断深入，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你认为它不可能开始得很顺利，它偏偏顺利得叫人难以置信，当你认为一切都已理顺，准备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去做的时候，它偏偏又让你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大约在采访进行了二十几天以后，某日，我们从下面采访回来，刚进招待所房门，连口气都没来得及喘匀，就听得有人敲门，打开门，哗地涌进了十多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把个小小的客房挤得满满的。开始我们弄不清是些什么人，非常紧张，连声问：“你们找哪个？”其中一个男人（注一）回答道：“我们是‘乱杀风’的遗属，来找领导告状的。”听到他的回答，其人就像排练好了一样，纷纷从身上拿出“状子”齐声说道：“请领导为我们做主。”
我和张明红连忙请他们在床铺边上坐下来，有什么事情慢慢讲，有几个人看到坐的地方不够，坚决要求站着：“领导您老人家坐，我们站惯了的，站着好。”
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我感到手足无措。一方面，采访受害者遗属一直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心愿，但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这么多遗属找上门来，岂不是天赐良机吗？就此进行一次深入采访，听听他们在大屠杀中的遭遇，看看他们眼中的文革杀人事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这里对他们进行了集体采访，其后果的严重性恐怕不会是采访被迫停止那么简单，很可能从前所做工作都将付诸东流。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多想，也不可能与张明红进行沟通。
我向他们解释道：“你们搞错了，我们不是什么领导，是广播电视台的普通记者。处遗工作的案子，我们无权过问，也没有能力解决。”
一位遗属的一句话叫我至今哭笑不得：“你老人家就莫谦虚了，我们早就知道了，你是省里来的大官僚，他们讲你是刘少奇的儿子派来的。”
他的话让我心头猛地向下一沉，不禁想起几天前，我们在四马桥区采访时，一名村干部当面质疑我的一句话：“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记者？杀几个四类分子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土改时也杀了，怎么没有看见有人说东说西。这一次虽然杀得乱了一点，政府已经给他们赔了钱，平了反，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们为什么尽帮着地富讲话？”他实在是冤枉我了，我心里怎么想且不说，但嘴里确实没有帮地富讲过一句话，我只是问他，杀的都是些什么人，是谁提出来要杀的，怎么杀的，定的是什么罪名，这位村干部好像是火眼金睛，根据这些问题就看出了我是在为地富讲话。坦白地说这时我确实开始了对土改运动的反思，因为不反思不行，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是有其理论基础的，这些理论基础按层次可以分为三条：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三、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杀人事件是民主革命补课。而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则干脆把它称之为第二次土改。由此不难看到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与土地改革运动的一脉相承之处，要想对杀人事件作史的答复，必须对土改运动作史的反思。但是这些念头一在脑海浮现，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大逆不道和诚惶诚恐。所以我在采访中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带任何感情倾向，甚至和张明红讨论采访材料时，也都这样。遗属的话虽然纯系空穴来风，但让我感到了极大的不安。也许他们凭自己的愿望，把我们想象成“微服私访的清官”，也许这后面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其他隐情。
我只能硬着头皮向遗属们解释：“你们不要听别人乱讲，我们确实是非常普通的记者。”我把工作证掏出来给他们看，“我们真的没有能力为你们解决问题。你们有什么冤情，有什么要求，可以向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反映，他们是党和政府派下来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的话还没有落音，遗属们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了：“找过了，早就找过了，没有用。”其中一个抱着婴儿的青年妇女流着眼泪说：“我就是因为揭发祸害我的几个杀人凶手，他们的老婆就堵上门来，骂我是狐狸精，勾引她们的男人，还要打我。那几个杀了我父母兄弟又强奸我的人，到现在一点事都没有 （注二 ）……”
我的心头像打鼓一样咚咚作响，不知道下面的话该怎么讲，幸亏张明红这时候用本地口音说话了：“大家的遭遇我们非常同情，但是你们真的找错人了，我们到道县来的任务是采访农村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的，无权过问处遗工作的事情，你们找我们就跟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人一样，没有任何用处。我自己就在零陵工作，要是有用不早就有用了？”
听到张明红这么一说，遗属们不说话了，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其中一个男人，看得出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他好像心有不甘地问道：“你们到底是不是记者？”“我们是记者。”“我请求记者同志帮我把状子递到省里去，可不可以？”我实在没有勇气再拒绝这个要求，便答道：“这个可以做到。”“我也要求递上去。”“我也要求。”其他的遗属也纷纷把“告状信”递到我们面前。
收下了十多份“告状信”，把遗属们送走了。我与张明红坐在房间里面面相觑，良久无言。
突然张明红问道：“谭领导，你对刚才这个事情怎么看的?”
我说：“就是你，到哪里采访就说我是省里派下来的领导……”
“哎嗬嗬，你还怪我，我说你是领导，你摆出的领导派头比领导还领导。”
我说：“别开玩笑了。我感到很担心，不知道我们的采访哪里出问题了。这种传闻出现，对我们的采访很不利呀！”
张明红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看来你还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小谭啊小谭，你也不用跟我装，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小子脑后有反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哪里是来创作一篇拨乱反正的文章，你小子是在引爆一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原子弹。你认为处遗工作组的人都是傻子，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你也不想一想，有的人那么干脆地把那么机密的文件复印给我们，连个最起码的组织程序都不走，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不明白这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他们是对文革杀人事件有看法，对处遗工作有看法，希望通过我们把真相捅出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不过……我也要老实地向你坦白，刚开始对于道县杀人事件的看法，我与你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次采访对我来说，就像经历一次唐山大地震，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的党这么多年来都用的一些什么人，做的一些什么事呀！再不改革就完了！”
明红的话，开始让我心头一惊，继而敬意油然而生，到底是长年累月在基层摸爬滚打的人，比我要成熟得多，于是我向他请教道：“你看，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呢？”
“加快速度，尽快结束采访，走多了夜路迟早要碰鬼的。”
“这些遗属的告状信呢？”
“留着当个素材吧。”
“答应了人家的，不递上去不好吧？”
“小谭，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就是这一点，聪明而不失天真。递就递吧，但要在采访结束以后再递，无非图个心安，没有任何用处。他们的这些告状信，不说递过上千次，至少也有上百次，别说省里，连中央都递到了，有什么用？小谭，我要提醒你一句，遗属当中有公安局安排的耳机。”“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这种事情只有你们这些坐在象牙塔里的人不知道。”看到我大吃一惊的表情，张明红接着说：“把你的嘴巴闭拢来好了，张得那么大给谁看？跟他们接触一定要慎之又慎。你今天做得很对，不然麻烦就大了。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赶快洗澡休息吧，明天还要下去采访呢。”
张明红休息以后，我照例要将每天的采访材料分类整理一下，这一次因为“告状信”太多，来不及一一细看，便专门从中找出了那位抱婴儿的青年妇女的“告状信”来，从信上看到，她叫蒋鸾荣，三十六岁（一九八六年），原系蚣坝公社新油榨大队第七生产队社员，现出嫁马家岭大队。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四类分子（及子女）家庭的女性成员，被强奸和轮奸的不在少数，但因为种种原因，像蒋鸾荣这样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讨还公道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非常之少。请允许我把她的悲惨故事讲给你听：
一九六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一，令人心悸的白天过去了，凝重的夜幕笼罩了新油榨大队。在一间家徒四壁的水（土）砖房里，十七岁的少女蒋鸾荣搂着十二岁的妹妹蒋凤荣浑身发抖地躺在床上。她不敢哭，也不敢出声，她怕，她怕一哭出声来连自己和妹妹的命都一齐不保了，她甚至不敢发抖，可是浑身的肌肉不听话，拚命地抖，抖得她心惊肉跳。上午的时候，她的父亲蒋有训（五十八岁）、母亲李彩珍（五十六岁）、大弟弟蒋宏元（十四岁），小弟弟蒋宏仕（七岁）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大队民兵营长杨简吉带人押到舌子塘半山岭上丢了硝眼。一家人，顷刻间只剩下她和妹妹两个女崽。
她睡不着，她怕黑，尽管灯油非常珍贵，她还是把油灯点亮了，只是把灯芯挑到最小最小，暗夜中，有一点如豆的火光在跳动，她的心多少有一点安稳。
半夜时分，紧闩着的房门发出了咔咔声响，吓得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又是咔的一声，门被人用锄头托开了。几个人影冲进来，径直向床边走来。蒋鸾荣终于看清了，就是队上的几个人，领头的是杨简吉同母异父的胞弟邹良生，他们的脸上没有了白天那种凶神恶煞的表情，而是带着一种奇怪的笑容，笑得蒋鸾荣心头直颤。她一时还没想明白，他们想干什么。妹妹也惊醒了，吓得直哭，她连忙用手捂住妹妹的嘴巴，紧紧地搂住。不过，很快她就明白了，他们想干什么。邹良生等人走到床边，二话不说就扯她的裤子……妹妹凤荣也停止了哭泣，惶恐地睁大眼睛，看着这些男人们狗一样趴在姐姐身上，吓得魂不附体。由于营养不良，她长得又黑又瘦，看上去就像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此时此刻她真的应当感谢她死去的父母，平时不肯让她吃得太饱，否则天知道这些欲火中烧的男人们会被她勾引出些什么想法来。蒋鸾荣这个可怜的姑娘就这样在父母弟弟被杀的当天晚上，被杀人凶手们轮奸了！凶手们轮奸的蒋鸾荣后，又将蒋家的财物查抄一空。蒋鸾荣在她的“告状信”中写道（显然是别人代笔的）：“这些杀人凶手，白天杀了我的父母兄弟，晚上就来强奸我，太过于欺负人了！其行为与禽兽何异？若不绳之以法，国法何在？天理何存？”
当看到材料里说蒋鸾荣被轮奸之后，一天清早，她到山上检柴火时，本生产队一个四十岁的老单身公突然从毛伙中（灌木丛中）窜出来，把她拉到毛伙里强奸时，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这真是“太过于欺负人了”！
我提起笔在记事本上写下了一首诗：
只要一深呼吸
身体里就会有一个地方
痛
正在记录的文字
就是这样的深呼吸
只是
痛的地方
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泪
也是这样的深呼吸
因为是涌出来的
反而不知道
哪里痛
爱
就更是了
它长了翅膀
会飞
飞的疼痛
只有苍天知道
二十年又过去了，公元二零零六年，笔者为采访“告状油子”李念德再赴道县，与蒋鸾荣又一次不期而遇。当李念德把我带到她家指着一位留着短发、体态微胖、低眉顺眼的老妇对我说这就是蒋鸾荣时，我竞毫无印象，根本无法把她和记忆中的那个清秀端庄的青年妇女联系起来……她却一眼认出了我：“记者同志……你不记得我了？你还买过一碗面给我吃的，你记不得了？”是的，我确实有些记不得了。
看得出来，蒋鸾荣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环顾四周，跳入我脑海的第一个词还是“家徒四壁”。但是，对于当年的事，她已不愿再提，甚至不愿意再想。生活所赐与她的一切，她都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她对我说：“过去那些事，就不用再说了吧！我已是有儿有孙的人了，那些事情想起来真的对不起后人。不要讲了，真的不要讲了。”
唉……我在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位道县的领导干部说得确实不错，时间确实能淡化一切，包括苦难，包括仇恨，包括耻辱，包括悲哀，甚至包括记忆。但是，我能理解蒋鸾荣，理解这个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理解她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我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话题引向她今天的生活，果然不出所料，她的日子还是过得很难，很辛苦，但比从前好多了，崽女媳妇都到广东那边打工，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作着一点责任田，钱上头虽然还很困难，但饭还是有得吃。她相信只要苦巴苦做，不惜力气，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随随便便地扯了一阵，蒋鸾荣忽然说：“谭记者，你也……老了，有孙子了吧？”我摇了摇头，看到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把眼睛看着她，以为她还有什么要求，希望我能给带到上面去。可是她什么都没有说。
直到我起身告辞时，她突然说道：“记者同志，你也莫搞了，搞得不好害了自己还要害崽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只要他们以后不杀人就可以了。”
我的心头又是猛地一颤，面对着这位憨厚善良的农村妇女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一个人只有从挨饿和受歧视的状态下走出来，才可能不去乞求别人的怜悯，而去关心别人。我感谢她对我的关心，也感谢社会的进步。我不希望看到她低眉顺眼的样子，但愿她能仰起脸来，让灿烂的阳光照亮慈祥的面庞。良久，我才一笑道：“蒋娭毑，现在，害怕被杀的已经不是你们，而是他们了。”
望着她茫然的表情，我知道她没有听懂，她也确实很难听懂，我也不希望她听懂。记得我在采访一位杀人事件责任人时，与此人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笔者：“听说你在镇上有一个铺子，乡里有养猪场，还有一个石材厂，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的财产，但是我知道，光工人你就雇了小一百人。如果放在土改时，你说说应该划个什么成分比较合适？如果放在六七年，你说说会不会把你牵出去杀了，分你的财产，强奸你的妻女？”
责任人抗议道：“我的财产都是合理合法得来的！”
笔者：“我什么时候说过你的财产来源不合法？你是搞过土改工作的，我问你，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划成分的时候，问没问过财产是怎么来的？”
责任人沉思良久：“问吧。只要我晓得的，我都告诉你。”
注释
【注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蚣坝公社光家岭大队的杨庆雄，关于他的故事，笔者在前面已经讲过。
【注二】一九八七年六月，为首轮奸蒋鸾荣的邹××终于以强奸罪被逮捕法办。
（待续）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